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风云二十年(上)-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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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行长刘志强还动员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稍买一点，起个宣传作用。结果刘鸿儒的答复是：“我是管此事的，如果买了股票，以后不好交代。”其实当时很多人买股票是为改革试验带头，买了就放在抽屉里。
　　交易市场冷清，股票更不好卖，等1988年年底万科（000002）发行股票的时候，差点把深圳证券公司坑死。当时万科计划发行
　　2　800万股，其中深圳特区证券包销600万股，中国银行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代销600万股，剩下的万科自销。
　　一个月包销期过去了，深圳特区证券包销的600万股只卖出了3/4，该公司最后咬牙自筹资金，把这150万股股票买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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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股票引发的悲喜剧
深圳特区证券咬牙买万科股票，而万科自销的那部分，也是无比艰难。
　　一家本来承诺投资的外商临阵变卦，王石的老朋友刘元生闻讯救急认购360万股。这一认购就是20年，现在刘元生的这笔投资已经价值20亿元左右了。
　　万科对此次资本起航之旅最津津乐道的段子是：
　　有一次，万科的人员通过深圳市工商管理局联系到个体工商协会，请协会出面邀请个体户开会，万科的人员还没介绍3分钟，下面的个体户已经不耐烦了，嚷嚷着：“别讲了，你就开个数，摊派多少？”
　　万科的此次个体户开会，还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1988年，53岁的巢中立变卖家产凑足10万元，携妻儿南下闯荡。万科首次发行股票时，个体协会动员所有参加会议的个体户买股票，抱着“只当买了国库券”想法的巢中立斗胆买了3　000股，不久，股票就从1元钱一股涨到了28元，他全部卖掉，赚了第一笔轻松钱。尝到甜头的巢中立迅速投身股海，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聚集了千万身家。
　　轻易到手的财富，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其后，巢中立离婚、结婚、和第一个女友分手、和第二个女友分手……生意每况愈下。
　　2005年，60多岁的巢中立在常德悬梁自尽。
　　同样的机遇，成就了刘元生，却给巢中立打开了不同的一扇门。
　　如何把握机会，如何把握财富，如何做好自己，诸位可以通过这个例子好好感悟一下。
　　附带一句，万科的股东里还是混迹了几位股市大鳄的。
　　1990年，万科召开股东会，一位散户发言说：“我看好万科发展的光明前途。股票下跌的时候，我做多头，一直吃进万科股票。可一些大股东却在抛股票，我不点名是谁，但我可以声明，你抛的股票我照单全收。”这位散户的发言获得了热烈掌声，股东大会顺利结束。
　　这位散户就是日后在“中科系”事件中，把中国股市搅得天翻地覆的朱焕良。
　　

第一次牛市来了
机遇总是稍纵即逝的，1989年，深发展派息分红，中国股市的第一波牛市狂潮由此引爆。
　　1989年年初，深发展派息分红，1989年年中，深发展又推出年中分红，两股送一股，股价在除权后，很快就又回到了35元以上。
　　精于计算的人自然会发现，如果在1987年拿400元，以每股20元的价格，买入20股深发展，现在已经拥有了30股，如果以每股35元的价格卖出，即使不算红利，两年时间，最早的400元已经成了1　050元，国库券、银行利率哪能望其项背啊。其后，深发展股票价格开始直线上扬，半年时间已经逼近每股120元的价格。
　　1989年年底，深安达（000004，现在的ST国农）发行，抢购局面开始出现，面对汹涌而来的人群，发售部门决定每人限购3　000股，短时间内，500万股深安达股票全部售罄。
　　1990年3月，原野实业（000005，现在的世纪星源）发行1　650万股，引发万人空巷，凌晨1：00证券公司门口就已经排起长龙，面对人山人海，主管部门紧急出动大批警察维持秩序，第二天早上证券公司开门时，人如潮水般涌动，把证券公司的玻璃柜台都挤碎了。一江之隔的香港媒体都为此次抢购所震惊。
　　如此火暴的股票发行场面，自然推升了股价。深发展1990年年初从20元拆细为1元面值，每股元，柜台交易数据显示，到1990年4月底已经上涨到了11元，4个月涨幅达到290％。
　　随后股市全面飙升，从4月到6月，两个月时间，深发展已经涨到了24元，相比年初，半年之内涨了900％左右；万科从元涨到了元，上涨了476％；金田从24元涨到了81元，上涨了237％；安达从元涨到了8元，上涨了433％；原野从13元涨到了52元，上涨了300％。
　　巨大的财富效应举国关注，全国股民开始向深圳涌来，按当时的报道称，某村全村老少派村长用蛇皮袋扛着全村凑的钱来深圳炒股；港澳台的一些资金也悄然介入；就连普陀山的僧人也筹集了20多万元，派僧人来炒股。
　　按当时香港媒体的报道，从1990年3月份开始，证券公司门外简直是人山人海，把交通都阻断了。股票买卖不分昼夜地进行着。深圳市大量企事业人员已无心上班，全面投入股市。
　　面对始料不及的这波狂潮，深圳市政府接二连三地向各单位发出通知，严厉禁止机关干部利用上班时间炒股票，并开始出手调控股市。
　　

牛市引发的高层担忧
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对此轮牛市在《百年潮》杂志中，曾撰文做过这样的回忆：
　　1990年5月，深圳市股票市场突然出现了“股票热”，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当时深圳有3个证券交易窗口，即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中国银行证券营业部、深圳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进入交易的股票不过5家企业，其中较大的是深发展。1990年春，股票价格突然猛涨，导火索是因为深圳发展银行送股较多，分红较高；深层次原因则是深圳靠近香港，当地人对股市了解、接受得比较快。深圳市场国债买卖向来不够兴旺，股票却很兴旺，也与此相关。
　　当时，深圳股市突然连续翻番上涨，引起了震动，深圳人买，外地人也去买，一下子形成热潮。当时3个窗口网点门外马路边都是人。在炒买炒卖股票高潮的6月，每天约有2　000多人站在证券公司门前围观或私下交易。因为没有交易所，没有电脑设备，转户也比较慢，所以围观的人非常多，可以说一夜间出现了拥有几十万元上百万元身价的富翁。
　　深圳热起来以后，上海也热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受国务院委托，与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的同志一起去深圳、上海进行了3次调查，然后向国务院做过汇报，也与深圳、上海市研究过一些规范意见。
　　因为股市非常热，这引起社会上不同的议论和反响。有人说一夜之间发大财，社会主义不能允许；有人说会引起社会混乱；有人说是搞私有化。国内有些方面的负责人于是提出来，是不是暂时把上海、深圳的两个点停下来？继续下去会不会出问题？股票市场面临关张的可能。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感到很矛盾，也很担忧。
　　当时人民日报社《情况汇编》第346期发了题为《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文章，报送中央领导。有5位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做了批示。有的讲，应该立刻关掉；有的讲，应该制止不规范的股票集资。这些情况反映了当时理论上的禁区和认识上的障碍还没有突破，股票市场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私有化的产物，这带来了很多担心和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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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调控出手
在人民日报社编发了《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情况汇编》之后；国家体改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组成联合调查组，从1990年5月中旬起对深圳证券市场进行调查。
　　5月29日，深圳限制涨跌停板10％。
　　6月中旬，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铺新点”，市场认为这将加剧股票的短缺。
　　6月18日，深圳将涨跌停板缩窄至5％。
　　6月26日，将涨幅缩至1％，跌幅还是5％，政策导向是鼓励下跌，不鼓励上涨。
　　7月1日，深圳开始实行《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卖出股票需缴纳6‰的印花税；红利所得超过银行1年期利息部分，要缴纳1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
　　10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做出决定，处级以上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
　　问题是，对于种种利空，市场毫不理会，股价继续飙升，从6月到10月，深发展从24元涨到62元，如果从年初算起，一年的涨幅将近30倍；万科从元上涨到元，上涨了129％；金田从80元左右上涨到215元，上涨了165％；安达从8元涨到元，上涨了；原野从52元涨到143元，涨幅175％。
　　疯狂的股市终于把主管部门逼急了，11月20日，深圳党政干部响应红头文件的规定，纷纷踏入股市开始抛股。
　　11月26日，万科、安达、原野开始下跌，多方退守在深发展和金田两只股票中，拼死抵抗。
　　11月28日，金田多头崩溃，开始做空。
　　多方继续盘踞在深发展中抵抗，空方开始在其他4只股票中发力，十几天后，深发展也全面失守，股价跌停。这样，半年以来始终上涨的深圳股市从12月8日开始掉头向下，自此开始9个月的长跌。9个月中，深市总市值抹去七八个亿，市值只剩35亿元，一片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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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股市雄起（1）
在主管部门对深圳股市调控之时，部分资金已经开始从深圳转战上海。
　　上海股市在资金的支持下，在深圳股市的狂热氛围下，也开始起步。
　　1990年5月，静安指数还在100点之下，当时的龙头股“电真空”，也就是现在的广电电子（600602）交易价90多元，按现在拆细来算，一股连一元都不到，不少深圳资金开始大肆建仓买入“电真空”。
　　到5月底，静安指数已经攀上100点大关。
　　6月底，静安指数110点。
　　7月23日，静安指数创出历史新高—123点。此时，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向上海汇集。
　　8月中旬，静安指数200点。
　　9月底，静安指数300点。
　　在此期间，电真空最高突破500元，大飞乐、小飞乐股价均在400元左右，申华（600653，现在的申华控股）股价392元，延中实业（600601，现在的方正科技）股价242元，爱使（600652）股价突破200元。
　　电真空里显身手
　　1989年，杨百万在《中国金融》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由于保值利率的提高，信用社和银行把几十年的盈利都贴进去了，面临亏损的边缘。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是利率即将下调的信号，立刻决定抛掉国库券，买进股票。抛掉国库券的另一个原因是看到当时国库券价格实在太高了，达到120多元，而他手上的国库券成本都在100元以下。
　　当时上海股票市场非常低迷，交易者寥寥无几。营业部的员工好心地劝他不要买。但杨怀定坚信自己的判断。回头看这段往事时，杨怀定的总结是：“我有一个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习惯，就是坚信自己经过分析研究后的判断，而不愿理会证券公司或专业机构的话。”而国内外的股市历史也证明，无数高手死得最惨的案例，都是因为听了外部的消息、建议，没有坚持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