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画传-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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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风就在门廊阶沿下的天井里。向南走到艾芜的房间，十步；横着由省委书记赵苍璧房前，走到另一位省委书记杨万选房前，十二步。这是他们的活动空间。
他比艾芜关进得早，是1968年4、5月间。罪名不轻，三十年代的黑干将，全省文艺黑线的大头目，“三家店”成员，当然应该关在这个做为成都警备司令部临时监狱的昭觉寺。
昭觉寺位于市北郊青龙场，是川西最大的佛寺。古老的楠树掩映着红墙绿瓦，真是一个幽静美丽的去处。
从大山门进得庙来，经天王殿、圆觉殿、大殿（后被拆毁）到后面的藏经楼。楼西侧观音阁之后，有一座小巧石桥，连着三个相通的小院，旧名报恩堂。可能是得了观音好处的人在这里做佛事，或者是在这里等待观音的赐福。这让人想起“三言二拍”的故事。现在这里是他们的受难所。除李井泉、廖子高以外，几乎所有省一级的“走资派”都关在这里。也关过群众组织“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的头头。五十军一个汽车团的营长，俨然是这里的主宰。他对士兵训话时不无得意地说过：“不要看轻了，关这二、三十个人，就是四川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他在第二个院子。第一个院子关了西南局书记程子华等八个重犯。其中有省妇联主任、廖子高的夫人郑瑛，一个顽强得像铁一样的女性。还有李井泉的夫人萧理，她在“九大”以后感到完全绝望，便偷偷积攒了半瓶“利血平”药，吞服自尽了。
沙汀这个院子四围有十几间屋。起初，他和成都市委书记米建书关在正北一个屋子里，后来米建书升级迁到前院，他就一个人关进西北角的囚室。室内一架床横放，规定睡觉要面向窗户。一桌一椅，为的是让他们每天写交待材料。他隔壁的难友是省委书记杨超、成都市副市长郭付仁。宣传口的熟人几乎都在这里，刘文珍是西南局宣传部长，杜心源是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还有马识途等。
进了这里，姓名消失了，只有囚号。解手、喝水、抽烟，都要先大声喊“××号报告”。郑瑛一号，郭付仁十八号，沙汀十七号。每个人的皮带都被搜走，只发一根几才长的鸡肠带扣裤子。这是全世界通行的道地的狱规。他后来对狱友说，要写一部小说叫《没有裤带的人》。
十七号没有一丝一毫自杀“不忠”的念头，满心地认为自己犯了“罪”。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没有怀疑的，总感到自己有错误，应当检查。当时毛主席威信很高，加上我们长期的思考习惯和工作习惯，尽管红卫兵的做法过激，还是一心拥护这场政治运动。大约1966年6、7月份吧，我就失去了自由。新巷子住所的书房打上了封条，大门口画着一个大骷髅像。每天不是被机关造反派拉去批斗，就是写检查。不准与任何人交谈。我的家实在成了我的第一个拘留所。
我被抄了两次家。“皨铁骑”抄走了我所有重要的笔记、手稿。一天深夜，听说红卫兵要来抄家，马铁铮同志引我到东风路文联宿舍躲藏。街上行人很少，幽暗的灯光照着各单位门口大字报栏的墙脚。我只顾埋头疾走，生怕被人发现。忽然想起同样一个这么寂静的夜晚，穿过睢水场街奔向刘家沟的情景。那是四十年代的事。我难过极了，尽力压制才没有哭出声来。——沙汀1986年8月讲）从一开始，他就表现得不“英勇”。一天夜里，刚服用了安眠药，机关造反派把他从床上抓去批斗。同其他好几位领导干部一起押到单位礼堂的讲坛上。有人命令他们跪下来请罪，他的同事们不愿服从，迟迟疑疑，他可立刻就跪下去了！因为，这时候安眠药正发生效用，他只觉得周身乏力，睡意朦胧。等到别人一一被强迫跪下，他已经进入半睡眠状态，得到一次“斗争”前的宝贵休息了。
他很抱歉。他的轻易下跪，显然给本来不想跪的同志增加了压力。
八届十一中全会是这年8月份开的。这时他已被登报点名批判，和其他省里的干部一起集中在锦江宾馆办班。名为“学习”，有人守卫，不能自由出入。他被囚在这个漂亮宾馆的北楼。和别人相比，他是“幸运”的。他已经没有家属好让他挂心，没有思念老婆之苦，没有幼小的儿女需他照顾。全家最需要照顾的人，就是他本人。他可以一心干“革命”。
最令他胆战心惊的是红卫兵的冲击，抓人。每当这个时候，“学习班”的管理人员就率领他们在大楼里跑上跑下，四处闪避，好像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不久，四川医学院党委孙书记从六楼上跳下去，还有一位什么人又从九楼跃身而下，人人感到大难临头般的震动。
（那时候嘴头上大家讲自杀是自绝人民，我的心里总佩服这些人的“勇气”。
1966年底，省委以保护我们为名，把锦江宾馆的一部分人送到名山县。名山离成都一百多公里，属雅安，是采茶的山区小县，“文革”的风刮得还不紧。戈壁舟、安旗、李累，省文联党组的成员都在这里。对外说是“备战小组”。初时比较自由，我还可以看批判自己的报纸。有些批判内容就像神话，把家乡豪绅的血债，四十年代避居地的房主祖辈、父辈的罪恶，一股脑堆在我头上，叫人哭笑不得。后来红卫兵找来了，看管严厉，半夜会突然拉你起来背最高最新指示，背错了就挨训遭打。那里的农民太好了，一遇到红卫兵动手动脚，他们就围拢来制止，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一次，一个青年农民还挨近我身旁，悄悄问我：“你就是那个写《记贺龙》的沙汀？”他说他读过这本书，很不错的。这个农民当时给我的温暖真是不小，我永远记得他。
1967年从名山步行押回成都。一路之上，每到一个城镇，都要批斗一番。造反派叫它做“放一把火”，借以鼓舞本地的“革命”。批斗前，照例要戴高帽子游街。高帽子的尺寸要看“罪行”大小。有的脸上涂满墨疤，身上还要贴大字报，边走边自我介绍，比如“我是走资派×××”，“我是文艺黑干将××”，像戏台上的自报家门，又像走江湖耍把戏一样。一次游街后，我小声对同伴说：“正式批斗，应当卖门票入场才好。”
批斗台上，一般都跪着两排“牛鬼蛇神”。第一排是主斗的，即我们这些省里的，第二排陪斗的，是本地的。记得一次，我因长久的批斗、打、跪，实在劳累，同时，斗得久了也就习以为常，根本不去听他们喊些什么，一走神，在台上打起瞌睡来，脑袋不由自主地朝前一啄，竟将头上的“纸糊的王冠”掉到台下去了。“还不赶快滚下去捡来戴起！”身边的红卫兵一吆喝，我就迷迷糊糊把跪得发麻的双腿挺直，蹒跚走下台去。我并不情愿地走到那顶高帽子跟前。奇怪，经过一阵子活动，腿脚的酸痛感消失了。这简直是无意中的一大发现。它给我带来的愉快，甚至暂时驱散了当众受辱的恶劣心情。后来就经常故意弄掉高帽子，然后去捡来戴上，争取一次难得的舒筋活血的良机。——沙汀1986年8月讲）（你后来的《批斗场上小景），写的就是这个亲身经历吧？从讽刺来看，你有“堪察加小景”，又有了这个新景。从你的生活哲学来看，你有牛祚的“土拨鼠”原理，现在是“曲线”救自己）
昭觉寺有士兵把守，不会随便被人拖去打一顿，但要挨训挨罚。放风时，“囚犯”在小院坝走动，是不准交谈的。利用清除杂草的机会，几个人擦身过去，可以迅速交换两句话。如果被发现了，要罚站。大家很珍惜这小小的活动时间，小院的清洁工作做得也真是不错。
此外就只准在屋子里写交待，检查。像和尚坐禅一样面壁思考自己的问题，也许什么都不思考。同院的省委统战部长程子健，放风的时候提醒他，无论如何要稳住，情绪要安定。这是很切中他要害的劝慰语，他听进去了。他在囚室破旧的墙壁上想象出沙俄时代流放西伯利亚的革命者，有的在苦役生活中精神失常，或者堕落，有的挺直了身子。他勾勒他们的样子，警惕自己不要垮掉。他常常想起罗素的一句名言：“有些人希望我早死，我不能不把我的死期推迟。”
他觉得这句庄重的幽默的话，用乡音读出来，能从内面激发出深沉的力。
他在九平米的小屋里练气功。气功要求摒除杂念，沉意丹田，气运全身。他一节一节回忆过去学过的气功，练得神安气定，仿佛身处物外了。说也怪，过去他睡觉要求绝对的安静，不能有灯光，不能不服安眠药，现在无药可吃，顶着囚室里一夜到亮的明晃晃的灯，也能安然入眠了。
最使他恼火的是专案组提审和应付外调。如果仅仅是文艺路线上的错误，他愿意承认。他没写出什么英雄人物，思想右倾，从三十年代就跟随周扬的文艺思想，划不清界线。可是他不明白，一个人有错怎么会什么都是错？怎么可以无中生有地诱供？他无法回答关于贺龙在延安、冀中就“反党”的任何提问。他们逼他交待周扬在上海“叛变”的经过，这完全是捕风捉影的事。新巷子隔离反省期间，就有北京来人用小汽车接他到宾馆谈。他说不知道周扬有这种行为。对方叫他写个证明，他说不知道怎么写？那人发了火，叫人用自行车把他搭回来。到了新巷子，带他回来的家伙还惋惜地说：“你要是写个证明，我们照样地坐小汽车该多好！”他真想学鲁迅说一句：“阿义可怜！”
对待各种调查、审讯制造的心理压力，他想了一个办法。手边没有经典作品好读，便吟诵记得的一些诗文，不准确也不要紧。他把在家乡私塾念过的陶渊明《读山海经》回忆起来，反复念着“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诗句。他也喜爱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全文已经不能记诵，“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那一段，在昭觉寺的特殊环境下默诵，体味前贤先哲们的精神和智慧，还是大有教益的。
他学会了对付外调人员的艺术。有人来问：“三十年代你在上海认识戏剧界一些什么人？”“只认识洪深。他是《光明》的发行人兼主编，我是编委。”他这么说。心里想，不能谈章泯，一谈章泯便牵扯蓝苹（江青），麻烦了。
对方显然对洪老夫子不感兴趣，又问：“你知道戏剧界哪些人的情况？听谁说过些什么？”“我一向不注意戏剧界情况，连话剧都很少看，只看外国电影。”他这样搪塞。事实上他与左翼剧联的负责人都相识，也爱看话剧，看过蓝苹演《钦差大臣》里木匠之妻的泼辣角色。
调查人员终于露了底：“有位中央首长，三十年代在上海领导过左翼戏剧运动，未必你都不知道吗？”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时候，怎么能随便知道一个‘负责人’的情况和姓名？”他答得更有趣。
来人见什么油水也捞不到，只好悻悻地走了。
可是材料不能不写。他回忆起几十年的生涯，决定把真实的历史留下来。坐牢四年多时间，他伏案写下了一份份书面材料，把自己的家庭，二十年代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