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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

天涯晚笛 听张充和讲故事-第23部分

小说: 天涯晚笛 听张充和讲故事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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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我醒过神来,「这情分太重了,我怎么可以接受这么厚重的礼物?要带走琴,我一定要花钱……」
    「这样的琴,花钱也买不到的。」郭平抚弄着那几床琴,弦声淙淙流响着,「张培宏就是不让我随意卖他的琴。」他道出了斫琴家的名字。「这样好了,张培宏这个人,一门心思用在斫琴上,自己却生活清寒,家徒四壁的,可是多年来只肯用琴结缘,把自己手斫的琴一张张的送人。我就劝他,一定要收一点钱,哪怕是工本费呢。我不是在为他卖琴。他把琴放在我这里,委托我为他物色跟琴有缘的人。这琴,今天就该是让你带走的,你若是愿意,也可以给他寄一点钱去……」
    我一下子释然了:「这样好,这样子,我才会心安……」
    我拨试着琴弦,从三阪横卧的「山岳」中,选中了这床琴声苍透、漆色沉凝、名为「霜钟」的琴。小小心心抱琴于怀中(郭平教我该怎么抱——琴面向外,岳山、龙池在上,凤沼、雁足在下),像是抱着一个初生的婴孩,一身的细润娇嫩,左右上下端详个不够,一时竟有点不敢置信:「真的么?这真是我的琴么?我今天真的有了一床古琴了么?」轻轻把琴卧放在几上,一时又像孩子一样拍手乐起来,「哈哈,这么说,我真的是有琴啦?我真的是一个琴人啦?」
    真个是「一琴在手,蓬荜生辉」!我乐呵呵、傻呵呵地抱着琴,抚着琴,在屋里兜着圈子,一时真觉得眼前的空间,豁亮了,高旷了,落霞变成调色盘,小小雅室,一下子烟霞滚滚,变成万松之壑、万川之流了!
    郭平掉头又离去了。他回转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黑色长腰的包囊,笑盈盈说:「别光顾着傻乐,你可是要穿山过海把这把张琴背回美国去的呢!你就把我的琴囊一起带走吧——这是我为自己那张琴量身定做的,你看看,给你的『霜钟』,合适不合适?」
    ——天作之合:合适得严丝密缝。
    我的感动、感激一时无以名状:「这……这怎么好!这怎么好!」那一边,他已经用琴囊将「霜钟」装裹起来,合上丝绒内套,拉上拉链,「这样背起来,这样摆着放,在长途旅行中才不会损伤琴,你试试看……」他叮咛着,比试着。
    抱着琴,他忽然像个母亲,眉风里,拂动着母性。
    「孤芳众赏」——心里头,突然跳出这个字眼。刚才,我们曾经谈论过古琴自古秉持的「孤芳独赏」的品格,对于古琴的成全和局限。正如他的书中所言:一种理念,成就了一门艺术、创造了一种境界,却又同时阻碍了艺术的发展,这是中国艺术境界、艺术思维的二律背反。古琴的「孤芳」——那种出尘脱俗、敢于遗世独立的高旷孤清,自是要后辈人以心血、以生命去珍惜、去呵护的;然而,古琴的运命,可不可以从「独赏」的幽斋,走上「众赏」的桥头,从而在新世纪的江枫渔火、杏花春雨里,让更多现实愁眠中的客船与船客,闻到历史深巷里酒香和杏花香,听到雪夜霜晨里的袅袅钟声呢?……
    严丝合缝的「霜钟」琴与琴盒(笔者提供)
    我的「霜钟」琴(笔者提供)
    唐人薛易简在《琴诀》中云:古琴「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魂,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 。
    我望着他为我的 「霜钟」拾掇忙碌的背影——那真是一个母亲,为行将出远门的儿郎的「临行密密缝」哪。我早从《古琴丛谈》书中,读出了他为古琴焚膏继晷的传道热忱;如今,我更从他和张培宏这样的新一代琴人身上,看到一副深具宗教情操的有担有当的肩膀。传统中国文化,历经千百年来尤其是二十世纪的诸般烽火劫难——真是庙堂砸尽了,典籍毁遍了,千古流传的国之圣器珍宝被摧残损弃得遍体鳞伤、花果飘零;而一国文明之命脉——「传统」,却依旧默默崛立着,于劫灰余烬中沉潜着火种,于霹雳雷霆间留下深辙与深根,只要有一点雨露华滋,就能迅捷地在一片血火废墟中泼剌剌地重生——它所依凭的,就是如同管平湖、查阜西们,也如同郭平、张培宏们一样的,一代又一代不为时潮所动、不为世态所驯的执著自持的力量——这是一种来自黄土深层巉岩深处的草根的力量,也是一种自动自发因而自在自足的生命的力量啊。
    (左)查阜西(1895—1978) (右)高罗佩(1910—1967)
    我知道,这个人和这张琴,同样启开了自己生命里程中新的一页。从此,沧浪之上,天地之间,浩浩烟波、迢迢逆旅之中,我又多了一个健行的伙伴、一个心灵的依傍了。
    琴积淀了那么多,却又似乎总是不言不语,从来也没见琴大声喧哗过,没见哪个琴人藉琴而腾达过。古琴有些像磊磊山岩上的一株孤松,有些像杳然出岫的一朵孤云,有些像不舍昼夜奔流的大河,也有些像寻常之人一张诚恳质朴的脸。它的悲恸、欢乐与盼望,都以朴茂的方式述说,以从容的态度存在,如同无限蕴含的大自然。(郭平《古琴丛谈》)
    那天,我搂着古琴,仿若搂着一缕乾坤清气,登上了返美的越洋航机。
    二○○六年十月十九日星期四午后
    结笔于耶鲁澄斋
    我的耶鲁学生温侯廷在弹奏我的「霜钟」琴
    篇末小记
    旅途风尘未拂,归返耶鲁校园的头一件事,就为着识琴、学琴事,造访年逾九十的张充和先生。老人家听说我从南京带回来一张名为「霜钟」的古琴,眼前一亮;仔细询问了我的金陵访琴、得琴经过,会心笑道:「这是最典型的古琴故事——千古觅知音哪!」她笑盈盈把我引到楼上,向我展示她的一件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宝物——一床名为「寒泉」的宋代古琴,那是古琴一代宗师查阜西当年送给她的结婚赠礼。
    晨光中,我轻抚着苍深透润的琴面,只见流水断纹隐隐,那是岁月凝就的斑斓贵胄。老人向我忆起一九四○年前后的重庆时代,查阜西和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常常一同切磋琴艺,她就在一旁听琴、学琴,并曾与高罗佩、查阜西一同登台献艺——她唱昆曲,他们弹奏古琴。回到家里一翻书,吃了一大惊:这位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不但是西方汉学界的一座雄山大岳(国人一般熟知他的《中国古代房内考》),而且是中国古琴的一位真正的西方知音和国际传人。他的古琴启蒙师,正是琴史上大名鼎鼎的清末民初著名琴家叶诗梦。今天北京故宫收藏的「天下第一琴」——琴背龙池上嵌刻着黄庭坚、苏轼等历代藏家姓名的「九霄环佩」,正是得自于叶诗梦当年家传的收藏。高罗佩乃叶诗梦入门弟子,在叶诗梦去世后的第二年——一九三八年,他就以题献「我的第一个古琴导师叶诗梦」的名义,用英文写作出版了《琴道——琴的思想体系之论著》(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 An Essay in the Ideology of Ch’in),并在一九四一年出版了《嵇康及其琴赋》(His K’ang and his Poetical Essay on the Lute)一书,至今,此二著,还是西方世界关于中国古琴的最经典、也最精辟的论述。
    ——从「寒泉」到「霜钟」,其间竟然连缀着那么多仿若星辰斗宿一般的名字,这是一段何等的奇缘哪!那晚夜半,释卷临窗,见满天星斗,密似繁舟,沸沸然自天海四方涌来。望着如今安卧在书房中的古琴,我似乎忽有所悟了。
    十月二十三日补记毕
    查阜西送给张充和的结婚礼物「寒泉」琴
    后 记
    关于张充和口述实录故事
    「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桃花鱼 一》),「不知何事到天涯,烂漫遨游伴落花」(《堤畔》)。张充和诗中,「天涯」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意象。「蓦地何人横晚笛,却不见,牧耕牛」(《江城子·四川江安》),我再从张诗中捡出这个「晚笛」字眼——「天涯晚笛」,于是便组合成了这本《听张充和讲故事》——一本并不严谨的口述实录故事的书题。
    五月是耶鲁学生的大考月和毕业月,于期末大考的忙碌中整理完书稿准备付排,却忽然有一种不忍结篇之感,就像近日频频有毕业学生登门辞别,一再诉说不忍离校、不舍得结束四年的校园韶光一样。实在是因为,整理这批新旧篇什的过程,又让我回复到那个「像是踏进一道花季的河流,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撑着小船溯流而上的采薇少年」(见拙文《香椿》)的角色和心情。从二○○七年到二○一一年这三四年间,作为并不年轻的晚辈后生,我时时傍在张充和老人身边听故事,学诗习字,听曲品茗,受教受诲;每每沉浸在绵长幽深、瑰丽淡雅的历史峡谷和世纪烟云之间而忘却时光流逝,忘却辈分差距,好似正与长辈先贤把臂晤谈、低吟浅唱,一起为先生娓娓言来的故旧人事喜怒、惊叹、惋惜、神往……那真是笔者数十年风波颠扑的人生中,一段最为怡静润泽而又受益丰厚的时光——可以随时感受到享受到的那种细雨润土、落红护花般的暖意抚慰,可以闻得见岁月这坛醇酒散发出来的袅袅馨香。我把她,视作命运赐予自己的一段「奇缘」和「福报」。如果今天阅读本书的读者,能够获得略略相似于笔者当初的感受,那就是记述者最大的成功和最好的安慰了。
    张充和与笔者合影,摄于开始做访谈的二○○七年。
    张充和与笔者合影,二○○九年十月。(谭琳摄影)
    本书得以顺利完成,首先要感谢的,当然,是本书故事的主人翁——马上就要寿辰一百岁的张充和女士。没有她的慷慨应允和娓娓讲述,并允许我在讲述过程中详细记写笔记(足足记了两大本子,还加上零散纸张),此书不可能写出;没有她老人家日后在许多初稿篇什上逐字逐句的审阅校正,修补了许多误录误笔,此书文字记录的准确度和清晰度,也是会大打折扣的。自然,我自己在先生面前受到的教益,更是让我受益终生的,我对此的感念感激之情,更是难以一一言表了。
    此书的终于得以成形,还要更具体地感谢两位贤长:一位是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先生,另一位是我在耶鲁大学的师长兼同事、我深为敬重的孙康宜老师。我本是写作行当里的一位散漫人。日常忙于教书事务,只是把写作当作一种倾吐、一种「瘾」,多年来的文字随写随丢,能成形成书者,每每十不到五六,甚至三四。也许有读者已从海内外报刊中读过书中的某些篇什,其中好几篇文字,都是在《明报月刊》首发的。去年夏天在香港与潘耀明大哥相聚,他就主动提出:你这一组关于张充和的稿子应该早点结集成书,你就交给我们香港的出版社先出吧。可是,回到耶鲁,教书与杂务繁杂,我又把编书的事搁下了。二○一二新年除夕,孙康宜老师赠予我她写的关于张充和的新著——台湾版的《曲人鸿爪本事》,就催促我:「我早读过你手头许多写充和的稿子,为什么不早点成书呢?」听说了潘耀明先生的建议,她更是给我撂下了「重话」:「此书的出版宜早不宜迟,你应该马上着手,最好能赶在老人家百岁生日前夕编出,作为一份贺寿的礼物吧!」——可以说,没有康宜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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