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史-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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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何人。”
现代“文字狱”（6）
继姚文元批示之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74年12月7日第3297期，也以《北京市发现许多单位秘密流传手抄本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为题，反映了《归来》的流传情况，并指出：“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宣扬资产阶级恋爱观——爱情至上，鼓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先进，散布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鼓吹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白专道路”，“欺骗性很大”，“流毒很广”。
北京日报社将姚文元的指示雷厉风行地传达给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成立专案小组追查。他们查明作者是张扬后，立即给该省公安局发函。后者遂于1975年1月7日将张逮捕。为了向姚文元等权势炳赫的大人物献媚邀功，办案人员竭力给他罗织种种莫须有的罪状：第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中对知识分子的蔑称）；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描写“爱情”。
为了在法律上“站住脚”，他们先给书中人物分别“定性定案”。女主人公丁洁琼教授是“叛徒”，另一位女主人公叶玉菡是“地主阶级的少爷小姐”，男主人公苏冠兰教授是“特务”，###老干部鲁宁是“走资派”，老天文学家苏凤麒是“反动学术权威”、“洋奴买办”，美国神甫查尔斯是“帝国主义分子”。
张扬被定为“反革命”，亲属好友广受株连，办案人员在他插队的地方，组织召开“声讨会”，挨家挨户收集农民的印章，编造所谓“控诉书”，盗用“广大贫下中农”的名义一致要求将他判处死刑。
1976年6月，湖南省公安局向省法院起诉，建议对张扬从严惩处。《起诉书》宣布他的主要罪行是：出于反动阶级本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写出反动小说《归来》，变本加厉地、非常露骨地鼓吹“叛徒哲学”和“天才论”。文字越写越冗长，内容越写越反动。这本反动小说的要害是要资本主义“归来”，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为刘少奇、###翻案，反对###；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灵，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和平演变，为刘少奇、周扬文艺黑线招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这本黑书的主人公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学阀、洋奴买办、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起诉书》认为《归来》突出歌颂周总理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并指摘他“攻击中央首长张春桥同志”，“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
除主罪外，《起诉书》还罗织了其他一些罪状。1967年10月，张扬曾与另外三个知识青年合写过一篇题为《刘氏上山下乡运动是对毛主席青年运动方向的彻底背叛》的大批判文章，登在一派群众组织的小报上。当时，在浏阳地区群众组织中，有人提出“赶走长沙佬”、“杀死长沙佬”的口号。张扬等来自长沙的知青感到受排挤，加之知青工作中确实存在种种问题，他们不满，因而在大批判文章中讲到知识青年在农村受苦，上山下乡是“新型农奴制度”。这就构成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
张扬的祖父是地主，父亲张效立在阎锡山部队办的“民族革命第九中学”当过教员，后因反对军官逼婚女学生，受###，逃到河南长葛县，办了一所学校，进行抗日宣传，组织过一个农业合作社。1949年1月，张扬出生仅一个月，张效立被当地地主“黑枪”打死（凶手已在解放初期被政府###）。张扬之母连夜携子逃离河南。尔后张扬靠寡母养活###。“###”中，张因父亲这段历史，被算成“恶霸地主”出身。入狱后，就被认定是“猖狂进行阶级报复”。
此外，《起诉书》还编造了“烧毁《毛泽东选集》”，“顽固不化，不认罪服法，实属不堪改造的死硬分子”等罪名。这时，张扬的处境已十分危险。公安局的《起诉书》给他锻造了一系列重罪，要求对他严惩，一旦罪名成立，他必死无疑。
值得庆幸的是，省法院负责审理本案的审判员为人正派，办事一丝不苟。他不能认定《归来》是反动小说，又发现提交的判刑依据不足，于是采取拖延的办法，迟迟不提出审判意见。一个多月以后，恶贯满盈的“四人帮”被一举逮捕，形势陡变，张扬才摆脱死亡阴影的笼罩。
“###”中大批冤、假、错案，并不都是“四人帮”亲手铸成的。归根结底，是极左路线肆虐横行、法制受到空前践踏的产物。然而，极左路线的淫威只能钳制人们的言语，却不能禁锢人们的思想，也正是通过一起又一起的现代“文字狱”，越来越多的青年认清了极左路线的反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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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觉悟的历程（1）
三知青觉悟的历程
“###”初，当全民族都空前狂热地崇拜一个神时，只能是理智受到戕伐。知识青年身上，既有追求革命理想的热忱，又有向政治偶像顶礼膜拜的虔诚，由此投入上山下乡的新生活。在农村，他们多有坎坷的经历。有比较才有鉴别，经过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以及勤奋学习和独立思考，他们终于走出盲从的误区，在思想上逐渐成熟。
（一）接受“再教育”
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以前接受的是所谓“全红”教育，指教育者（包括学校、家庭、社会）以偏激的情感向被教育者灌输的是清一色的社会主义“尽善尽美”的思想。教育者没有把社会的落后面和阴暗面如实地披露给被教育者，以致被教育者的心灵自幼便打下了社会主义“完善”的烙印。知识青年深入到农村以后，才真正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贫困、落后、愚昧、封闭，空中楼阁式的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令他们惊愕，引起他们的反思。一位在“###”初期颇有影响的北京红卫兵在回忆他下乡后的感受时这样写道：
我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标，喊几声“反修防修”的口号，在社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到陕北的山沟沟，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鲜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留下了眼泪。还搞什么“###”，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这时，我是站在地上看世界。《中国青年报》，1986年8月29日。
农村中司空见惯的贫困、落后、愚昧之所以令知识青年感到震惊，首先是因为严峻现实将“全红”教育浇铸的根基轻而易举地打得粉碎，一向以“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人民”为神圣天职的青年第一次发现，贫困与落后，愚昧与无知，还远远没有与广大农村绝缘。这是他们下乡后首先受到的“再教育”，尽管这种教育的内涵与毛泽东所说的“再教育”风马牛不相及。
上山下乡为知识青年思想上的反省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和天地，与农民接触越多，对人民公社制度困厄下广大农村那并不“光明”的一面了解得越透彻。对许多地方的农民来说，最令他们谈虎色变的倒不是“###”初的大动荡，而是“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当农民忆及那段历史时，往往流露出劫后余生的庆幸。正是从农民的言语中，知青们认识到“三年灾害”主要并非天灾，实在是由于错误政策所造成的“人祸”。由此举一反三，对“庐山会议”的那场风波，对被列为刘少奇“罪状”的“三自一包”，对“###”中的种种倒行逆施逐渐有了新的见解。
“###”的理论与实践，是和###的名字分不开的。“###”把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老干部从政治上打翻在地，为###一跃成为经###九大党章“法定”的接班人扫清了障碍。当红卫兵小将们虔诚地高呼“敬祝伟大统帅毛主席万寿无疆”口号时，必然要同时高呼“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个人崇拜达到近乎疯狂的年代里，这两句发自亿万人肺腑的口号构成了时代的最强音。###作为那场造神运动中跃升最快，并奠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显赫地位的一尊“大神”，成为全中国人民“学习的榜样”。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知青觉悟的历程（2）
然而，1971年9月13日###等人仓皇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事件的发生，却使现代造神运动成了历史的笑柄。当这个消息闪电般传到各地知青中后，他们陷入了茫然、困惑，不少人对刚刚发生的事件表示难以置信。这个被写入党章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个整日手擎“小红书”，高喊“万寿无疆”，信誓旦旦地扬言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副统帅”，为什么要加害毛主席，并在阴谋败露后叛逃出国呢？在以后一段时间里，不管上级传达的文件如何煞费苦心地解释，都无法削弱这一事件给全国人民心理上的巨大冲击。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他们首先感到的是自己对领袖的赤诚之心和圣洁之情受到了亵渎，认为自己上了当，受了骗。当他们因受骗而备受煎熬时，当他们因失去理想主义的精神支柱而四顾彷徨时，一种近乎绝望的心理往往攫住了他们的心。1974年，知青诗人郭路生写下了《疯狗》一诗。这首诗虽然只是个人情感的宣泄，却惟妙惟肖地映现出知青中普遍的心态：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看。
仿佛我就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杨健：《“###”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
疯狗犹能跳墙，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的知识青年却只能默默地忍受。沉重的代价不过是对以往盲从轻信的惩罚。有人在评价《疯狗》时恰如其分地指出：当多少人在颂歌中晕眩，在“主人翁”的口号中陶醉的时候，他却对蒙着红光的暗夜发出了反叛的嘶叫，这不是丧失理智的哀鸣，恰恰是最可宝贵的清醒的###杨健：《“###”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摆脱精神痛苦的途径只有使思维跳出早已习惯的窠臼。###事件是一副清醒剂，使许多知青从轻信和盲从中惊醒，尽管还不曾使他们大彻大悟，至少，他们僵化已久的大脑又开始重新恢复思维的活力。
为了寻绎扑朔###的政治风云的真正底蕴，也为了避免重蹈受骗上当的覆辙，许多知青开始求助人类文化的结晶——书本。无论是在农村社队，还是在兵团、农场，知识青年中读书风气明显上升。他们涉猎的读物不再囿于早已熟读成诵的“红宝书”，而是闯过各种人为的“禁区”，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可以搜罗到的书籍。在一些文化素质较高的知青中，研读马列主义原著也蔚成风气。列宁的《哲学笔记》、恩格斯的《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哲学著作，成为特定环境下知识青年寻找批判武器的重要方式。
“天高皇帝远”的偏僻环境，为知青们交流学习心得提供了便利。在当时“万马齐喑”的压抑气氛下，如果说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