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咒钢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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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音乐与宗教的世纪绝唱，重现了二战时期上海犹太人的苦难命运；这也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民族画卷，雕刻了不同种族间包容和博爱的盛大场面；这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大悲情史诗，谱写了波兰钢琴家与中国红色恋人的爱情交响……海外浪漫主义作家贝拉历时三年的潜心创作，为她的故乡上海奉献了一个如此感动世界、让人惊叹的小说！
我们常说上帝与我们同在。而事实上，当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个人面临灾难、疾病、战争和痛苦的时候，上帝经常缺席，或者说不在场，迫使我们人类要独自承担所有的痛苦和不公平。那时候，我们能够做什么？做什么才能够使我们有尊严地活下去？本书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答案：我们只有学会宽容和爱，才能度过动荡不安的年代。
才华横溢的波兰钢琴家亚当是个忧郁的犹太青年，假如不是因为纳粹的排犹，不会在1938年逃亡到列宁格勒；假如有一个和平的家，留苏的中国红军遗孤李梅就不会在苏德战争的前夕，与亚当相遇。他们像两朵漂泊在异乡的云，没有任何的征兆，便在音乐的殿堂里悄悄地相爱了。他们共同创作了四手联奏的《降D大调第八号浪漫曲》，一个怀念祖国田园承袭舒曼和肖邦的激情，一个柔情缠绵骨子里燃烧的是中国古典。他们渴望爱情像两只自由的鸟、两朵相拥的云、两棵连枝的树、两株并挽的草。然而德军发动了“巴巴罗萨”的战争，大批的流亡犹太人再一次面临寻找家园的选择，几乎全世界的国家都向犹太人关上了大门。这时，一个关于中国的上海是犹太人的“诺亚方舟”的传说，使亚当和李梅同时被卷进逃亡远东的洪流。到达上海后，亚当和大批的犹太人先进难民营，后被圈入日本占领军类似集中营的虹口区犹太人“隔离区”。李梅因为是红军的遗孤，迅速进入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战争使他们的爱情只能在一次次的生死离别的眺望中，向上帝祷告。尴尬的是，李梅在新四军的根据地生下了一个混血儿，于是，在不幸中孕育出万幸的涟漪。种族、文化、宗教和爱情的冲突，在占领区的上海和根据地的苏北同时展开。
那是一个匪夷所思的苦难时代，生发出现代人难于想象的悲惨生活。
面临战争、屠杀、饥饿和病痛，笃信上帝、与上帝有十戒之约的犹太人，小部分人加入了抗战的行列，大部分人都陷入了等待上帝的无限茫然之中。倒是同样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敞开胸怀接纳了他们。在善良的中国人看来，这些蓝眼睛黄头发的犹太人，犹如落难的王子公主，尤其令人同情。况且，中国人的文化中，从来就没有种族歧视的遗传因子。于是，绝望中的犹太人得到了上海市民的冒险援助，通过各种方式为他们偷运食品和药品，许多犹太人因此而保存了生命。李梅是这项冒险援助计划的策划人和实施者，亚当和他的族群教民心存感激。在1945年7月盟军轰炸日军仓库和电台时，误炸了虹口的犹太人隔离区和中国难民区，大火烧掉了隔离犹太人和上海难民的围墙，于是，两个种族的人们终于融合，却是在十里长街的火焰和废墟中，抢救和被抢救，上演了一曲感动几代人的世纪悲歌。
抗日战争结束，国内战争又开始，亚当和李梅又错过了约会的时间和地点。当新中国成立，又因种种错失和政治的原因，亚当和李梅总是咫尺难见，一次次失之交臂，惟有他们钟爱的音乐传达着他们无尽的思念和守望，他们默默期待在天堂里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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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波舜：一双奏响《魔咒钢琴》圣手（2）
这部著作是围绕着一架1858年在纽约出产的黑钢琴故事展开的，这架从美国飘洋过海到了新西兰的钢琴，又辗转到了流亡俄罗斯的波兰犹太裔钢琴家亚当？乌里扬茨基手里，之后，钢琴随着主人从列宁格勒一路漂泊到了上海……包括李梅在内的每位钢琴女主人都是因为错失了她们的爱人嵌在琴板里的纸条，而酿成了生命和爱情的大悲剧……
小说中除了这架苦难的“魔咒黑钢琴”外，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象征着爱与信仰之光的那枚纯金制成的钮扣。在大逃亡岁月，犹太人习惯将黄金打成一粒粒衣服上的钮扣或鞋钉，涂上颜色，到需要时，取下一颗去兑换现金。亚当将自己最后一颗金钮扣留给了襁褓中的孩子……后来，这枚金钮扣成了“亚当二世”在寻找犹太精神家园路上的一盏明灯……当他从地中海出发的货轮在海上漂泊了近一个月，即将到达大西洋彼岸的纽约时，在黑暗舱中已奄奄一息的他，手中紧紧抓着的就是这枚金钮扣，他用尽了全部的力将它举到自己眼前，在光亮中，他仿佛看到了父亲亚当朝他走来……
战争的苦难、诗性的思想、神圣的信仰、悲剧的力量、人性的光辉、艺术想象的穿透力、虚无决绝的浪漫情怀，这些元素在这部作品中都深深沉淀，从而达到了在人类共通的精神层面上与全球读者共鸣、与世界文学对话。这是全球化、人类化经典写作的典范，骨子里是传统的浪漫主义情怀，是人类的大痛大爱，它属于上海的辉煌历史和犹太人苦难的记忆，更属于这个世界。一些看过此书稿的学者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就是《魔咒钢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惟一可以媲美欧美文学名著的一部杰作，我这么说也许会引来争议，但我们可以让时间和事实来证明它；就如4年前清华大学外语系博导王宁教授在评价《911生死婚礼》时说过这么一段话——“几乎没有哪位当代中国作家能像贝拉那样如此地关注人类共同的灾难并对人的心理世界予以了如此深刻的洞察和揭示。她属于新一代浪漫主义作家，以自己柔弱的声音和强有力的文学力量来呼唤人间真诚的爱。”如果当初还有人对王宁、叶舒宪、王一川等一些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界的领军人物对贝拉作品的高度评价提出异议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在《魔咒钢琴》面前，在对灵魂的敬畏中，我们只能肃然起敬！因为这是让我们端坐静穆乃至于匍匐倾听的神圣之乐！
从当年冰心《爱的哲学》到贝拉一次次用文学的方式诠释了“爱的宗教”，两位不同年代却同样留学海外的浪漫主义女作家都把爱提到至高无上的终极意义上了，这是何其神圣、何等庄严！人世间除了爱的宗教外，还有什么更崇高的宗教呢？
这部作品让崛起的中国向世界发出了这样一个信息：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抑或将来，汉文化熏陶下的华夏子民，是热爱和平的人道民族，有足够的胸怀和气度，融合不同的文化和文明，走向大同与和谐。面对今日世界之忧患，由于文明的冲突和宗教的不可调和，中东正在燃烧着仇恨的怒火，那么我们这部作品的现实意义是：曾经发生在二战时期中国上海的宽容和爱，跨民族、跨文化的完美和谐，为什么不能够成为当今世界和平的范例？
贝拉小说中对钢琴音乐曼妙的艺术感觉，对犹太钢琴王子亚当敏感脆弱的心理描写，对激情细节的挥洒和铺陈，对人物悲欢离合的感人写照都已达到非常高超的艺术水准；更主要的是：她的文字、她的故事都传递着一种强大的力量，博爱的人文关怀、对苦难的深切怜悯、对尊严、人格的肃然起敬；孜孜以求的是一种珍藏人间的乌托邦式的永恒的爱，超越了国家或民族、性别或种族、肤色或语言以及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之间的障碍。这些，才是真正让人震撼无比的东西。如文学评论家白烨所言：“《魔咒钢琴》显然称得上是高雅层面的文学力构。我以为，这对于贝拉的创作而言，已具有标志性意义，并从这一难能的超越中生发出新的感想：贝拉是一个拥有博爱情怀和神圣信仰的作家，所以一切皆有可能，贝拉大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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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波舜：一双奏响《魔咒钢琴》圣手（3）
我尊重贝拉的选择，让这部由她这位海外上海作家写上海的作品在上海出版，因为它属于上海。
这部赚人热泪的上海故事必将走向世界的每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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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咒钢琴》引子（1）
“我们犹太《圣经》上说，拯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整个世界，我想说上海就像拯救了宇宙一样。”——大屠杀幸存者罗莎
故事发生在上海，此刻是1999年12月。
这是一幢青灰色的、临近黄浦江的老式公寓楼，坐落在北京东路和四川中路交界处，从家里的窗口望出去，掠过蚂蚁般的人群，可以斜斜地看到苏州河水的流动。
自我有记忆以来，祖母就一直住在这里。
祖母家不算大，走廊的左侧是一个不到13平米的小房间，右侧是一间套房，约50平米，但因为是英国式的老公寓楼，天花板特别高，隔音设备相当好；家里的陈设简单，却摆放着一架很大的三角钢琴，黑色的钢琴横卧在白墙的一角，占据了很大的空间，在暮色里，它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跨世纪老人。
这是一架看起来非常有气势的古典钢琴，如果掀开琴盖，可以在钢板上看到刻着的“1858年，纽约”字样，再将木柱托起琴盖，它立刻就像一只欲展翅飞翔的巨大雄鹰，这架横度足有7尺的三角钢琴应该算演奏琴了，为一般家庭所鲜见。
由于年代久远，黑色的表层油漆已有些剥落，钢板和钢线都已呈暗灰色，木板上更是积满了尘埃。
只有在弹奏这架钢琴的时候，才会领悟到它的非凡，每一个黑白琴键都具有磁性的力量，只要一踩脚踏板，那宏大的音量简直可以穿透整幢大楼……
这些年来，我的眼前不断重复的是这样一幕情景：在钢琴的对角，一张轮椅上，常常有一双布满皱纹的眼睛，深深地，深深地凝视着它……然后，她的轮椅静静地滑向它，瘦小的身躯深陷在轮椅中，身上裹着蓝黑方格的俄罗斯毛毯。尽管她的手苍白无力，但还是会使劲地推开琴凳，将轮椅稍稍摇高，就迫不及待地用自己的手指在琴键上奏出一串串琶音，弹着弹着，她的目光就会呆呆地落在墙上的那张大照片上。
那其实不是照片，而是海报，是一位叫亚当？乌里扬茨基的美国音乐家在1979年年末，率纽约爱乐交响乐团来沪演出时的宣传海报。
照片上的亚当，看上去70岁的样子。他身穿乐团指挥那长款的黑色燕尾服，左胸口上别着一枚金色的扣子，手臂弧形地抬起，卷曲而散乱的头型偏向一侧，那双迷蒙而陶醉的眼睛，执拗地望向指挥棒上那一点金属的光亮。仿佛那一点光亮里，有圣母的温暖和儿时的梦想。是用无数个华彩音符凝结出来的星光。
当她痴痴地望着他时，琴声就戛然而止，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仿佛她身处的世界都消失了，她的手弯曲地搁在琴键上，她的眼中闪烁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光彩，尽管那样的光彩很快就被泪水覆盖了，她从不用手把脸上的泪水拭去，她甚至总是克制着不让自己的泪水流到脸上……
这就是我的奶奶李梅，一位把钢琴当成情人的老太太。
奶奶已经80出头了，她的身体日渐羸弱，每天——不——有时几天才有几个小时的清醒时光。大多数的时间里，奶奶都是在极度衰弱的昏睡中，靠着输液和护士的精心照料，维系着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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