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画传-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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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北门汽车站与何其芳、卞之琳会合,乘车经新都、广汉、德阳、罗江、绵阳,当天黄昏时分抵达梓橦。沙汀少年时代最感兴奋的大型流动集市梓橦会的发源地,现在是个荒凉的县城。他们下榻在城内旅店里,隔壁就是汽车站。入夜后,这条唯一的城关大街看不见行人,只有这家旅店和它对面饭馆高高挂起的两盏发着刺目白光的煤汽灯,照着旧城。何其芳把它形容成“像两只闪耀的钻石戒指套在枯瘦的黄蜡色的手指间。”①因为下雨,汽车不通,他们多看了这汽灯两天,沙汀有机会加深认识了这两位他今后的文学伴侣。
之琳是特别的内秀。他在四川大学还保留着教职,一心想到前方写东西。其芳诚朴,说起话来一口气不歇。他批评过去是为了结束过去,连父亲都批评在内,说:“我父亲抗战爆发后,花几百大洋买个寨子,在山坡顶上,修起厚厚的城墙,枪炮也打不进,准备固守呢!”
其芳每到一个地方便给他妹妹频伽写信,然后便满天找邮局投寄。在梓橦,他穿了之琳的雨衣去找邮局,回来说,原来邮局设在一个店铺里,没有挂牌,也没有邮箱。他像是发现了一个神话世界,笑得很天真。
比起沙汀,其芳对社会的黑暗知道得太少了。在梓橦听到十七万人口的县城,竟有八千烟民,旅店里随时可买烟膏,他瞪大了眼睛。夜晚听陪烟女子为了多要两角钱苦苦地哀求。客人和妓女讲着价钱:“六角钱?”“不行。”“七角钱?”“不行。”“八角钱?”“不行。”男子逗着玩似的,女子可怜地低声说:“给我两块钱吧。”其芳第二天说起来,脸被扭歪一样。沙汀只好安慰他似地苦笑一下。
雨住了,17日乘了一辆满载汽油桶的客车上路。四个人被挤在车门的一角,互相开着玩笑,说“要负起保卫汽油的责任。”
车过剑阁,到了嘉陵江的支流白龙江的郭家渡。这里的汽车一律要上木船由纤夫拉过岸去。为了对岸载满故宫博物院古物的几部汽车过河,这天刚刚淹死了一个拉纤的。他们的车子退回到宝轮院过夜。沙汀发现附近一户农家在请神给小孩治病,喊了大家去观看。这类似北方的“跳大神”,只是降神的巫师浑身颤抖抱着一个木制的“琢啄神”,神的手脚是可以活动的。
次日过河,改乘了货车,经广元,穿行大巴山脉,进入陕西境。21日到宁羌。在宁羌车站,他们遭了宪兵检查。其芳手提箱里一本哲学书《观念论》,因为上面印了一行小红字“苏联大百科全书版”,便被“客气”地没收了。之琳在广元买的一本一折八扣的《西游记》倒安然无恙。晚上,另外两个盘查所的宪兵又来查店,翻看了所有的箱子,特别问带没带什么书。一个“丘八”突然问:“你们是不是去延安住‘抗大’啊?”沙汀掏出李家钰的护照正要回答,不料何其芳学着一种玩世不恭的语调,摸一摸自己的下巴说:“都长胡子了,还去读书?!”护照是真实的,其芳的“戏”也演得成功,事后大家畅快地笑了一番。
宁羌是个山城,他们在城外滞留了两宿。进城去看,一条正街被其芳形容“像一件穿在贫穷人身上的破旧然而清洁的蓝布衫”①。就是在城内西南角的山上,有一所带角檐的房子,挂着“宁羌中正图书馆”的牌牌。阅览室里居然有《大公报》、《西京日报》、《新新新闻》。他们已经有八天不知道战争的消息了,便“狼吞虎咽”地读了一通。之琳便在这个图书馆的外面,拍下了那张珍贵的照片。
23日,又继续乘货车到南郑。这里的栈房臭虫多得吓人,晚上咬得只好睡到桌子上去。次日过凤县,翻越秦岭,到达宝鸡。由于陇海路伸到了这里,从陆路逃难进四川的人汇聚于此,宝鸡这个小小的县城在抗战中奇异地繁荣起来。商业街上有漂亮的饭馆、百货铺、理发店和电影院,新建了许多房子,匆匆忙忙凑起了一条条热闹的街市。25日,他们从这里乘火车当天抵达西安。
西安有宽大的街道,留给人们步行,却没有叮叮当当的电车。商业街道是老式的,有帝王旧都的宽大气派。最触目的是澡堂林立,外来的百货奇贵。四人住进一家旅馆,沙汀暗中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交上组织介绍信。其余等待的时间里,便公开地逛街、下馆子。赴延安的前夜,他们得到通知,搬进了七贤庄。在办事处,沙汀把在上海认得的李初梨介绍给其芳、之琳。
8月28日下午,他们搭上办事处租来的敞篷商车,向北进发。办事处的职员交待了路上全车人的集体护照,最后点了点车上的人数,说:“除开那个小孩和小鬼,一共三十二个!”这引得那个小鬼直咕噜:“为什么不算我”。大家逗他,“你是小鬼,不是人”,车在笑声中开出。人们挤坐在自己的行李上面,连车头都坐上了人。划过城门时,他们会机灵地伏下身子,显然都是“老资格”了。车子跑上了扬起黄色尘土的公路,前面的几个人便扬声唱起来:前进,中国的青年,抗战,中国的青年……沙汀感到心里发热。这多么像是上海救亡时的歌声啊,自回到“堪察加”将近一年,不闻此声已经久类。不是没人唱歌,而是唱出来没有这么开朗、激越。自己这次历经辛苦、带着妻子出来,还不是为了摆脱那个沉闷的环境,想要呼吸一下延安的空气,开辟新的写作领地么?这个延安的空气在车上就迎面扑来了。
首先是互相喊起了“同志”。武装人员里,七个是八路军,今年2月从山西前线调回读“抗大”,不久又被送到湖南湘潭学开“二分机关炮”。一个是新四军,要入“抗大”。从湖北、江苏、河南、陕西各省来进“抗大”的有九人,倒有六个是女性。一个坐在汽车司机旁边手抱孩子的妇女,原来是徐海东的夫人。一个农民模样、晕车很厉害的中年人是徐海东的哥哥。这引起沙汀极大的兴趣。被立波的《冀察晋边区印象记》激起创作欲望来的沙汀,在读那篇报告的时候,已经记住了那位英勇而富人情味的徐海东将军的名字。现在他的夫人穿了军服,像一个大兵一样坐在这个车子上,这不是太有意思了吗。
两个“民先队”队员是活跃分子,组织啦啦队拉歌,特别的有劲。其芳很快坐不住了,在车上窜来窜去,休息时爬上爬下,找这些“同志”聊天,热心地搜集材料。沙汀注意到汽车司机是车上唯一一个露出冷漠、倨傲神气的人,大家叫他汽车工人,不称“同志”,这是抗战期间滋生的一个发着不大不小财的阶层,以后更在滇缅路上显出神通来的。好在大家只是一味敷衍他,只望路上不抛锚就行了。余下的时间还是快快活活地唱歌:全国动刀兵,
一齐来出征。
你看那大旗飘扬多威风——这批人马哪里来?
西北陕甘宁。
杀退鬼子兵,
一齐下关东。
城头上站着两位大将军——威风凛凛是哪个?
朱德毛泽东。
这个歌是配着陕北粗犷的民间歌调唱的。对这两个人的“英雄崇拜”,在以后的日子里,也是沙汀觉得并不难接受的延安空气的一部分。
车子开过咸阳、泾阳,在三原住了一宿,又休息一上午,然后开往耀县、同官。30日经宜君到洛川。越是接近目的地,能见到的徒步去延安的青年学生就越多。他们的衣服上,头发上、眉毛上沾满黄土,背着背包、书包,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在公路上不绝如缕。沙汀感到他们更像是一队队的“朝圣者”,比自己勇敢得多。他真想去叩问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探听他们的身世、经历和满脑子的理想。在8月的最后一天,他们的车子滚了满身的尘土,经过鄜县、七里铺、少陵川,远远地看见宝塔山了。
十八天,行程三千余里,从成都到了延安。
四个人一起住进城里的西北旅社,这是边区政府招待所,专门招待外面新来的人。一个临街的小院,平房,土炕,纸糊的有方木格的窗子。第一顿吃上黄澄澄的小米饭,中看不中吃,挂在喉咙上,很难下咽。当时还不大觉得,只感到新奇、兴奋。延安这时还未遭受轰炸,窄窄的城内街道,两边商店的招牌都是蓝底白字,铺板也是浅蓝的,虽不漂亮,却显得洁净。
刚到不久,周扬、苏灵扬就赶来看沙汀夫妇,并结识其芳、之琳。周扬显然已摆脱了上海后期的阴郁心理,脸色红润。他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主持边区教育厅,也是4月刚成立不久的“鲁迅艺术学院”的领导人之一。诗人柯仲平主持“文协”工作,腰间插根旱烟袋,人称柯胡子,也跑来慰问三位作家。延安文艺界为他们搞了个简短的欢迎式,沙汀代表三人讲话答谢。
才几天,就觉得穿长衫别扭了。何其芳尤其来得积极,见了周扬就要求换装。他把自己的、沙汀的夏布长衫、西服,都拿到南门市场上卖掉,换成卤羊肉、枣糕、蕃茄吃。或者几个人拥到北门饭铺去享用延安的特别菜:“蜜汁咕噜”、“三不粘”。刚从国统区来的人,嘴巴原是吃惯了的,稀奇的是蔬菜很缺的黄土高原上竟会有那么多的蕃茄、黄花菜。
呼吸着延安的空气,沙汀感到了这里的穷苦和自由。踏着麻草鞋的知识分子很少有愁眉苦脸的,起码看上去一个个都很快活。女同志用布条打成的草鞋,还有各种花头。到处都有歌声。一个刚来的电机工程师甚至抱怨说:“这些人花费太多的时间在唱歌上。”可是等到沙汀四人穿上周扬送来的灰布军装,像个延安人似地走在街上,他们的口里也要哼出歌子来了。
周扬满足了他们的另一个请求,9月初的一天,安排好他们去见毛主席。毛泽东住在城西凤凰山下,“光华书店”的上面,一排三间石砌的窑洞式的屋子。他从一张没有上漆的白条木桌边站起来迎接客人,高高大大,穿一套蓝布制服,比较整洁。这时他比以后要瘦些,眼睛有神,看上去精力充沛。沙汀坐在他对面,觉得他平易中气度不凡。等到开口说话,谈吐幽默、生动,牢牢地吸引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寒暄过后,沙汀他们说,这里给他们很深的印象,很想写延安。“延安有什么可写的呢?延安只有三座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毛泽东微笑着,一边习惯地举起右手来,说一座便弯下一根手指。“当然,也有一点点可写。”
等以后沙汀在枣园听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说;观察在柯仲平的诗歌朗诵会上,毛泽东耐心地坐到底听完;看各种场合,包括露天观苏联电影时毛的露面,慢慢地熟悉了他的身姿,说话的语式,知道这句“也有一点点可写”的话,是有相当份量的。
沙汀他们又说,想经过延安到前线去,到八路军活动的地区去生活一段时间,写抗战需要的通讯报告。毛泽东表示赞许。他点着头,从容地说:“文艺工作者应该到前方去!我支持你们!”
接着,毛仔细地与他们攀谈:从大城市来的人上前方去,走路很可能成为一个困难。但不要紧,这很快就可以习惯的。他举着自己的例子。大革命在武汉的时候,也是每天出门就坐车子。后来上了井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