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七 姑 在亡者的耳中塞上泥土，她就能听见人世的亲人说话。用苦艾灯盏薰一下她的脚心，她的魂就忘不掉返乡的的路。 ————沿淮风习之一 七姑出殡，碰上了一场秋雨。 堤上，扯起白条子招魂幡的送葬队伍，稀稀拉拉地有两里多长。打头的尖腮婆子朝路上撒着盐粒。照沿淮七十二乡镇的说法，盐的烟火气重，压得那些在荒郊晃荡的野鬼不敢上前，刚逝的人能落个安生。玻璃罩内的莲瓣明烛，映照她的阴间之路。《佛说莲花落》。围着棺木的两个女人，朝地上甩着船形的纸鞋。纸鞋不能是素净的，必须沾点泥土。这也很有讲究，据说阴世的河水，由人世的眼泪一点一滴凝成，一个人死了，为她而哭的人很多，她必须踩着这种船形的纸鞋，才能不被淹没。死亡被滑稽地虚拟着。每年的清明节，当后人祭祀焚香，纸鞋上的泥土会指引她的灵魂返乡。穿越漫山遍野的杜鹃。...
赤着脚，还脏兮兮的，那个女孩只是坐在那里，看着人们从她面前走过。 她从来不试图开口，也没有说出过一个字。很多人从她面前走过，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不知怎的，我决定能够第二天再去一次那个公园，想看看那个女孩还在不在那里。 她在那里-就在原地。目光悲伤。今天我想采取主动，走到小姑娘的面前，因为我替她担心，满是陌生人的公园并不是小孩单独玩耍的地方。当我走向她的时候，从她衣服的背影可以看出她的后背是畸形的。我猜想那就是从她身边走过的人们对她没有任何兴趣的原因。 当我走近她时，小姑娘双目微垂以躲避我的注视。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她后背的形状。是一种严重畸形的驼背。我向她微笑示意，我是来帮助她、跟她说说话的。我奇怪她的爸爸妈妈在哪里，他们怎么能让她这样独自一人闲逛呢？...
在一篇报道中,有记者借用国外一名水稻专家的话形容袁隆平中国最出名的农民。但当记者提到农民一词的时候,袁老赶紧纠正我不是农村人,我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初小是在武汉读的,大学在重庆读,在大城市长大的,我家还算是知识分子家庭呢! 袁先生的父亲在当时的国民政府担任文职,是冯玉祥部第二集团军上校秘书,母亲是教会学校的英语老师一一旧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 然而眼前的袁隆平从哪儿看也不像是大城市长大的高额骨,矮个子,背微驼,小平头,古铜色的脸庞爬上了些许老年斑,宽阔的额头上岁月刀刻了许多皱纹,晒得黝黑的手臂被稻叶划上了一道道伤痕。若换一身土布衣服,扛把锄头赤脚在田间漫步,便是十足经典的农民形象,没有人会怀疑他是农民堆里的无间道。 为此他还获得一个绰号,叫做刚果布,他笑着解释刚果人特点就是黑,我天天下田晒得很黑,又比较结实,就像非洲的刚果人一样——你看看他们,哪个有我黑!他指着旁边那些带着眼镜...
在乡村，许多人家都把车停在屋外的车道上，我和丈夫乔恩则喜欢把车停在车库里。我猜那个男孩的想法是：这户人家屋外没车，里面的人肯定外出了。那天，乔恩和我恰好呆在家里，与我俩在一起的还有我家那条懒惰的猎犬艾德。最初是艾德觉察到了什么，而后乔恩和我听到厨房里有动静。我俩满腹狐疑地互相看了一眼，接着听到脚步声从厨房里传出，随后穿过起居室，进入靠南的一个小房间。我和乔恩正坐在那个房间里看报纸。猛然间，我俩与那名不速之客打了个照面。这是一名八九岁的小男孩，瘦瘦的，一头浅黄色头发。他显然没料到我们会在屋里，一时目瞪口呆。 “啊，我我没有”他支支吾吾地说。乔恩问他：“你在找什么？”“我在我没我进来是想看看时间的。哎，请问几点了？”乔恩回答：“9点30分。可你总是这样不敲门就进人家的屋吗？” “我以为屋里没人。我想知道什么时间，因为我想回家，我得走了。”他不安地...
如果你是个女人，你一定听男人们说过：你们女人怎么老是这么凭感觉？ 语言中流露出多多少少的不满。 不知你们怎样，反正我不否认自己是个凭感觉的女人。 有一次我和几位男士一起出差。旅途无聊，就打牌。我记得打的是拱猪。我不太会打，他们就让一个最会打的人做我的“对家”。结果我一点儿不快乐，从头到尾都不断地受到这位“对家”的批评，一会儿说我没算好牌，一会儿说我拱错了猪，弄得我莫名其妙。后来“对家”生气了，我了生气了。我说这还中娱乐吗？整个一个受训嘛！“对家”却说，你们女人做事怎么这么糊里糊涂的？我说我们女人做事就是凭感觉的，成天算计是你们男人的天性。“对家”顿时无话。 的确，女人打版很不愿意前思后想，算计来算计去，总是凭感觉出牌。输了莫名其妙，赢了也莫名其妙。但这并不影响她人们从中得到乐趣。生活中，女人也是长于直觉而短于思考的。有时遇见一个人，直觉不喜欢了，就再...
赫鲁晓夫传第一章早年的生活——走向莫斯科1894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尼古拉二世继位。尽管宫廷里因送葬、迎立忙得不可开交，宫廷外却感受不到任何的变化，仍然是死气沉沉。工人依然困苦，农民依然贫穷。在远离莫斯科的库尔斯克省的农村，到处可见用长圆木构成的简陋小屋。那就是农民住的黑木屋。房屋低矮昏暗，屋内空气混浊，为使屋内白天也进些阳光，就在屋顶开上三四个天窗，没有玻璃，就蒙上个牛尿泡来代替。农民在这个小天地里做饭、纺纱、织布、缝制衣服、修理挽具。冬天，小牛甚至还要在这里过冬？？俄罗斯的农民祖祖辈辈就这样生活。4 月 17 日（俄历 4月 3日），一个男婴诞生在该省一个名叫卡利诺夫卡的小村庄的一间毫无特色的小木屋中。孩...
我相信命理，但我不相信在床脚钉四个铜钱就可以保证婚姻幸运，白首偕老。我相信风水，但我不相信挂一个风铃、摆一个鱼缸就可以使人财运亨通、官禄无碍。 我相信人与环境中有一些神秘的对应关系，但我不相信一个人走路时先跨左脚或右脚就可以使一件事情成功或失败。 我相信除了人，这世界还有无数无量的众生与我们共同生活，但我不相信烧香拜拜就可以事事平安，年年如意。 我相信人与人间有不可思议的因缘，但我不相信不经过任何努力，善缘就可以成熟；不经过任何奋斗，恶缘就能够消失。 我相信轮回、因果、业报能使一个人提升或堕落，但我不相信借助于一个陌生人的算命和改运，就能提升我们，或堕落我们。 我也相信上帝与天神能对人有所助力，但我不相信光靠上帝和天神可以使我们进入永恒的天国，或因不信，就会使我们落入无边的地狱。...
人生的艺术就是要懂得适时地收与放。而人生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矛盾：尽管到头来注定一切都不能长久，它还是令我们依恋于它所赋予的各种恩赐。正如前辈们所言：人出生时双拳紧握而来，过世时却是松手而去。 我们当然要抓紧这神奇而美妙的生命，它的美孕育在我们其实都懂得这个道理，可是我们却常常在回顾往昔时才突然觉醒，意识到其中之美，可为时已晚，一切都时过境迁。 我们深深铭记的是褪色的美，消逝的爱。但是这种记忆却饱含了苦涩，我们痛惜没有在美丽绽放的时候注意到它，没有在爱情到来的时候回应它。 最近的一个经历又令我悟出了这其中的道理。我因身体不适住进了特护病房，那地方可不是好呆的。一天上午时分，我要接受几项辅助检查。因为检查的器械在医院对面的一幢建筑中，所以我要穿过庭院，就在从病床出来的那一瞬，迎面的阳光一下子洒到我的身上，我所感到的就只有这阳光，它是如此的美丽，如此温暖，如...
她是一个孤儿，一直跟着奶奶长大。 上了高中之后，需要上夜自习，很晚才能回来。从灯火辉煌的东风大道到家， 还需要走一段曲折幽深的小巷，尽管有昏暗的路灯，尽管她一再表示自己什么也 不怕，可奶奶还是不放心，每晚都都在路口等着接她回家。 就因为这个，她不想上学了。那天，奶奶为了接她，滑倒在路上，如果不是 抢救及时，奶奶就没命了。这几天，她心里一直涌动着辍学的想法，而且越来越 强烈。 这天，她刚转过路口，就看见了奶奶。同时，她还发现了一位老人在那里摆 摊修车。她和奶奶走的时候，老人也收了摊，不紧不慢地跟在后边一起往回走。 后来，她知道老人略有些跛足，就住在离她们家不远的后街。她觉得这位修 车的老人很慈祥，奶奶也觉得他人很好。由于老人一般在她放学的时候才收摊，...
:*播种欲望的人（1） 马克思（开场白）1. 播种欲望的人 “马克思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平时从不跟我讲话的小帕利埃今天早上如此向我宣布。 安托万·帕利埃，这个古老工业家族的继承者，他的父亲是我八个雇主之一。他是资产阶级大财团打的最后的饱嗝－－特别而毫无杂质－－此时，他正为自己的发现而洋洋得意，条件反射似的向我阐述起他的大道理，甚至没有考虑到我是否能听得懂，像我这样的劳苦大众又能对马克思的著作理解多少呢？他的作品很难理解，用语考究、文风晦涩、论题复杂。 而我还没有愚蠢到表露自己的想法。然而此刻，我差点就因为愚蠢暴露了自己。 “您还是应该读一读《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巨著。－－译者。”我对这个穿着深绿色带风帽粗呢大衣的傻瓜说道。...
小表弟在本地一所响当当的大学毕业后，在县城高中找了份教书育人的工作。我想，这下好了，姑父姑母可以解放了。多年来，为了供两个表弟读书，姑父姑母包种了20多亩农田，每天最多能睡5个小时。大多时间在菜田间、家里、集市三点一线过来的。 可如今，姑父姑母的操劳并没有停止，说是为了给表弟读书，还欠下3万多块钱。我问，那大表弟已经工作7年多了，怎么还会有这么多债？姑母说，他工作第二年，刚攒了点钱，就谈了对象，然后就结婚，生孩子，哪有闲钱给我们？姑母说着，一脸的幸福，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我想问她，您已经60岁了，他们什么时候能让你们过几天不用忙碌的日子？我们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他们生活的好就行了听了姑母了话，我想，在父母眼里，为儿女忙也是幸福的。可是，作为儿女，于心何忍？...
二姐在我们家的地位很特殊。她是我们家的人，却只在家里呆过６年，６年 之后，她被大伯领走，做了人家的女儿。 大伯不能生育，于是和父亲说想要他的一个孩子，父亲和母亲商量了一下就 同意了。 ４个孩子，大哥、二姐、我和小弟，两个女孩儿两个男孩儿，父母当然考虑 是把一个女孩送出去，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我，因为那时我４岁，小一些更容易收 养。但我哭我闹，我说不要别人做我的爹妈，４岁的我已经知道和父母斗争。父 母问二姐要不要去？二姐说：“我去吧。”那时她只有６岁。 这一去，我们的命运就是天壤之别。我家在北京，而大伯家在河北的一个小 城，我去过那个小城，偏僻、贫穷、萧条，风沙大，脏乱差，而大伯不过是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