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第6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耍忝堑脑蛊芨孟税伞�
其三是英宗旧臣。虽然英宗在位短暂,但在他身边也形成了颇有实力的班底,以拜住为首,还有中书平章政事张珪、王居仁,以及王约、王结、许有壬等儒臣。随着拜住和英宗一起被杀,这一集团失去了实权人物,但其声望却在朝野非常之高。泰定帝对于这一集团非常优礼,继续留任张珪、王居仁,对于王约等人也以“三老”之名进行尊礼,奉诏商议中书省事。
最后,便是武宗旧臣。这一支力量在仁宗朝受到强力打击,但被消灭的基本上是武宗设立尚书省所重用的理财文臣,而武宗夺取帝位的西北军事贵族则只是暂时离开了政治中心,仍在军界有着极大的实力。这派人以钦察人燕帖木儿、蔑儿乞人伯颜为首。燕帖木儿是名将床兀儿第三子,少年时便是武宗宿卫。父亲去世后,袭父职任左卫亲军都指挥使。伯颜也是从少年便跟随武宗的骁将,仁宗、英宗两朝历任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御史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陕西行台御史大夫等职。泰定帝对他们也大力笼络,燕帖木儿先被提拔为太仆卿,后又升迁为佥枢密院事。伯颜则被任命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佩虎符,节制江淮诸军。而在武宗朝曾任中书参知政事的理财专家、回回人乌伯都剌在英宗朝被贬为甘肃行省平章政事,这回也被调回中央,提拔为中书平章政事,成为泰定帝重要的理财之臣。
该平反的平反了,该封赏的封赏了,该抚慰的抚慰了,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各派政治势力在泰定帝治下或多或少的都分得了蛋糕的一块,虽然互相还有太多不满,但对于皇帝,都只能感恩戴德。
党派的事摆平了,泰定帝开始全力应付不断地天灾,混乱的经济和此起彼伏的民变了。
他要向世人证明,都是真金太子的后裔,甘麻剌一系绝不比答剌码八剌一系差。
【正文】
元代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可算是空前,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中曾大略统计了元代的灾害次数,其中有水灾九十二次,旱灾八十六次,雹灾六十九次,蝗灾六十一次,歉饥五十九次,地震五十六次,风灾四十二次,霜雪二十八次,疫灾二十次。不过,后又有学者对邓先生的统计进行了核查,发现其数字统计过少,其最高数还不如江西一省在元代的灾害次数 。但即使以邓先生的数据,也足以使之感慨:“可知元代之灾况,较其前之任何朝代,皆严重多矣。”
人类对自然灾害,预防只能起作用于部分种类,如水灾,其他灾害,基本上只能灾来挺着,灾后赈济。
中国的民间赈灾一向很发达,但也只能作为政府赈灾的补充,政府赈灾是否及时,是能否维持稳定的关键。
泰定帝渴望稳定,但他的执政期,灾害接连不断,一刻也不让他消停。笔者在这里罗列泰定元年的基本灾害情况,比较繁杂,不感兴趣的读者可略过,但只要扫上几眼,便可知泰定帝时代的元帝国实在是多灾多难:
泰定元年正月,广德、信州、岳州、惠州、南恩州民饥,发粟赈之。
二月,绍兴、庆元、延安、岳州、潮州五路及镇远府、河州、集州饥,发粟赈之。
三月,临洮狄道县,冀宁石州、离石、宁乡县旱,饥,赈米两月。
四月,木怜撒兒蛮部及北边蒙古户饥,赈粮、钞有差。
五月,袁州火,龙庆、延安、吉安、杭州、大都诸路属县水,民饥,赈粮有差。
六月,大司农屯田、诸卫屯田、彰德、汴梁等路雨伤稼,顺德、大名、河间、东平等二十一郡蝗,晋宁、巩昌、常德、龙兴等处饥,皆发粟赈之。大同浑源河,真定滹沱河,陕西渭水、黑水,渠州江水皆溢,并漂民庐舍。宣德府、巩昌路及八番金石番等处雨雹。河间、晋宁、泾州、扬州、寿春等路,湖广、河南诸屯田皆旱。
七月,奉元路朝邑县、曹州楚丘县、大名路开州濮阳县河溢,大都路固安州清河溢,顺德路任县沙、沣、洺水溢,真定、广平、庐州等十一郡雨伤稼,龙庆州雨雹大如鸡子,平地深三尺,定州屯河溢、山崩,免河渠营田租。大都、巩昌、延安、冀宁、龙兴等处饥,赈粜有差。
八月,秦州成纪县大雨,山崩,水溢,壅土至来谷河成丘阜。汴梁、济南属县雨水伤稼,赈之。延安、冀宁、杭州、潭州等十二郡及诸王哈伯等部饥,赈粮有差。
九月,奉元路长安县大雨,沣水溢,延安路洛水溢,濮州馆陶县及诸卫屯田水,建昌、绍兴二路饥,赈粮有差。
十月,延安路饥,发义仓粟赈之,仍给钞四千锭。广东道及武昌路江夏县饥,赈粜有差。河南廉访使买奴坐多征公田租免官。
十一月,河间路饥,赈粮二月。汴梁、信州、泉州、南安、赣州等路饥,赈粜有差。嘉定路龙兴县饥,赈粮一月。大都、上都、兴和等路十三驿饥,赈钞八千五百锭。
十二月,察罕脑兒千户部饥,赈粮一月。延安路雹灾,赈粮一月。温州路乐清县盐场水,民饥,发义仓粟赈之。两浙及江东诸郡水、旱,坏田六万四千三百余顷。
泰定帝执政五年,可在第一年老天爷便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每个月都来场灾变,让他穷于应付。
一年之中尚且如此,五年执政期有多少灾变也就可想而知。
天灾也往往伴随着人祸,随着灾害不断,各种民变也此起彼伏。
泰定元年(1324年)五月,有宾州方二之乱;七月有思州平茶杨大车、酉阳州冉世昌之乱;十二月有夔路容米洞蛮田先什用等九洞之乱。
泰定二年(1325年)五月,有柳州徭和浔州平甫县徭之乱,达鲁花赤都坚、都监姚泰亨在镇压变乱中战死;六月有河南息州人赵丑厮、郭菩萨倡言“弥勒佛当有天下”,发动叛乱,直到十二月方才平息;十月有播州凯黎苗之乱。
泰定四年(1327年),有苗人祭伯秧之乱。
致和元年(1328年)五月,广西普宁县僧人陈庆安聚众起事,并建号改元。
面对灾荒,泰定帝并不吝惜府库中的钱粮,有灾必赈,而对于民变,泰定帝也并不手软,派兵严厉镇压。他将很多宗王分镇各地,虽有封赏之意,但加强地方控制,以宗王坐镇镇压民变,则是他向宗王们索要的回报。
因灾害无法谋生,百姓便会追随不安分者铤而走险,赈灾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才能使得民变无法发展壮大,成为颠覆王朝的燎原大火。
“泰定之世,灾异数见”,却能够“天下无事,号称治平”,泰定帝君臣的努力总算是有效果的。
但是,这就牵扯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无论是赈灾还是打仗,都是需要大量的钱财,何况,泰定帝不吝惜钱财不仅表现在国计民生上,对于宗王勋贵的赏赐、庙宇的修建以及自己的享受(如中买宝物)也都大慷其慨。而仁、英两朝留下的财政状况却很不乐观,钱从何来?
前文说过,武宗即位花钱大手大脚,不得不用发行新钞票来化解财政危机。而仁宗继位,废止了武宗颁行的至大交钞,从延祐三年开始,一直用压低钞币发行额来抽紧银根,控制物价上涨。
可到了延祐六、七年,因为延祐经理的失败,财政状况每况愈下,仁宗不得不增加钞币发行额来弥补收支亏负,结果引起又一次通货膨胀。这次通胀一直延续到英宗末年,英宗即使想改变也没有时间。
泰定帝继位,处处都要花钱,而又面对灾变不断,那么就必须平抑物价并在缩紧银根的基础上增加国库收入。
既不能再发行更多的货币,又要平抑物价,还要增加收入。
这事情很难。
但泰定帝做到了。
当然,并不怎么懂经济的泰定帝自己没有这个能耐。完成这个艰巨使命的,是他一力重用的回回大臣们。
【正文】
元朝的理财派和汉法派之争贯穿始终,因为有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古训,再加上理财派大都为色目官员,理财派往往被指斥为奸臣。从世祖朝的阿合马、桑哥、卢世荣到武宗朝的脱虎脱、三宝奴无不如此,泰定朝的旭迈杰、倒剌沙、乌伯都剌等人,自然也没能逃脱这样的命运,被称为“专权自用,疏远勋旧,废弃忠良,变乱祖宗法度,空府库以私其党类” 。
历史上的党争往往是成王败寇,理财派因为种种原因总是失败者,“众恶归焉”便没什么奇怪。不过,人性是复杂的,善恶并不能截然分开,政治人物的作为,也并不能总是简单的予以黑白的判断。
泰定帝重用回回大臣,确实属于“用人唯亲”——大力提拔自己的藩邸旧臣,使得汉人儒臣们对“时相多西域人”极为反感。但面对泰定帝执政期不断的天灾和不尽如人意的财政状况,这些回回大臣们作出了相当贡献,维持了经济的稳定。
在他们的主持下,泰定帝恢复了仁宗朝减少印钞数的措施,缩紧银根,使得物价平抑。但朝廷的“钞本”不足,储蓄不够,如何能够缩紧银根?泰定众臣奏请实行了拿出两条方案,其一是“盐课增价”,提高盐税。其二是“富民入栗拜官”的制度,将一批中下级官位出售,“二千石从七品,千石正八品,五百石从八品,三百石正九品,不愿仕者旌其门。” 从而获得大量财富,不但使得府库得以充盈,还可用于赈济灾民。另外,加大南粮北运的运量,平抑京畿物价,稳定民间市场。
虽然“盐课增价”,“皆足以厉民矣”,而“富民入栗拜官”更属于卖官鬻爵,但也不失为解决燃眉之急的办法。
原本喧腾的物价终于得到平抑,跌落到延祐六、七年以前的水平,有些物品甚至还低于腾贵前的价格水平。如盐引,仁宗朝官定价格是一百五十两钞一引,泰定二年便下跌到钞一百二十五两。
在稳定经济的同时,作为宰辅的回回大臣们也并没有破坏已经实行的汉法。泰定元年,泰定帝册立长子阿速吉八为皇太子,并马上遵从大臣的建议“如裕宗故事,择名儒辅太子,敕中书省臣访求以闻”,让儒学大师来教导太子读书,准备将太子培养为真金那样的继承人。
同时,泰定帝自己也在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将世祖朝开始的名儒向皇帝进讲帝王之道的作法,正式定为经筵制度,让张珪、赵简、吴澄、邓文原、虞集、王结、忽都鲁都兒迷失等蒙汉儒士担任进讲官,讲解《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
仁宗朝开始的科举,泰定帝面对朝廷中“有欲罢科举法者”的议论,听取了礼部尚书曹元用“科举取士之法,当革冒滥,严考核,俾得真才之用” 的建议,继续坚持。泰定元年三月便开科举士,八剌、张益等八十六人中举;泰定四年三月,再次开科,又有阿察赤、李黼等八十六人金榜题名。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泰定帝和他的回回宰辅们,十分重视行政效率,在处理政事上也很能听得进儒臣的意见。英宗旧臣许有壬每次朝议,都要“屡争事得失”,旭迈杰等丞相也能够认真听取,“汛扫积滞,几无留牍”,迅速作出处理。至治元年进士,先后担任礼部郎中、吏部侍郎的宋本也由衷的感叹:“此贞观、开元间议事也。”
但他们的这些作为,并没能逃脱“奸臣”的骂名。
这虽然有党同伐异的原因在内,但他们对泰定帝私欲的纵容和自己私利的撷取,却也是洗刷不掉的污点。
泰定帝非常信佛,为了表示虔诚,四处修建寺院,大做佛事,并四处置办采买宗教仪式用品,乃至“建西山寺,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