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媚术:中国历史上的身体政治学-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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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中《楚汉春秋》一书乃汉初陆贾所著，至南宋时亡佚。毫无疑问，司马迁著《史记》时参考过《楚汉春秋》一书：“盖司马迁撰《史记》据《楚汉春秋》，故其言秦、汉事尤详。”（王利器）
可是，《楚汉春秋》中记载的“美人和之”的和歌，注重细节兼好奇的司马迁却没有录入《史记》。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楚汉春秋》中引录了这首和歌：
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一直以来，就有人怀疑这首和歌是后世的伪作，理由是秦汉没有如此成熟的五言诗。但是，《汉书·外戚传》记录的戚夫人哀歌却已是相当成熟的五言诗：“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幕，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郦道元《水经注·河水》记录的秦时民谣也已是相当成熟的五言诗：“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餔。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因此，《楚汉春秋》所录的这首和歌并非伪作，应无问题。
《楚汉春秋》和《史记·项羽本纪》是“霸王别姬”故事的最早记载。二书都没有涉及虞姬的结局。以常情度之，虞姬不可能活下来，否则就不会有民间口耳相传的虞姬自刎情事，就不会至唐时尚有“项羽美人冢”的地望方位。垓下一战，四面楚歌声中，饮剑楚帐只能是虞姬惟一的结局。
通说以为：“霸王别姬”故事，反映的是虞姬和项羽感天动地的爱情；楚霸王英雄末路，虞姬自刎殉情。这悲情一瞬，已定格在中国文学的字里行间，定格在中国戏曲的舞台上，成为中国古典爱情中最经典，最荡气回肠的灿烂传奇。
对历史事件的追根溯源，揭破真相，只能依赖于对原始文本的读解。仔细玩味虞姬的和歌，我从中发现了这个爱情故事的疑点。
“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头两句是客观纪实，同时也是虞姬即将抒发感慨的情境铺排。虞姬对形势的判断和项羽的疑惑是一致的—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可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虞姬对形势的判断居然直接导致了对项羽精神状态直至未来命运的否定！大王您继续战斗的意气已经到头了，我也不愿苟活了。虞姬凭什么判断出“大王意气尽”了？仅仅凭项羽闻楚歌而“夜起，饮帐中”吗？如果这是激将之辞，以自己不愿苟活激励项羽继续战斗，那么项羽和诸将的反应就不应该是“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而应该是怒发冲冠，决一死战。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话语的煽动力和传染性，虞姬精心设计的“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这一情境铺排所产生的奇妙效果—它真的让项羽和诸将失去了决战的意气！
虞姬的态度是非常奇怪的。作为项羽最宠爱的女人，当项羽遭逢末路，但尚未完全失败的时刻，她应该挺身而出，激励项羽，而不是附和项羽“时不利”的借口，诱惑项羽在恶劣的形势面前低头。毕竟项羽才三十余岁。她深知项羽一生百战，出生入死，也曾有过“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从而击败秦军，起死回生的经典战例，也曾有过以三万人杀汉卒十余万人，逼迫刘邦数十骑逃跑的经典战例；可是此时，虞姬非但不用以前的类似处境鼓励项羽，恰恰相反，反而哀叹“大王意气尽”！此刻项羽身边尚有八百余骑，俱是精兵良将，无不以一当十，即使打不过刘邦，起码可以保护项羽全身而退，以图东山再起。事态的发展也验证了这一点。项羽突围而出，到了乌江边：
【疑情】项羽和虞姬（2）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櫍较钔踉唬骸敖湫。胤角Ю铮谑蛉耍嘧阃跻病Ｔ复笸跫倍伞＝穸莱加写壕粒抟远伞！�
可见项羽不是没有渡江生息的机会，只是项羽固执地认为“天之亡我”，不愿渡河，“乃自刎而死”。虞姬为什么不等所有的机会都用尽，再无生路时殉情，就这么匆匆忙忙就判了项羽的死刑呢？
虞姬这首被人赞誉为“坚贞爱情结晶”以及我国最早的五言诗（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的和歌，就这样散发出了可疑的气息。我甚至怀疑她是刘邦效法西施而派往项羽身边的美女间谍。以刘邦的智力和行事风格，以项羽的“妇人之心”和不听劝谏刚愎自用的性格，这是完全可能的。可是史籍漫漶，不仅刘邦、项羽、虞姬的籍贯之间找不出丝毫的蛛丝马迹，就连虞姬最早追随项羽的时间也无可考了，只好作为一桩笑谈吧。
有多少历史的秘密，就这样湮没在历史断裂的黑洞之中了。“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豁达，历史循环论的切肤之痛，不过都是这种历史断裂的后果罢了。
【意淫】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1）
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自此之后两千余年，王昭君在国家话语和民间传说中都被当作汉匈两族和好的象征，同时王昭君的个人遭际也成为历代文人骚客们吟咏喟叹的对象。
正史关于王昭君的记载共有三处。
《汉书·元帝纪》：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汉书·匈奴传》：
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班固《汉书》乃客观纪事，到了范晔《后汉书》就有所铺陈，写成了一篇生动的小说了。
汉元帝在位期间，经过一百多年的汉匈战争，“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汉书·匈奴传》）。不仅属国都已背叛匈奴，而且匈奴内部也分崩离析，最多的时候，居然有五个单于在互相攻伐！攻伐的结果，是剩下了两个单于，呼韩邪单于和他的哥哥郅支单于。此时，匈奴已经到了“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汉书·匈奴传》）的地步，呼韩邪单于遂于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第一次入朝觐见宣帝，宣帝赐以厚礼。转年，呼韩邪单于第二次入朝觐见。两年两次觐见，其频繁的程度可见一斑。呼韩邪单于入朝觐见，在表示臣服的同时，也和汉朝商定了对付郅支单于的策略。郅支单于自感无力对付汉朝和呼韩邪单于的联盟，遂转往今伊犁河流域一带发展。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矫制”（伪造命令）出兵，在康居诛斩郅支单于，在给朝廷的上疏中，二人喊出了既空前更绝后的划时代最强音：“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著名的豪言壮语，显示着汉朝的国力已达顶峰，连匈奴—这侵害中原二百余年的劲敌都告臣服。呼韩邪单于遂统治了匈奴全境。
然后，《汉书·匈奴传》生动地记载了呼韩邪单于此时的心情：
郅支既诛，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上书言曰：“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
呼韩邪单于喜的是郅支单于已被诛杀，整个匈奴终于都归自己统辖了；惧的是汉朝国力如此强盛，哪一天自己难免不会重蹈郅支单于的覆辙。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汉元帝竟宁元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朝觐见，并“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以汉朝的女婿自居，而以前双方的关系都是对等的，都是“约为兄弟”。这一年汉元帝44岁，呼韩邪单于也在40岁以上，两人年龄相当，而单于居然自居为婿，可见因为实力确实不济，才沦落到如此屈辱的地步。然则，表示臣服的行为不是进贡，而是求赏（自居为婿在先），以单于如此年龄，则依赖心理已经重到了撒娇的程度。求赏就是当女婿的撒娇。不过也难免，依附汉朝十八年，任谁都会心理变态。“愿婿汉氏以自亲”，这句陪着小心，诚惶诚恐又撒娇的话，雄辩地表明了这次和亲迥异于此前的任何一次和亲模式。
匈奴一直是汉政权的一块心病。开国之初，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刘邦亲征匈奴，结果被匈奴围困七天七夜，差一点做了俘虏，史称“白登之围”。脱围后，刘邦只好和亲匈奴，以“宗室女翁主”嫁给单于为阏氏，并和冒顿单于结为兄弟，开了和亲的先河。汉文帝时，“复遣宗人女翁主为单于阏氏”。汉景帝时，“遣翁主如故约”。如此和亲模式，都是汉朝不得已的妥协行为，以求换取短暂的安宁。
【意淫】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2）
可是，“昭君出塞”时已是汉强匈弱，根本没有和汉朝作对的资本和能力，而且此后匈奴再也没有对中原地区构成过重大威胁。因此，王昭君的这次和亲与其说是“和亲”，倒不如说是“赏亲”—有“战”才有“和”，如今呼韩邪单于甚至以自身作抵押（单于亲身入朝，就含有拿自己当人质的意味在内），谈何“战”、“和”？既失去了“和”的前提，“和亲”之说当然就无法成立。
事实上，“昭君出塞”根本就不是“和亲”！
首先，以前每次和亲，两汉书的记载都明确点出“和亲”二字，而且都是在匈奴的强大压力之下才进行的；而昭君此次，所有的记载都是“赐单于”！明明白白只是呼韩邪单于自居为婿，撒娇般地求赏之后汉元帝的一种即兴赏赐行为。
再者，以前每次和亲，都是以“宗室女翁主”、“宗人女翁主”嫁给单于为阏氏，而王昭君的身份仅仅是“待诏掖庭”（即尚未见过皇帝，《汉书·元帝纪》）、“后宫良家子”（《汉书·匈奴传》）、“以良家子选入掖庭”（《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也就是说，此时王昭君仍然是一介平头百姓。和亲要求身份对等，而昭君以如此身份出塞，呼韩邪单于还乐得屁颠屁颠的，居然还封昭君为“宁胡阏氏”；“宁胡”二字，显然是汉元帝所赐，多么轻蔑的封号啊！可见这根本不是和亲，而是汉朝把匈奴当作属国的待遇。
区别是否“和亲”非常重要。如上所述，昭君出塞，并非和亲，只是大汉赏赐给匈奴的一件礼物而已。这件礼物的意义非常重大，它表明汉朝和匈奴的关系已经彻底倒置。汉朝已经强大到根本不必担心外族入侵，根本不需要屈辱地和亲的程度；而返观匈奴，呼韩邪单于这个不争气的最高首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