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曾在长途车上目睹过这样一幕。那一天,我从瑞丽乘车往西双版纳。这种滇南最常见的长途车,途中常常会搭载那些在半路招手的山民,因此开开停停,颇能磨炼人的耐性。好在旅行中的人大都不会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儿,正好悠悠地随车看风景。 将近黄昏的时候,途中上来一位黑瘦的农民,两手牵着他的两个年幼的儿子。虽然父子三个的衣服上都打着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路面坑洼不平,站在过道上的两个男孩显然不是经常乘车,紧张地拽住座位的扶手,小脸蛋涨得通红,站得笔直笔直。不一会儿,他俩更害怕了,因为父亲在买车票时与司机发生了争执。 父亲怯生生地但显然不满地问司机,短短的路程,票价为何涨成了五元钱?他说往日见过带孩子的乘车人,只掏两元就可以。司机头也不回“我说多少就多少!”。父亲仍然坚持“你要说出个道理”。司机回头扫了他一眼,恼怒地吼起来:“不愿给就滚下去!”车门随之砰地打开了。...
在繁华的纽约,曾经发生了这样一件震撼人心的事情。 星期五的傍晚,一个贫穷的年轻艺人仍然像往常一样站在地铁站的门口,专心致志地拉着他的小提琴。琴声优美动听,虽然人们都急急忙忙地赶着回家过周末,还是有很多人情不自禁地放慢了脚步,时不时地会有一些人在年轻艺人跟前的礼帽里放一些钱。 第二天黄昏,年轻的艺人又像往常一样准时来到地铁站门口,把他的礼帽摘下来很优雅地放在地上。和以往不同的是,他还从包里拿出一张大纸,然后很认真地铺在地上,四周还用自备的小石块压上。做完这一切以后,他调试好小提琴,又开始了演奏,声音似乎比以前更加动听更悠扬。 不久,年轻的小提琴手周围站满了人,人们都被铺在地上的那张大纸上的字吸引了,有的人还踮起脚尖看。上面写着:“昨天傍晚,有一位叫乔治·桑的先生错将一份很重要的东西放在了我的礼帽里,请您速来认领。”...
我最早知道的德国人,就是自诩为太阳的尼采,鲁迅偷偷告诉我们“他疯了”。我十分纳闷,这样一个将自己比喻成太阳,并不断给别人光与热的人,没有中国人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的人生信念,却选择了精神崩溃这匪夷所思的行为。这种民族的特殊性,我想,只有亲自到德国走一趟,感悟那里的风土人情,才能一识庐山真面目,掀开日耳曼民族那伟大之民族精神的红盖头来。 平等之思想 当“天赋人权”的自由思想传遍西方发达国家各个角落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形中就潜入日耳曼民族每个人的毛孔中。 一天,午夜时分,热闹的酒吧文化吸引着我们同德国人一起泡酒吧。在这里吃着意大利的通心粉,点根白沙烟,尽情品尝味道纯正的慕尼黑啤酒,同德国朋友一起畅谈两国文化与思想,他们常常瞪大了眼睛听我们谈中国的计划生育、交通状况、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差别等;他们同我们谈起了一则小故事,轮到我们目瞪口呆了:“在德国,政府...
:**序呼唤新闻监督法出台王维忠人大代表是为人民大众说话的。自从我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就经常有老百姓因为冤屈和不平找上门来。我想,这对于任何一位代表来说,都是很正常的事,只是我没有想到,新闻记者也会有自己的冤屈,也有因为投诉无门而不得不为自己的案情而四处上访投诉,这位记者就是石野。石野是从央视有关节目上看到我为当前的新闻舆论监督立法的提案而找到我的。2004年全国“两会”期间,我与石野两次见面,为他的那宗全国首例新闻记者自诉案,也为当前许多记者的人身安全,我们就谁来维护舆论监督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石野是一名政法记者,多次因采访而遭到采访对象的打击、报复和诬蔑,无奈之下,多次不得不走上法庭,不但有民事,更有刑事。这就不由令我又一次陷入深思之中...
不要总霸占音响,将跟不上时代的歌曲一遍又一遍地大声播放 不要总说我们是“小兔崽子”,因为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这对家长是不利的 不要在家长会过后,总说:“看看别人·····”您应该看到,p我们已经很努力了 不要总逼我们上那该死的补习课,艺术课(除非我们自愿),毕竟,我们是有思想的人 不要总唠叨个没完,因为那样只能是我们更加“逆反” 不要告诉我们“多和好学生接触”拜托,不要以那该死的分数来衡量别的孩子的好坏 不要看到我们和异性在一起,就以为是“早恋”,不要把你们大人的“八卦”带到我们的世界 不要总以为自己是大人,就要我们完全听你们的,不听就挨巴掌。武力解决不了问题 不要总按你们的思想来“包装”我们,时代不同了,p我们的包装也不同了,别再逼着我穿那难看的红色毛衣...
1998年的秋天,我把自己的栖身之所从北京的东区搬到西区。西区是高科技区,有很多让我感到亲近的东西,海淀图书城、著名的北京大学,还有颇具气势的绿化带,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魅惑。我是野路子出来的人,所受的正规教育有限,没进过大学课堂,早年是拒绝进,拒绝被教育体制洗脑,后来是想进又没有了机会进。所以我在搬往西区时主要一个愿望就是想看着那些曾经风云激荡的著名学府,我知道从那里诞生过一代又一代心智优秀的杰出人物,那些人物让我有高山仰止的感觉。从那些大学的门前经过时我感到自己是在思想王国的边界穿行。 我在靠近北京大学的西苑乡找了一间农民的房子住下来,我当时颇为得意自己的位置,我觉得我从此是进可攻退可守了,我要写作的时候就退隐到乡间的居所,要出去玩耍就可进入城市的繁华地带。我同时拥有寂静和喧嚣,简朴和繁华,我是如此紧密地靠近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思想的中心领地,而所有这些都曾经...
电视里直播着一场国际比赛。对手分别是中国乒乓球骁将刘国正和德国名将波尔。两强相遇,胜负难分,经过六局的艰苦打拼,仍然不分高低,这让观众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到了决定胜负的关键一局,刘国正以12:13落后,如果再输一分就将被淘汰。观众心里都为他默默捏着一把汗。 在这关键时刻,刘国正的一个回球出界。波尔的教练见状后立即起身狂欢,并准备冲进场内拥抱自己的弟子。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在这一瞬间,波尔立即举手示意,指向台边——这是一个擦边球,应该是刘国正得分! 教练很惊讶,观众也很惊讶,怎么可能呢?就这样,刘国正被自己的对手从即将被淘汰的深渊救了回来,最终转败为胜。 让我们来听听波尔的解释。这个球是否擦边最多只有一毫米之差,观众看不见,对面的刘国正更看不清楚,即便裁判也不可能看得很清楚。但是,波尔看见了,他毫不犹豫地主动示意,将到手的胜利让给对手。记者采访他时问他...
2005年5月底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新西兰政府总理海伦*克拉克好不容易有了点空闲时间,她想让丈夫陪她去周围的农贸市场看看。自从当上了总理后,四年多来,克拉克很少有时间与丈夫一起,散散步、谈谈心什么的,她觉得欠丈夫的实在太多了。 可是,正当克拉克准备出门时,她家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是新西兰内阁部长马克*可斯克打来的。 克拉克忽地想起,可斯克上周三写来了辞职报告,她还没有最后决定是否接受他的请辞。因为,在克拉克看来,可斯克是一位十分难得的人才,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作为第一位出任太平洋岛事务部长的太平洋岛裔人,在新西兰毛利人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力。新西兰政府因为可斯克的任职,减少了与毛利人的摩擦和冲突,各个民族的凝聚力也得到了明显的加强。...
我一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这个故事。 无论从什么地方讲,都有一种痛在心里搅动。 44年前,1961年,有一个叫马景然的高中生,考入了解放军西安炮校,成为一名女兵。她很开心,不仅仅是穿上了军装,还因为她的恋人也和她一起考入了炮校。或者反过来说,她是跟她恋人一起参军的。恋人叫任致逊,其父母和她的父母是好朋友,两家都是抗战干部,关系很好,他们从小认识,可谓青梅竹马。 他们到部队的第二年,就赶上西藏部队招收外语干部,从他们学校挑选一百名学员进藏学外语(学校开设了英语、印地语、尼泊尔语等专业)。任致逊被选上了,马景然得知后也坚决要求去。领导考虑到他们的特殊情况,也特批她加入了进藏队伍。这样,马景然成了那支队伍里唯一的女兵。 年轻的队伍从西安出发,坐火车到兰州。在兰州,他们与从北京选来的另一百名高中生汇合了,马景然就成了二百个学员里唯一的女兵。然后他们又从兰州出发,...
一 新世纪到来的第一个农历春节过后,我买了二十多袋无烟煤和吃食,回到乡村祖居的老屋。我站在门口对着送我回来的妻女挥手告别,看着汽车转过沟口那座塌檐倾壁残颓不堪的关帝庙,折回身走进大门进入刚刚清扫过隔年落叶的小院,心里竟然有点酸酸的感觉。已经摸上六十岁的人了,何苦又回到这个空寂了近十年的老窝里来。 从窗框伸出的铁皮烟筒悠悠地冒出一缕缕淡灰的煤烟,火炉正在烘除屋子里整个一个冬天积攒的寒气。我从前院穿过前屋过堂走到小院,南窗前的丁香和东西围墙根下的三株枣树苗子,枝头尚不见任何动静,倒是三五丛月季的枝梢上暴出小小的紫红的芽苞,显然是春天的讯息。然而整个小院里太过沉寂太过阴冷的气氛,还是让我很难转换出回归乡土的欢愉来。 我站在院子里,抽我的雪茄。东邻的屋院差不多成了一个荒园,兄弟两个都选了新宅基建了新房搬出许多年了。西邻曾经是这个村子有名的八家院,拥挤如同鸡...
摆脱了日本人的榨取,韩国人在战后的废墟上,开始了他们的经济建设。1967年,乍一听说韩国人要在稻田上建立自己的汽车工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本彻在了解到现代集团的这一设想后竟说:现代集团如果能造出汽车,我将用手指把蜡烛点着。几十年后的今天,本彻的话言犹在耳,现代集团已傲然成为世界汽车业的巨头。 短短几十年间,几千年来一直积贫积弱被人漠视的形象不见了,人均国民收入92美元转眼成为过去。韩国已经化蛹为蝶,到处是挺拔林立的大厦和滚滚不息的车流,用金属的色泽和霓虹的闪烁向世界强烈地显示自己存在。 中国人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接触到韩国这个国家的。 在现代化的韩国,你处处可以见到对历史的尊重和珍视。在大厦、大型企业、高速公路之间,还刻意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东西——从建筑到生活方式。甚至历史上汉文化圈的某些独特的文化生态,现在还活生生地生存在韩国。最初知道这些的时候,我又惊讶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