沙汀画传-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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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材料不能不写。他回忆起几十年的生涯，决定把真实的历史留下来。坐牢四年多时间，他伏案写下了一份份书面材料，把自己的家庭，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过程，三十年代在上海，抗战时期在延安、重庆，四十年代在安县隐居的生活，一条条记录在案。他写了与茅盾、周扬、艾芜、何其芳、李劼人、陈翔鹤等人的交往。受当时认识的限制不可能不“上纲上线”，但一件件一桩桩都是事实。这些材料总共有十几万字。
沙汀比我关进昭觉寺要早半年。这里的正式名称叫第八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吃三顿饭以前也要汇报，一共是五次。起床后必须坐窗旁读“毛选”，不许东张西望。沙汀反应不灵活，卫兵经常在我窗外偷偷过去，发现他在张望，便罚他九十度。沙汀挨罚挨得多。还有一个赵苍璧，是陕北人，念早请示后面那句“坚决执行，句句照办”，发音不清楚，营指导员硬说他念的是“拒绝照办”，就在沙汀窗前挨惩罚。
沙汀和刘文珍学我们的办法，传递过一次东西，出了岔。沙汀把感冒药放在地上，然后，“十七号报告”，说刘文珍把东西丢下了。卫兵训斥一顿刘，刘把药取走。本来干得还行，不知怎么的被识破了。沙汀罚站，各屋翻查私藏物品，来了个底朝上。我偷偷问过沙汀：“你搞过地下工作，未必连个卫兵都对付不了？”他说：“我耳朵聋。”原来是第二天放风，刘文珍挨近他小声表示感谢，他没听见。再提高声音致谢，卫兵倒听见了。于是彻底暴露。
全监狱除了杨超，就数沙汀老实。他一点越轨行为都没有。让他出来，让他九十度，他就照办。他写了许多材料，记不起就说记不起，从来不乱说，也不告饶。他有胃病，吃得少，在昭觉寺戒了烟。从来不去求卫兵做什么事。可是五十军破坏寺庙大殿，拆下贵重的木料打家具、建营房，他气得脸青青的，说这是毁灭文化。①沙汀对喊报告，早就不耐烦了。郑瑛非常硬气，她喊一声“报告”，要求抽烟。得到准许后，就一支一支抽下去。监管人员来干涉，她理直气壮，说抽烟没有中断啊，你们早就准许的啊，弄得卫兵答不上腔。沙汀把这件事情看在眼里，想出相反的软性斗争方式。
为了防止自杀，夏天他们囚室里是不准挂蚊帐的。到了晚上就得消灭蚊子。最有效的办法是先把室内电灯闭掉，然后走出房门，等一会儿蚊子都扑在窗上，再进屋打。他事先故意多放蚊子进来，然后，出门，进门，出门，进门，按规定一遍一遍大喊“报告”。弄得卫兵不耐烦了，告诉他喊一次可以连续出入房间，他的“计谋”成功了。那年春节，他写了一首打油诗：
不炼金丹不参禅，
马恩列斯有遗篇。
斗私批修诚盛事，
报告声中又一年。
因为与外界完全隔绝，外面发生的事情是要凭据狱内的点滴变化来判断的。1969年有一天听邓华大哭，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才知道是被释放去参加“九大”，当中央候补委员了。1971年10月，林彪事件已发生一个多月，他还不知道。只是发觉“早请示，晚汇报”停了，也不喊“永远健康”了，感到奇怪。郭付仁的家属探监时偷偷告诉了郭。杜心源臀部生疮，卫兵不愿替他擦药，喊郭来干。于是，林彪爆炸的消息才传开。
寺内的空气明显松弛下来。这里，省统战部过去办过一个政治学校，有一个图书馆，现在允许借马列的书来读。他借机重读了一些书。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工人生活之细致，分析之透辟，让他叹服。想到自己对中国农民的了解，实在太肤浅。
现在，关押人员之间也可以互相交流读书心得，可以摆龙门阵，与狱外的亲人也可以通信，定期会面了。只是不准谈“文革”，不准谈自己的“案情”。
可是林彪事件的第一影响就是让人们对“文革”发生怀疑。起初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压在身上的负罪感减轻了。他固有的思想习惯在渐渐瓦解：这样损失巨大地搞一场“革命”是必要的吗？既然把接班人选错了，还不是其他事情也可以搞错？一连串的问号从心头升起。
（从林彪事件发生才开始怀疑“文革”，不算早呢！我是后知后觉。中国的政治生活已经规范了我们的思维模式：林彪叛党叛国，一切罪过当然都出于此，其他事情也都得到解释。很长一个时间，国家大事不过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有一件老百姓的事使他长久不安。大约1970年以后吧，四川的灾情严重，一些农村姑娘被迫流到外省去，为了活命随便地嫁人。有的被人贩子骗走，失身沦落。昭觉寺难友们经常谈起这个话题。一次，有一个外籍的同志对这些女性加以责难，认为她们不看看自己，语带嘲讽。沙汀同另外几个人立时纷纷嚷叫起来：“我们当干部的应该知道惭愧！”
他同情这些背井离乡乃至被骗的姑娘，不禁联想起解放前从河南流落到四川来耍把戏的外地女子。没料到解放这么多年，还出这样的丑事。
他的一个女儿写信告诉他，她要结婚了。信中说男方很可信赖，让他放心。这是学医的刚颀，大学毕业后原本分在一家军医院。父亲成了“黑帮”，她被赶到一个工厂医务室做了厂医。读了她的信，他百感交集：孩子长大能自立了，现在又要办终身大事，可她母亲逝世已经五年，自己身陷囹圄又不能参加她的婚礼……远在灌县工作的刚锐带着孙儿几次来看他，使他特别欣慰。他还被狱中的友情包围。这都是一些高级干部，平时有的人难免养尊处优。共同的监禁生活把他们连在一起，不分上级下级，人人平等，有了一种真正的同志感、亲切感。人也一个个变得年轻，好像获得了一片童心。
沙汀不露锋芒，但好心情激动。狱规放松以后，大家可以一起烤火、下棋、打拳了。他不会玩，打拳是乱划一气，我就冲他喊：“沙汀充壳子！”充壳子就是装像。
我这是故意学四川话，说着好玩。其实我不大懂，倒是讨教过他。他爱四川农村，熟悉群众口语。我在监狱里闲来无事，问他，为什么你们管乱搞两性关系的“破鞋”叫“梭叶子”？他解释说，像秋天树叶子落下以后往阴处吹，是很有文化的一个词。我还好奇地问他，四川人骂“入你先人板板”，什么意思？他笑了，说这是最超级的骂语，把祠堂里祖先牌位都“照顾”到了，诅咒了几代人。我们听了都直乐。
大家在一块闹着，也正经谈往昔。程子健谈他在法国的勤工俭学，艾芜谈南行记见闻，沙汀就摆四川的农村市镇。他怀念一件事，要写一部解放初期清匪反霸的小说，积累了许多材料。他出狱后还要我为他约一些老同志座谈，充实他的写作内容。
沙汀为人诚恳，有修养。狱中人都同他很要好的。①
觉寺里的人都感受到一种希望。那时他们全体搬进观音堂住，用席子隔开一间一间的，每一间都传出哭声。哭陈老总，也哭自己。果然，没几天就有人站在天井中央，撂开上衣，让别人看到自己系上的皮带，以表示与同志们告别。
人，一个一个地走了。到杜心源也离开，整个昭觉寺临时监牢只剩下沙汀一个。
沙汀的案子是过去一个省委书记姓岳的秘书在办。
这个秘书神气活现，时常乘一辆伏尔加来提审沙汀、艾芜。
只听到拍桌子声，一搞就是一上午。我认识这个秘书，便骂他：“你过去见到我们就立正，你现在能当第一书记吗？”他有些怕我。
临到放我，我找专案组做结论。他们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要恢复我的党籍，我反问是什么时候开除的。我去找那个秘书，为什么不放沙汀？我说沙汀是文化人，写文章难免不出错，你们写专案材料，错得更多！姓岳的说沙汀有个历史尾巴，他不签字不好放。我说你有证据吗？拿不出证据就得放人。你们不放，我去昭觉寺硬接他出来！①
大家都担心狱中只余沙汀一人，他会不会承受不住。有时候人是这样的，大风大浪闯过去了，最后一个小小的颠簸却把船掀翻。他心里有数，自己有什么“托派”问题？还不是周扬的案子没了结，他算是个同党。天理昭昭，他相信大不了多关押几天。他每日里用个煤炉做饭吃，饭后躺在床上看书看报，度过时光。
狱中还有一个伙伴。是个姓左的年轻人，“贫下中农战斗军”的武攻队队长。此人学生出身，家庭很苦，父亲早逝，靠母亲纳鞋底把他养大。参加了武斗，因为人命案一直关在昭觉寺。其实他没有打死过人。
一老一少相处得很好。小左狱外没有任何亲友接济他，有时沙汀给他零用钱。小左的姑妈就是万千流落他乡的四川妇女中的一个。听讲因为在家乡活不下去，在丈夫的哀告下，她带起儿女嫁到陕西去。中间还回来过，给丈夫偷偷带粮食。等困难时期一过，又回四川复了婚。小左说得他心都酸痛了，就像说的是自己姐妹女儿一样。多少年后，他在北京家里看到一则报导四川什邡地区农民由贫转富的电视新闻，直看得老泪纵横。小儿子刚宜十分惊怪，不知父亲悲从何来。他便对他讲了小左姑妈的故事。
1972年11月13日，他终于出狱。此时他已六十八岁。这情况有点像“保释”。他和周扬的关系还要继续受审，新巷子的住房也不退还，他只能单身住在走马街招待所。他被告知，只许在成都市内活动，外出必须向省文联的“革委会”请假。过了一年，算是恢复了组织生活，编入《四川文艺》的支部，仍未担任工作。
在成都的孩子们虽然可以不时来探他，他的心里还是沉闷，不晴朗。许多朋友不敢接近他，他也不便去接近别人。有时在街上邂逅相遇也不打招呼，大家都懂得保持距离的必要。（不过，有的朋友不怕惹祸。刘尔钰是我省一师的同学，在城里有几间房子。我没住处，他就叫我去住，是不怕与我亲近的一个。还有冯诗云，原是北京《工人日报》主编，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我和他本来不算熟，只是抗战时期在车耀先的《大声周刊》社见过几面而已。解放后他在西南总工会工作，办过《西南工人报》，我在西南文联，有过接触，那几年他也被弄到成都来了，常来看我。别人劝他小心一点，他不在乎，我刚放出来，他邀我去新都玩一天，我说要请假的，冯说“管他的”！冬天，取暖的㭎炭供应紧张，文联分炭不给我，他叫人给我送些来。我还没有看文件的权利，他认为不合理，就把有的文件塞给我读。
就是在冯诗云家里，我见到《人民日报》的负责同志。我最后的“解放”与他的帮助有关。开人代会，他找机会对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说，沙汀未查出问题，也没有问题，应该起用。他怕省委书记不认识我，还专门写了个材料，这样，我才得以恢复工作。这已经是1977年了。——沙汀1986年8月讲）
人们说“有钱难买靠边站”。从昭觉寺出来，一身少有的轻闲，是“文革”前根本享受不到的。他从一堆破烂的家具中找出一册未被抄走的三台双龙乡札记。这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