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画传-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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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来不认识沙汀，但知道他。因我参与《文季》、《水星》两刊的工作，郑振铎气魄很大，把上海、北平两地作家拉在一起，使我接触到上海左翼作家的作品，艾芜的，沙汀的。
这时周文、沙汀在做统一战线工作，我模模糊糊感觉到他们与党的关系。他们常来川大找朱光潜，方敬、罗念生、谢文炳。谢是川大外文系主任。这时，我和何其芳编了《工作》，轮流出钱，用土纸印，觉得成都气氛沉闷，想到前方去看看，这样，才使我与沙汀建立了全新的关系。①
有一个道地四川作家和沙汀这个时候才建立起友谊的，是李劼人。他在成都读书时期就听别人说，李劼人是个有骨气的人。当时的督军杨森自命为“文化军人”，招揽留法学生给他当“参议”、“秘书”。李劼人断然拒绝别人的劝诱，当了《川报》主笔。杨森手下一个红人黎纯一无聊地登了“为男友征求女友”的启事，李邨人一天在自己报上也登了一则“为女友征求男友”的启事，其条件有“常服威古龙丸有耐性者”。这种壮阳药丸是统治阶层中不少人常服的。于是老百姓拍手称快。黎挑拨杨森封闭报馆，抓了李邨人。这在当日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后来李因为与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共进退，愤而辞职，在指挥街租佃的住宅内，开了名为“小雅”的菜馆，夫妻俩又当厨师，又当堂倌。沙汀上海时期回川，还特意去吃了教授夫妇做的葱烧鱼、红烧牛肉。那是一间铺面的小馆子，真是“雅俗共赏，小大由之”。
现在，沙汀看到的李邨人便是这样一个极富正义感的作家。李已经写出了《死水微澜》等小说，材料是他亲身经历的。一个军阀连长指使几个散兵游勇绑了他儿子的票，经过袍哥大爷出面花钱赎回，使他了解到成都近郊场镇上的人情世态。直接出面斡旋的袍哥叫邝瞎子，就是《死水微澜》里罗歪嘴的原型。李邨人同时任嘉乐纸厂的董事长，致力于抗日文化与实业救国两个方面的工作。这个纸厂在成都的办事处，后来成了“努力餐”之外又一个进步文学界经常聚会议事的地方。
（你的文学圈子扩大了。过去，你的生活视野很大，却只有一个较小的左翼文学领域。是抗日战争造成我的“扩大”，最有代表意义的是我到解放区去，同行的是两个新识的非左翼作家）
整个教书、联络工作占据了他太多的时间，当他的目光从周围这些具有美好人格的“精英”身上移开，移到广大的后方，大半年的观察所引起的深广的忧思，时常触动他考虑：一个文学家的责任在哪里？廉价的热情家的隐瞒、粉饰，究竟有无价值？他本来想寻找故乡抗战的如火如荼的场面，神圣的新的东西，但“一切照旧。一切都暗淡无光”。比如随着日机轰炸带来的全省防空机构的林立，救国公债的发行掀起的呼声，在成都都曾怎样引起他的兴奋呀。
但可怜得很，这些新的东西是底面不符的。表面上是为了抗战，而在实质上，它们的作用却不过是一种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供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所以人们自然也就依然按照各人原有的身份，是在狞笑着，呻吟着，制造着新喜剧。①这种新的喜剧，包含着新旧双重的痼疾。他的家乡的封建性权力结构所带来的人的愚昧，已经在他已有的作品里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污浊一面，现在又以新的可笑方式再度出现。春节时节在安县听说一个故事：一个叫陈雨村的，专科学校毕业学生，父亲陈福田，袍哥，很有势力，和一个姓刘的小老板拼力争夺县防空协会主任这个芝麻绿豆大的位置。北川有人挖出过炸弹的事他也听说过。炸弹是国民党追赶红军时扔下的，与抗日无关。老百姓想把火药弄出来，化了炸弹壳好打锄头、弯刀，结果炸伤了人。只要安排一个喜爱恶作剧的人物，把这个炸弹拿去让陈雨村拆卸，就能出尽防空主任的洋相，就能被小老板利用。这个人他想到了安县的视学戴中孚，一个能产生各种无穷无尽恶毒“智谋”的家伙。陈雨村成了谐音的愚生，一部喜剧就构成了。这时，茅盾主编《文艺阵地》，从广州来信催稿，促成了这个构思迅速“成型”。他早就计划着要写一系列暴露“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的作品，总题叫做《堪察加小景》。这是新的故乡小说。刚完成的这个描写小防空主任愚生的作品便叫《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
接下去，他在《堪察加小景》系列里还想写的题目有：《气包大爷的救亡运动》、《到西北去》、《联保主任的消遣》、《从军记》，等等。联保主任和救国公债的故事他拖延着，但半年多后，终于写出了。其他的均落了空。因为在当时的气氛下，既然张天翼《华威先生》会引起持续几年的要不要暴露抗战的争议，沙汀自己对这个计划也发生了犹疑：写成《防空》以后，我却逐渐动摇起来，怀疑起来了，我问我自己：这样做下去，在抗战期中，真是一桩必要的工作么？我怀疑我是在泄气，而泄气却是不应该的。所以我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当中，仅仅写了这样一篇东西。虽然教书生活给我的妨碍也不少，但这却并不是主要原因。①
（你这是对自己艺术表现的无把握，是一种动摇：或许你是对的，但我认为，不要忘掉中国文人以社会为己任的传统，我们这一代很难只专注艺术。没有写进“堪察加小景”的东西，我没有抛弃，最后都摄入《淘金记》中）
这年7月，周立波发表报告文学《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传布很广。沙汀读到后心里很不平静，最亲密朋友的成功当然使他高兴，但也形成很大的压力：为什么我不能写出内容全新的作品呢？是不是应当改变自己旧的基地，另辟新路呢？“八·一三”后强烈想上前线去的冲动又一次掌握住他。他的山民性格使得他对任何一种欲望，如不经过亲身试验是不愿放弃的。到前线去，到敌后生活一段时间，写出能鼓舞士气的前线作品这个目标，使他憧憬。
在这几个月里，后方年轻人奔赴延安的多起来。原安县县长夏正寅的儿子和他的同学，三个中学生，就曾先后来找他，是他经过组织开了介绍信送他们去住“陕北公学”的。张秀熟闻风还介绍了一位和尚与他们同行。后来听夏正寅说，那两三个青年学生半途折回了，只有那个和尚到达了延安。
沙汀对教书已经很不耐烦，一年只写一个短篇的生活无法忍受下去。暑假将近，他小心地与玉颀商量，看能不能让他一人去延安。
玉颀说：“你去，我也要去！”
这样一个娇妻，能受得了西北黄土高原的风沙？起先还想说服，冒冒失失提出了一个时限：“去半年就回，到敌后跑一趟，写一本像立波那样的报导，你何必跟着去吃苦呢！”可是娇妻更厉害：“我不拦你。把孩子放在我母亲那儿，我们一起去，半年就转来。”
事情就这样定了。难得玉颀有这样的决心，分离本来是痛苦的，现在事业、爱情一样都不必舍弃，沙汀便紧张地准备起来。
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陈翔鹤将这件事透露给了何其芳和卞之琳，两人早就想去前线，已经在骑自行车、爬山，练脚力。结果，一天晚上，仁厚街沙汀的家里就来了这两个客人。
这是他（指何其芳——笔者）第一次到我家里，同他一道的还有卞之琳。其芳这次给我的印象跟以往不同，开展多了，爽直热情，没有丝毫客套、拘泥的痕迹。他们共同提出来的要求是，希望能同我一道到延安去，到华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去！那时候，到延安去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因为到了广元以后，沿途都会遭到盘查、留难，甚至有被抓、失踪的危险。我答应立刻向组织反映，而不久我们就一道出发了。①出发前的日子变得很短促。要把礼儿留给在外面教书的姥姥。夹忙中又替从兰州来成都的萧军在桂花巷六十四号李劼人的院子里分租了两间厢房。矮矮壮壮的萧军穿着黄夹克衫，带了新妇和不满周岁的孩子，要在此地办杂志。两人在上海因口号之争生疏，但他还是尽了地主之谊。
去延安的介绍信是邹风平办的。在介绍林海坡，一个文化水平挺高的旧军人入党时，沙汀与邹见过几次面。只知道他与罗世文都在做党的工作，实际上邹是省委未恢复前的省工委书记。沙汀细心地想到川军四十七军李家钰部现正在山西南部作战，安县故旧中也有去投靠这个二战区的长官，谋个一官半职的，便求郑慕周托人由李家钰在成都的留守司令部填发一张护照，说明一行四人去是晋南的部队工作。这种掩护手段沙汀从小见惯，做起来相当自然。一切为了减少路上的危险。妻子之外，对于两位书生一样的朋友，似乎他也有更大的责任使此行成功。
向往前线，向往热烈的生活，他是去追寻创作之源去的。他朦胧觉得，跨过秦岭便有新东西在前。
你去解放区是为开辟新的写作领地。到头来，延安冀中以及贺龙都被囊括进你的乡土世界。
这是我自身的扩展。没有完全否定“昨我”，而是采取延伸式，写作的自由度并不小。后来再写不出那样一个阔大不羁的贺龙了！
沙汀传……第八章 有目的地进入陌生生活
第八章 有目的地进入陌生生活
延安行
一张发黄的旧照片。背景是起伏的山地，白色的带有角檐的房子。黄玉颀居中，身着短袖旗袍，短发，纤弱而白皙，腼腆地垂下双眼。她是那样的娇小。一侧是沙汀，显得清癯，穿白色的夏布长衫，头发习惯地从中间分开，有一绺总是不太服帖地扎撒着，神情严肃得过份。另一侧露出微微笑意的是诗人何其芳，黑黑胖胖的圆脸，架着眼镜，也穿夏布长衫，左袖捋起，手臂上潇洒地搭件衣服，像个大学生。这张照片是在川陕边境的宁羌（宁强）摄的，当时诗人卞之琳身边带着一只小照相机，他举手拍照的影子清晰地投在何其芳白色的身子上，奇妙地完成了一幅川陕道上的四人同行图。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张照片居然完好地保存在卞之琳的家中。四人从成都出发北上的日子是1938年8月14日。已经是夏末初秋的天气，仁厚街沙汀家里凌晨四点多钟点燃了灯。岳母黄敬之特意从教书的仁寿文公场赶来。她来回忙着，为远行者收拾行装，弄饭吃。空气是压抑的，玉颀、沙汀不知干什么好，小声说几句不相干的话，又怕惊醒了床上的阿礼。
可是临到动身的时刻，还是叫醒了孩子，黄敬之领着送到了门口。外面的空气凉飕飕的，略显秋意。直到夫妇俩坐上洋车，阿礼还以为妈妈会带他走的。等车子启动，孩子顿然悟到自己已被丢下，便放声大哭起来。车子拉过一条街转了个弯，还能听见那伤心的哭声。玉颀拼命压下随时会爆发的感情，她的耳边从此总留下儿子从远远的巷子深处传来的声音。在她延安的日记里，几次记下了这个离别的早晨。玉颀的多感牵掣了沙汀日后在根据地的生活。
在成都北门汽车站与何其芳、卞之琳会合，乘车经新都、广汉、德阳、罗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