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交给了我们什么？-第1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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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有学者就此案评论说，我国法律对经营者的此类非法行为定罪过轻，仅定性为“侵占”，而不肯定性为“盗窃”。而就是这样定性过轻的法律，有关方面也拒不执行。
香港方面对创维的处置与成都国腾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香港方面治罪的基本原则是：股份公司的最高经营者未经公司股东授权而取走公司财物即为“窃取”。而我们前边所说的成都国腾经营者的那一系列行为，都是这一类的“窃取”行为，这种行为看起来更象是白日行抢。而成都国腾的经营者们、甚至“有关部门”却都想轻描淡写的地以“不规范”一词来蒙混过关。
“国家干部”和政府政策的问题
成都国腾经营者们以“股份制经营”名义盗窃国有财产的这种种作为，也暴露出我们的“国家干部”和政府政策都存在着一系列的严重问题。
这里之所以还继续使用“国家干部”这样一个现在已经不时兴了的名词，是因为这里所说的严重问题，不仅存在于党和政府的官员中，而且存在于许多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领导当中。所有这些人，都可以统称为“国家干部”。
成都国腾名义上是由中储成都公司创办的，其国有大股东除了商地置业之外，还有中储成都公司和四川邮电规划院。这后两家国有单位是成都国腾最大的股东，只要它们采取行动，何燕等人的任何盗窃国有财产的行动都不可能成功。但是它们却没有行施自己作为股东应当行施的权力，听任何燕操纵成都国腾的运作，甚至参加联名发起成立那个何燕一手操办的“四川国腾”，中储成都公司还参加联名发起成立那个转移成都国腾利润的“四川华威信息公司”，完全变成了任由何燕摆弄的傀儡。这真是令人惊奇。
能让我们看出点其中奥妙的是，在“四川华威信息”股权变更的过程中出现过一些曾经持有该公司股权的私人股东，据宋克荒说，其中的薛建能是当时的四川邮电规划院院长，董晓玲是薛建能之妻，乐祥勇则是当时的中储成都公司负责人乐英贵的儿子。前边曾经指出，在2000年3月9日“华威信息”以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和利润增加其注册资金时，当时持有该公司股份的那些自然人股东注册的出资额几乎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这种增加就可以是他们在买入和卖出该公司股权之间所赚的钱。而在出资额大幅增加的人中就有董晓玲。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步步将“四川华威信息”的股权弄到自己手中的过程中，何燕之所以要加入“12位自然人买卖股权”这个插曲，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让这些人在股权的买卖过程中赚一笔钱，以这种方式将“四川华威信息”的一部分利润分给他们，以答谢他们给予自己的某些好处。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那几年中储成都公司和规划院这两个大股东都对成都国腾经营者盗窃国有财产的各种行为不闻不问，甚至有意加以配合；还可以明白为什么在国腾集团可以有4亿以上资产的中储公司会甘心放弃自己的这份权益，仅仅因为2亿的负债就申请破产。
成都国腾的经营者在盗窃国有财产，但是其“企业集团”却能迅速壮大，秘密之一还在于某些政府官员不遗余力的支持。
首先是四川省地方政府中的某些官员。
前边已经说过，何燕本人公然宣称，她成立四川华威所用的注册资金，其来源是“通过时任四川省省长的宋宝瑞的介绍，成都地奥集团董事长李伯刚向她提供”的2千万元拆借资金。由于没有见到否认的消息，我们可以相信这个说法。但是这恰恰暴露了问题的严重性。我没有时间去详细研究这位当时的四川省省长宋宝瑞是何许人也，现在又官升到了何处，我只知道这个“四川华威”是何燕等人盗窃成都国腾国有财产的工具。一位省长大人亲自为这样的洗钱公司筹措注册资金，岂不是把地方政府的官员变成了国有财产盗窃者的同谋！
国腾系收购旭光的股权和旭光的上市，也同样充满了政府官员干预的迹象。按宋克荒提供的资料，成都国有资产管理局在向国腾系企业转让旭光的股份时，“严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政府的办事程序”，如成都国腾通讯（集团）公司成立于2000年5月，它购入旭光国有股权的转让定价（按每股净资产转让）基准日却被定为1999年1 2月31日。这些政府官员如此干预，大概是想让何燕等人在掏空了国有财产之后，再有机会通过操控上市公司来掏空小股民吧！
前边已经说过，宋克荒曾经向中央举报过国腾的问题，中央各部门也曾经对成都国腾进行过彻查，但是这种调查却不了了之，不仅没有给举报人一个正式的答复，而且还通过媒体散布出不知来自何方的“没有出现国有资产流失，不予立案”的“结论”。而何燕等人违法进行“股份制经营”、盗窃国有财产已经到了差点要白日行抢的地步，其种种具体行为都是明摆着的事实。这样的“调查结论”究竟来自何方，是何人所为，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现在终于知道了，为什么近些年少数企业经营者掠夺国有财产的行为如此之猖狂：原来是因为政府机构中的有关人士以装着没看见的方式在对他们进行纵容。
最后，成都国腾的案例也给我们提供了有关“股份制经营”的重大教训：
最近一些年来，许多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热衷于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和“股份化经营”，宣称可以通过私人股东的参股和持股来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使国有财产“保值增值”。近几年这种主张更有成为主流的趋势。而成都国腾的案例却提醒我们，恰恰是由于“股份制经营”下的企业股权结构可以变得极为复杂不清，如果没有确切而严厉的保护国有财产的法律，如果不严格地执行这种法律，“股份制经营”就会给盗窃国有财产提供更为大得多的机会。没有一个严格的法制化的经济环境，“股份化经营”只能急剧地增加国有财产所遭受的盗窃和掠夺。
02、当前在企业“改制”方面急需采取的措施
最近3个月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辩论，已经揭发出前几年公有企业“改制”当中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造成了公有财产的巨大损失，严重地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也危害了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
为了解决公有企业“改制”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当前急需在企业“改制”方面采取一系列综合配套的措施。下边根据需要这些措施的紧急程度（不是其重要程度），逐项列出我们当前在有关公有企业“改制”方面所急需采取的措施：
一、立即明文禁止任何原经营者和企业领导以任何方式（包括本人出资购买）获得任何公有企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所有权，不仅禁止此种人获得企业的全部所有权，而且禁止其获得企业的控制性股权，明文禁止“经营者持大股”式的企业改制，禁止对公有企业实行任何形式的ＭＢＯ。
为激励公有企业的现任经营者，可以允许其获得本企业的少量股份及其期权，但必须将其可获得的股权限制在绝对不可能对企业有控制力的水平上。小型公有制企业的产权改革和股权量化到个人只能采取一种方式，即企业全体职工集体选举企业领导、真正集体民主决定改制方案，应宣布除此以外的所有作法都为非法。
主张使原公有企业经营者成为企业所有者的人，强调企业的经营者比其它人更清楚本企业的实际情况，上级主管部门的官员不如他们清楚企业的情况。他们以此为由主张实行经营者持大股式的公有企业私有化。其实，任何人只要站在维护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就会明白，恰恰由于企业的经营者比其它人更清楚本企业的实际情况，才必须绝对禁止任何公有企业的经营者获得其企业。只要允许公有企业的经营者购买其企业，原经营者就可以利用其信息上的优势上下其手，压低公有企业的售价，使自己大发横财，损害公有财产、广大公众和企业的职工。也只有完全禁止了原公有企业经营者获得其企业，并且禁止经营不好企业的领导“易地当官”，才能逼迫经营者为了保住自己的高收入和社会地位而尽力经营好公有企业。
二、立即在公有企业中开展严厉的反腐败斗争。要与党政机关的反腐败斗争相结合，全面清查和严厉惩处公有企业经营者的任何贪污受贿行为；必须立即明文禁止在职的公有企业经营者和领导人另行开设和经营私人的企业，禁止公有企业与其领导人和经营者的亲属开设的私人企业有任何业务往来；必须立即明文禁止任何公有企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者个人收受任何回扣；必须明确宣布任何上述明文禁止的行为为非法，对确有此类行为者至少必须解雇和开除，情节严重者必须给予刑事处分。今后还应逐步实行公有企业的主要经营者本人收入和财产的申报制和公开化。
在此次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辩论中，争论的双方——主张让国有企业经营者成为所有者的一方和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方达成了一个真正的共识：目前的国有企业经营层存在着严重的腐败和贪污受贿问题。这些腐败行为主要表现在：公然开设私营的企业，并通过各种渠道向自己所有的私营企业转移财富；在采购和销售的各个环节收受回扣。反对私有化的一方进一步认为，这种腐败行为的顶峰就是现在的“经营层收购”，许多经营者先有意使国有企业亏损，再以惊人之低的价格“购买”（实际是白拿）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这样的贪污受贿当然大大提高国有企业的帐面经营成本，造成严重的亏损和国有资产流失。公有制企业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在此。
任何有社会常识的人都明白，要想遏制这种人所共知的腐败行为，首先要作的就是采取严厉的反腐败立法和司法行动。但是主张权贵私有化的人竟以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普遍腐败为由而主张使他们成为本企业的所有者，其理由是，如果企业变为其经营者本人所有，他就会认真经营好企业，也不再会有任何管理腐败行为。
这种思维方式之荒谬，只有用郎咸平式的保姆比喻才能说清：一个大家庭的家长雇了保姆来管家，但是这个保姆总是偷家里东西；家长本应好好监督这个保姆，或者干脆解雇偷东西的保姆以保护自己家的财产，而这个家长竟要把自己家的全部财产都白送给偷东西的保姆，其理由是，保姆偷东西是因为这些东西不归她所有，如果把主人家的所有东西都给了保姆，她就不会再偷东西了！
实际上，既然私有化的鼓吹者们也突出强调当前国有企业腐败现象严重，他们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就应当是与我们一起要求在国有企业中厉行反腐败。如果他们以“私有化是唯一出路”作借口，不同意者立即在国有企业中全力开展反腐败斗争，那就只能表明他们指责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腐败只是作作样子，只是为给少数人暴富的权贵私有化找借口，他们是在玩弄一个最阴险的骗术，就是以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腐败为理由，进一步要求向这些腐败分子让步，纵容甚至鼓励国有企业经营者中的腐败分子！
在公有企业特别是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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