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护士在美国-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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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呢？昨晚上床时，她还好好的，和我道过晚安呢！我身不由己地冲到桑德拉的房间里，但早已是物在人亡。桑德拉那时已被送到太平间去了，床上空空的。我一个人轻轻地在那个十分熟悉的房间里，从卧室到卫生间，一切的一切，仍旧是按照桑德拉生前的“严格”要求，纹丝不动地、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那里。每一件东西上好像还留着桑德拉的体温。难道物也有情吗？它们是不是也在和我一起追思着桑德拉夫人呢？我没有眼泪，有的只是内心无限的惆怅。我和桑德拉之间的短短的几个月的淡泊之交，在告别之际，竟是如此沉郁的一抹。
一、勤慎肃恭（14）
生命竟是这样脆弱。在让我感到茫然的同时，也让我感到时刻肩负着亲手把老人送上天堂的重任。也正因为如此，我更希望让我的老人们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芭芭拉是个中国南方的老太太，却有一个洋名字。她是我在老人院工作多年中，唯一护理过的一个中国人。所以，至今回味起来，仍旧历历在目。
芭芭拉两年前中过一次风，由此变成了老人院的轮椅阶级。
芭芭拉即便是在中国人里，仍属于那种瘦弱老太太，更不用说是在一群人高马大、体重超标的美国人中间了。外加上她衣着随便，身无首饰，素面朝天，灰蒙蒙的头发既短又薄。这一切都给芭芭拉带来了更多的苍老。
芭芭拉是个安静且要求不多的老人。平日里，她凡人不理，除了吃饭和睡觉，就是坐在窗前发呆，一呆就是一个下午。我试着和她打招呼，她也简单地挥挥手并不说话。为她做事，她也只是说声谢谢而已，从不多谈。有一次，我去为她换床单，见她又是坐在老地方倚窗呆望。我也好奇地走到窗前，向外望去，想看看有什么东西那么吸引芭芭拉，但却并没有看出个所以然来。窗外倒是有着一片极开阔的绿茵茵的草坪，和着湛蓝的天空，天空中又有几朵闲散的白云，悠悠荡荡的，像是大海里浮动的白帆。蓝白绿以外，则看不见任何车影和人影。整个画面中唯一移动的东西就是那变幻不定的白云了。或许，芭芭拉是喜欢赏云的女人？想到我自己闲暇时也有望云遐思的爱好，便觉得我懂得了芭芭拉。
但是，细观芭芭拉，又可以看到她明显不愉快。而且就我在那里工作的日子里，从没有见过她的任何亲人。她是个孤老太太？无儿无女？会不会讲英文？她来自何方？为何不开心？一连串的问号在我脑子里出现。有一次，我听到她在电话上用英文很生气地与人交谈，然后“叭”的一声就把电话挂断了。
原来，她会讲英文，只是不愿意和周围的人交谈。
再后来的一天，芭芭拉用了泻药，而没来得及去厕所，就把裤子全搞脏了。我一声不响地替她清理、洗澡、更衣。她大概觉得非常过意不去，一遍遍地用英文说谢谢。我告诉她不必谢了，照顾她本来就是我的工作，我只希望她能过得顺心！她听了，不再说什么，眼里却蒙上了一层泪。
从那以后，芭芭拉开始把我当作朋友。她从坐在窗口改为坐在房门口。一看见我空闲了就招招手，让我到她房里去。她住在单人房间里。房间里除了一台老旧的电视机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桌上也是空空的。衣柜里也就几件常换洗的衣服，绝不像隔壁的洋老太太们，东西多得似乎可以从桌上、柜中流出来。
没有一样可以共同欣赏的东西，我们只好面对面地聊天。但芭芭拉是香港人，只会讲广东话；而我是北京人，只会讲普通话。无奈，我们只好用英文来沟通。她的英文是典型的带有港味的英文，有些怪怪的，要细心才能听懂。
原来，芭芭拉是个有儿有女有家的人。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中期，先生和她带着五个儿女从香港移民到美国。他们用了在香港的全部积蓄，开了一家中餐馆。那个年代，美国人对中餐虽还不像今天这样疯狂，但中餐馆一行，仍能做到收支平衡，小有盈利。她和她先生经营餐馆，虽然付出了千辛万苦，但收获是养育了五个儿女。
和所有第一代移民的父母相同，他们儿女接受的是全盘的美国教育。一个个学有所成，都慢慢地飞了，剩下老两口和一个餐馆。原本打算卖掉了餐馆，老两口也过过平安的舒心日子，可是人算赶不上天算，芭芭拉的先生因为肺癌不治而撒手人寰。当芭芭拉从悲痛中爬出来以后，感觉自己真的无力再支撑一家餐厅了，最终决定将餐馆卖掉，一人安心度日。
怎奈，过惯了繁忙日子的芭芭拉猛地停下来养老，却生出了诸多不适，生活百无聊赖。这时，她忽然有一种想与儿女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的感觉。于是，她开始轮流在五个儿女家“做客”。
一、勤慎肃恭（15）
她的五个儿女中，有四个或嫁或娶了洋人，只有小儿子娶了个台湾的媳妇。芭芭拉试着和一群洋孩子过活，但总是因文化不同而生出各种各样的误会。唯一的希望是和小儿子一家生活，但婆媳之间又有百般的不如意。芭芭拉也曾想过要回香港定居，跟她那从没结过婚的姐姐一起相互扶持。但转念又觉得香港的气候又热又潮。正在芭芭拉举棋不定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突然中风入院急诊，后又转入老人院疗养。行事在人，成事在天。芭芭拉留在美国，似是天意。
很显然，芭芭拉是个辛苦一生、却不知如何享受的女人。即便是身在老人院，她心也不安。她埋怨儿子媳妇有钱去坐豪华游轮，却没钱带她去吃一顿日本餐。她不满女儿女婿终日忙自己的事，却没时间来看看她。她这也不满，那也埋怨，搞得儿女们都对她敬而远之。但他们越躲她，她就越是牢骚满腹，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芭芭拉变得像个气葫芦，终年“定格”在老人院的窗前发呆。
说实在的，我并不知道该怎样劝芭芭拉，因为我在对她的儿女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决不会去对一群陌生人妄加评论。况且，如果我只是一味地帮芭芭拉发牢骚，那只会火上浇油，绝不会有任何好结果。
我试着告诉芭芭拉，她目前最重要的是要保全自己的健康，其次是要慢慢找到自己的生活。至于儿女的事，不必太上心。
我告诉她一家老人院就像一个小世界，走出她这个房间，外面热闹得很。我问她，在老人院里有没有朋友？她说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又问她，愿不愿意每天下午和其他的老人一起唱唱歌？她说，洋歌，她根本听不懂。那游戏呢？她又说从来不喜欢那些洋东西。我再问她，是不是喜欢读一些中文的闲书？她说老了，眼睛看东西费劲。问她以前有什么爱好呢？“没有！几十年的餐馆行业，整天累得筋疲力尽，哪还有什么爱好呀？！”我在苦思苦想，帮着芭芭拉找一条出路。
后来，我想到了书法。我的外公生前是个著名的国画家，到了晚年，日日临摹字帖，不厌其烦。我想那其中必有他的乐趣，这是其一。其二，书法并非是书法家和画家的专职，人人都可以提笔试试看。其三，老年人的视力不佳，读书看报不行，写字却是可大可小，伸缩自如的。其四，芭芭拉的中风并不严重，只是左半身的行动稍有不便，不影响右手活动。
所以，我决定让芭芭拉试试看。我上班时带了笔墨和一本旧字帖。没有宣纸，就用旧报纸代替。我让芭芭拉试试看，不喜欢也没关系。她开始时做得极勉强，一直过了一个月之后，才渐渐地喜欢上了。我看了她的字，虽无功底，但却是笔笔到位；虽不刚劲，却也娇柔。我一面鼓励她练下去，一面问她写字时内心的感觉。她说很宁静很舒服。这就对了！
不日，芭芭拉能写中国大字的消息，在老人院里不胫而走。她写的那些笔画繁杂的中国字，在那些看惯了ABC的美国人眼里，自然是深不可测。很多老人，男的女的，外加上护士们都来看芭芭拉写字。有几个护士自愿凑钱为芭芭拉买了一摞宣纸，还有的老人带来彩色的菱形纸片，请芭芭拉用中文写个“爱”字，然后装个镜框挂在自己的房间里，当作艺术品。也有懂得一点点中国文化的老人，问芭芭拉是否可以给他们抄写一些中国的古诗？于是，芭芭拉又向我借走了我那本唐诗集。她要写诗，必须要先读诗。先要搞懂了诗意，好在日后送给美国人时讲给他们听。芭芭拉由此又多了一件读唐诗的事可做。
芭芭拉是个聪明的女人，她的字日见长进，人也随之明快了起来，脸上渐渐有了笑容的芭芭拉此时，她看上去气色也好多了。
因为写字和临帖的事，芭芭拉在老人院里交了不少的朋友。有个美国老先生说：“我以前怎么就不知道，这里住着一位很美丽的中国夫人呢？”大家都将芭芭拉称为文人，觉得她很了不起。她现在再没有时间坐在窗前发愣了，除了临帖写字之外，就是和她的朋友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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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勤慎肃恭（16）
我从来没有问过芭芭拉以前在香港的经历。但我想那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旧事了。重要的是芭芭拉现在能够戴着“美丽文人”的“桂冠”，快快乐乐地度过每一天。
可喜的是，芭芭拉没有多余的精力再来抱怨她的儿女们了。这反倒给了那些年轻人施展的空间，而更能反过来为芭芭拉着想。自然，来老人院看望母亲的次数也比以前多多了。
临近圣诞节时，芭芭拉给我看她女儿送的一条色彩鲜艳的花裙子和一盒化妆品，并坚持要把那盒化妆品转送给我。说她自己留着也没用，因为她从来都不化妆。“为什么不？你的朋友都化，你为什么不可以化呢？”我告诉她不必转送给任何人，自己先留着，等日后我有空时帮她化妆。
圣诞节的前夜，老人院的娱乐大厅里张灯结彩，歌舞升平。我抬眼望去，在那一群披红戴绿的洋老人中，看到了穿着花裙子、化了淡妆、笑逐颜开的芭芭拉夫人，她原来是个很漂亮的女人！我为我能替她做的点滴小事而感到心安。
老人院的故事，每天都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着。
在我们的老人中，六七十岁的，应该算是风华正茂的一代；###十岁的，则是中流砥柱的一代；一百，乃至一百多岁的，才能划在暮年的范围里。
85岁的史蒂夫，个子不高，满头银发，衣冠整洁，思维清晰，谈吐风趣，举步生风。其实，我和他并不十分熟悉，只是每每开饭时，到他的房间里去通知他一声。而每次去他的房间，见他都在读书。再看四周，小小的房间是一个书的世界。我仔细地看了看书架上摆放的书，有哲学、历史、宪法、文学等等，几乎涉及了各个领域，它们都静静地站在那里，默默地陪伴着史蒂夫的每一天。“都是你的书吗？”“是的，是的，我是个老书虫。”
岁月匆匆。生活中的大事和小事占据了我的心，以后我也就没再去注意史蒂夫先生和他的群书了。
直到遇上了苏珊娜，我才又想起了史蒂夫。苏珊娜是刚住进老人院不久的80岁老人。她是个典雅娴静的老人，但却不是个愉快的老人，终日忧心忡忡的。一天，我去给她送新洗好的衣服，见她正一个人暗自垂泪。“你为什么伤心？”在她回答我之前，我一眼扫到了桌上立着的一幅老先生的黑白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