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史-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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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不过，纵使在这类密迩城市的地区，知青与农民的婚姻仍为主导类型。这或者有助于说明，知识青年下乡后，由城市户口转为农业户口，同时也就失去了城市市民享受的一应生活补贴和福利。在城市人眼里，他们是“新型农民”，深浚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壕沟，增加了缔结婚姻的难度。
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知青的择偶环境与插队知青差别明显。生产建设兵团一般地处边疆，区域开阔。兵团的连队自成一方天地，与别的连队相隔有一定距离，有的甚至独自一隅，四周皆是无边的原野。一个连队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择偶范畴张持坚：《甜蜜和苦涩的融汇》，《文汇报》，1994年11月7日。。聚集在这一方天地的知青通常来自天南海北的各个城市。虽然操着南腔北调，毕竟命运相同，旨趣相投，朝夕相处，感情日笃。自然而然，双知青结婚便成为兵团中的主导性婚姻类型。。 最好的txt下载网
婚姻的类型（2）
在三种婚姻类型中，知青与知青共结连理一般具有较为坚实的感情基础。知青间的恋爱萌生于艰苦的岁月，动荡的年代，或基于寻求心理上的慰藉，减轻生活中的沉重压力；或缘于同病相怜的命运。同甘共苦的经历是一个最起码也最重要的前提。“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更何况是相濡以沫的男女知青。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遭遇，共同的语言，使两颗年轻的心灵相互碰撞，迸发出爱情的火花。从道理上讲，这一类型的婚姻应是知青中最为理想的结合形式，但农村艰窘的生活却给这种“理想的婚姻”蒙上浓重的阴影。许多知青婚后只有菲薄的收入，经济上无以自立。若再生儿育女，对捉襟见肘的生活无异于雪上加霜。一首知青歌曲唱道：“人家的丈夫，当官拿数数（四川方言：钱）；知妹（四川对女知青的简称）的丈夫，年终要倒补。”“人家的丈夫，都有楼房住，知妹的丈夫，光呀嘛光屁股！”用艺术的夸张，强烈的对比，活衬出男女知青婚后生活的艰辛。
知青与城市职工（包括军人）的婚姻多数具有几个共同特点：知青一方为清一###性；婚姻由父母包办或亲友撮合，缺乏感情基础；夫妻分居城乡，从一开始就成为“牛郎织女”。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强烈反差，促使一些女知青及其家长将择偶的目光投向城市，使这种婚姻具有了为返城准备条件的明确目的。上海女知青郭慧是家中的独生女，1968年高中毕业后到吉林省延吉县插队。母亲希望她调到离家较近的地方，托人从老家江苏海安县给她介绍了一位中学教师为对象郭慧拒绝了母亲的安排，执意与一青年农民恋爱结婚，被树为本省知青典型。见《吉林日报》，1974年12月21日。。上海女知青夏美珍，在贵州绥阳县插队。她的父亲想方设法为她在老家宁波市附近镇海县的一个农具厂找好工作，并替她在宁波市物色了一个对象，认为这样做可以使她回到城市，而且距离上海较近《南方日报》，1975年7月10日。。一些女知青，家中无权无势，返城无路，眼看着同伴一个接一个地远走高飞，只得把自己的命运压在与城市职工订婚上。虽然国家有关政策不允许农村户口的妻子和子女迁入男方所在的城市，但这种结合毕竟为女知青提供了长期探亲，与城市建立稳定关系的保障；女方还可从丈夫的工资中获利。尤为重要是，国家政策在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同时，为城乡两地长期分居夫妇的团聚仍留有一些活口，这使在农村的女方或迟或早能返归梦牵魂绕的城市。
缺少爱情基础，通常是这类婚姻的致命伤。女知识青年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和应有的尊严，换取一张进城的门票。有的女知青为了返城，违心地与城市下来的招工人员达成协约：与后者建立恋爱关系，条件是后者利用手中的招工指标，在短期内将她调回城市李育麟：《酒》，《知青档案》，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66页。。然而举凡“降格”寻找下乡知青为妻的城镇职工，以在城里择偶难者为多。难点所在，或因相貌丑陋，或因工作不理想，或因家境贫寒，或因身体残疾。发生过这样一件悲喜剧：某女知青经“月老”牵头，嫁给了城里一工伤致残的工人。厂方经多方努力，将她的户口、粮食关系办回了城市。厂方成全了这桩婚事，又卸去了对致残者长年照顾的责任；男方以残缺之躯，终圆“洞房花烛”之梦；女方则实现了返城的夙愿。有关三方各有所得，皆大欢喜。但唯一缺少的恰恰是作为婚姻基础的爱情《风潮荡落（1955—1979）——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婚姻的本质受到最粗暴的蹂躏，它不再是伊甸园中青年男女纯真爱情的升华，却蜕变为###裸的利益交换的手段，由此埋下数不清的苦果。 。。
婚姻的类型（3）
某上海女知青相貌俊俏，插队落户时在当地被称为“一枝花”。父母爱女心切，为她在城里找了个工人当对象。她在返城无路的背景下与之完婚。男方文化低，个子矮而胖，绰号“小皮球”。婚后不久，“一枝花”就想离婚，但男方积极为她的调动奔走，复经父母劝说，婚姻得以维持。等回到上海，有了孩子，两人真正共同生活在一起，女方感到与丈夫实在没有感情，又提出离婚。男方认为经过百般努力，家庭终归破裂，活着没有意思，坚持离婚时儿子判归自己，否则与儿子一起去死。女方自酌年龄不轻，也不肯放弃孩子，双方相持不下，孩子夹在中间备受痛苦《一天的奇迹》，《中国妇女》，1991年12期。。这都是无感情婚姻所酿成的苦果，不得不由三个人来吞咽分享。类似这样的悲剧，在当年是不少的。
知识青年与农民的结合在全部婚姻中涉及面最广，酿成的苦果也最多。这种婚姻类型又包括男知青娶女农民，女知青嫁男农民两种形式。一些资料显示，女知青嫁给农民的人数明显超过了男知青娶女农民的人数参考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已婚知青住房情况》，该地区与农民结婚的2042名知青中，属男知青与女农民结婚的有658人（占322％），属女知青与男农民结婚的有1384人（678％）。另据黑龙江省知青办《上山下乡简报》1979年第1期：呼兰县与农民结婚的290名知青中，属男知青与女农民结婚的有98人（338％），属女知青与男农民结婚的有192人（662％）。。因此，考察女知青嫁农民的现象，应作为###知识青年婚姻问题的一个重点。
女知青嫁农民，本来是知青多种婚姻中的一种形式，然而在连婚姻也被高度政治化的“###”年代里，唯独这种形式被舆论工具赋予了重要的社会意义。这种举动被吹捧为“扎根农村”、“彻底决裂旧传统观念”、“敢于反潮流”的具体表现，缩小“三大差别”的“实际行动”。如果穷原竟委的话，这种做法在50年代末已见端倪。1957年，天津市女7中高中毕业生王培珍到河北省静海县团泊洼赵连庄农业社当了农民，两年后与当地青年农民恋爱结婚。她的举动受到种种非议，有的人嘲讽她是“傻子”。对于这种压力，她毫不介意，并在日记中表示：心甘情愿做一个对人民有利、对国家有利的“大傻子”《知识青年的革命道路——奋战在农业战线上的知识青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版。。王培珍显然认为自己的婚事具有重大政治意义，这种精神支柱使她面对舆论的压力处之泰然。70年代对白启娴事迹大张旗鼓的报道，在更大程度上使女知青嫁农民一时成为时髦。白启娴扬名后，地位陡然变化，先由地委书记介绍入了党，继而被增补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擢为河北省知青办副主任，地区文教办副主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在很短的时间内，她收到了全国各地两三千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各行各业的人们表示了对她的鼓励、支持，许多知识青年决心以她为榜样像“###”中昙花一现的许多英雄、典范一样，白启娴的归宿是可悲的。“###”结束后，她的事迹失去了宣传价值，诸多官职被免去，调到沧州师范专科学校教务处任副主任。1982年11月煤气中毒致死，年仅39岁。。
婚姻的类型（4）
与此同时，一批白启娴式的女知青在各地脱颖而出。湖北树立了“敢于破除旧传统观念”的喻利华。喻是武汉市知青，1969年12月到洪湖县插队落户，与贫农青年相爱，面对人前背后的闲话与嘲笑，据说她从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汲取了与农民结合的精神力量，并勇敢地迈出了与贫农结婚的一步《湖北日报》，1974年2月11日。。辽宁则宣传了“决裂旧观念，青春献人民”的刘秀兰。刘于沈阳市第9中学高中毕业后到苏家屯区插队，1969年与一农民结婚。从年龄上推测，她结婚时至多不过22岁，在知青中当属早婚之列《沈阳日报》，1974年3月19日。。浙江推出了徐春娟。她是金华市3中的68届毕业生，下乡后推荐上大学不去，决心扎根农村，最后嫁给了农民《浙江日报》，1974年3月19日。。湖南表彰了张国清。张是1963年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的老知青，四年后与一贫农结婚，随即发展入党。“###”中擢升省妇联副主任《人民日报》，1974年3月20日。。一时间风云际会的这类典型还有杭州女知青缪惠敏，青岛女知青李春梅、王金华，上海女知青郭惠、万宁林等等，不一而足《浙江日报》，1974年5月6日；《青岛日报》，1974年3月17日；《吉林日报》，1974年12月21日；《解放日报》，1975年1月27日。。
关于与农民结婚的理由，当时的舆论工具杜撰出种种冠冕堂皇的说法来。白启娴认为“这对于缩小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反修、防修，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徐春娟把它提到“走什么道路”的政治高度来认识，认为；找个什么样的对象，不单单是个恋爱婚姻问题，而是关系到自己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如果把家安在城里，将来三天两头往城里跑，就会动摇扎根农村的决心。还有的女知青着重强调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应与农民“相结合”思想的指导意义。当年风行全中国的毛泽东语录：“尽管他们（指农民）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成为一些女知青嫁给农民的理论依据作为当时最时兴的理论，最初是由白启娴在那封著名的申诉信中加以征引的，以后便辗转传布，参见《沈阳日报》1974年3月19日刘秀兰的文章《谈谈我为什么和农民结婚》。。毋庸讳言，女知青嫁农民的举动之所以被一再夸大、拔高、渲染，首先是与“###”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歧视、丑化、贬低乃至打击的做法联系在一起的。上述说教的共同特点，是用某种政治上的需要给这类婚姻镀上一个夺目的光环，换言之，结婚只是为了完成某种政治目的，而恰恰应该当作婚姻主弦的爱情反而被略而不提。
尽管宣传调门一再拔高，知识青年们却几乎无不知晓：“结了婚要一辈子当农民”，“也别想再选调了”《南方日报》，1975年7月10日；《人民日报》，1975年1月28日。。与农民结合，意味着将终生厮守脚下那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