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眉批(全本)-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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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政，是一条歧路，通过它，永远无法抵达宪政的彼岸。
五
就像陈炯明早在1922年就对孙中山的训政之说提出批评一样，中国共产党也对蒋介石及南京国民党政府以“训政”为借口不给人民以自由和*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判。尤其可贵的是，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不但在理论上指出了以训政为由行专制之实的危害，而且还通过解放区的*实践证明了训政之说的荒谬之处。
中国百姓的文化水平低，不能很好地运用选举权，所以不能对他们实行*，只能训政。这是当年蒋介石及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持的论调。针对这种论调，1946年1月24日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的文章进行了批评。这篇文章写道——
训政之路（7）
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广大人民文化水准太低，致使有些人怀疑他们是否有运用选举权的能力；反对实行*的人，更以此为借口，企图拖延*的实行，并从而诬蔑解放区的*选举。如去年12月26日的《和平日报》社论就可作为代表，那社论里说：“……共产党拿‘*’和‘不记名投票’来欺骗人民。谁不知道，中国人民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他们即不能记自己的名，更不会记共产党所指派的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这样的政府只能叫‘魔术’政府，不能叫‘*政府’，共产党人却掩耳盗铃，硬说‘魔术’就是‘*’，简直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这种说法，不仅诬蔑了解放区的人民，而且推论下去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民还无法运用*选举，还应该由他们继续“训政”下去。居心何在，不问可知。
假若将来中国人民个个都能识字了，实行选举时一定便利得多，这是很明白的。现在中国人民文盲太多，进行选举时非常麻烦，这也是事实。但是，无论如何，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无束地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解放区实行*选举的经验便是明证。我们略举几个例子，看看解放区是怎样选举的吧：
首先要说明，候选人决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乡选中每一个选民都可以单独提出一个候选人。在县选中每十个选民可以联合提出一个候选人。选举的方法是分成两种：一种是识字的人，写选票；一种是不识字的人，则以投豆子代替写选票。这是很久以前就采用了的方法，在实践过程中又曾有过不断的改进和新的创造。过去的办法是由候选人坐在晒场上，每人背后摆一个罐或碗，因事不能到会的候选人仍然给他们空出位子，位子后摆上碗，每只碗上都贴着候选人的名字，选民每人按应选出的人数发豆子数粒，于是各人便把豆子投入自己所要选的那个人碗中。在投豆子之前，先由监选人向大家说明每只碗所代表的候选人……这种方法还有缺点，那就是当每个选民投豆子时，到会的人都可以看得见，实际上成了记名投票。后来就改变方法，把碗统统放到另外一个房子里，除监选人在选民万一记不清楚时从旁帮助说明外，其余的人一概不准在场。但这种方法仍有缺点，因为碗是仰着放的，哪个碗里已有的豆子多，哪个碗里已有的豆子少，都看得清楚，这样就可能使后来的投票者受先前投票者的影响，因而不自觉地失去了自主性。补救这个缺点的方法，就是用纸将每一只碗都盖起来，而让投票者从碗边把豆子投进去。最近陕甘宁边区的选举中又创造出一种新方法，在候选人数不多（乡的选举中候选人一般是不会太多的）的时候，依候选人的多少，发给选民几颗颜色不同的豆子，比如：黑豆代表张××；黄豆一颗，代表李××；玉米一颗，代表赵××。另外每个选民再发给小纸一张，如果想选谁，就把代表谁的豆子用纸包好，放在碗里，同时包几颗者作废。这种方法非常适合农村文盲的无记名投票，在某些地方实行起来结果很好。
训政之路（8）
以上只是略略举几种方法作为例证而已，此外也还有其他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创造证明了只要有实行*的决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那些信口诬蔑解放区选举，并企图以此来拖延*选举之实施的谎言，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才真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哩。
这是一篇非常有力的文章，通过它，不仅彻底颠覆了训政之说，而且还让我们看到，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那场较量不仅仅是两种武装力量之间的较量，而且更是*势力与专制势力之间的较量；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夺的，不仅仅是地盘和政权，更有人心的向背。要求*、追求自由是人永恒的天性，顺应这种天性的必然要赢得未来；以训政为由压制*、限制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则注定要失去民心。代表民意者赢得胜利，失去民意者遭受失败。历史终于以蒋介石及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彻底溃败证实了这个人们耳熟能详的逻辑。
六
但是，问题并没有结束。训政之说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溃败而彻底失去市场。时至今日，在推进社会主义*政治的进程中，训政之说的幽灵依然存在。
在全国关注的“三农问题”上，很多人还持有与当年的蒋介石及南京国民党政府同样的观点，认为中国农民的文化素质太低，在中国农村还不能*，不能对中国农民实行*。针对这种论调，李昌平——这个既有过农村工作的实践经验又有着良知的人——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他说：“村民自治、海选村官在中国推行十多年了，看来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我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农民素质低，搞不好*；农村家族势力太强大，搞不好*；五元钱可以买一张选票，农民怎么能搞*？……我的体会是农民要*，*与农民的素质没多大的关系……*是一种需求，与素质无关；*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与素质无关；*是一种表达方式，与素质无关；*是一个交易过程，与素质无关。*需要学习，*需要培养，*需要公平，*需要规则。一个大学教授曾对我说：农民素质太低，搞不好*。另一个大学教授反驳说：大学里有什么*，我们选得出自己的代表吗？不同素质的人群需要不同形式和程序的*。农民会*，农民有农民的*，只要没有强权的地方，就自然长出*。*只与强权、专制有关。”
李昌平的这段文字写于21世纪初，距陈炯明和孙中山之间关于训政之说的争论已经隔着近80年的时光了。也就是说，在如此漫长岁月中，训政和宪政之间的思想博弈始终存在着，时隐时现。这除了证明中国社会的专制主义遗毒还有待进一步肃清、训政之说还需要进一步批判外，还能证明些什么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是，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了是错误的思想，为什么还会有人在坚持？同样的错误需要犯多少遍才会被矫正？难道中国的历史就注定要经受几番轮回的苦痛？难道中国的*进程就天然地要在“曲折中”缓慢前行？……这样的追问显然无法让人乐观。
训政，是一条歧路，通过它，永远无法抵达宪政的彼岸。但是，依然有人在这条路上走着。也许，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也许他们早已知道这一点，可是他们不在乎，因为他们的目标本来就不是通向*宪政的——他们想要的恰恰就是专制与*。
跌倒在变革的路上（1）
——清末新政的启示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终结方式跟别的朝代不一样。其他王朝多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而清朝不是。太平天国运动是晚清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可是它并没有推翻清朝，相反，清朝在*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又延续了三十多年，最后被辛亥革命推翻；别的王朝被推翻后，新王朝取而代之，皇帝易姓，江山易主，中国历史会进入另一个轮回，而清朝被推翻后，封建帝制被彻底终结，*共和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以上两条之外，清朝的解体还有一处更让人感慨的地方：与其他王朝末期的“僵化至死”不同，大清的政权分明是在变革的路上被抛弃的。在被推翻之前的十年间，这个政权也曾顺应时代潮流，宣布实行“新政”，推出种种改革举措。可是，就在改革之路走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政权竟然一下子被推翻了！这究竟是为什么？改革本是以自强为目标的，为什么最后竟敲响了政权解体的丧钟？主观期许和现实收获之间何以会有如此巨大的误差？……这些问题显然值得我们认真探究，深入思考。
一
清末新政显然是在内外交织的压力之下开始的。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导戊戌变法，康梁的改革主张颇合光绪皇帝的心意，可是却遭到了慈禧太后的强烈反对，结果变法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喋血京城而告终。可是，形势比人强，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起逃亡西安。在强烈的刺激之下，大清的高级官员认识到，大清帝国若要强大，就必须进行改革。不改革就不能自强，不自强就无以抵御外辱。所以，京城和地方的高级官员在1900年底纷纷上书，陈述他们对行政、军事、教育、财政等各方面的改革意见。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变法，声称三纲五常虽为万世不易之理，但政府的统治方法则应顺应时代潮流，进行必要的改革。由此，为期十年的清末新政揭开了序幕。
清末新政的改革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了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法律等各个方面，我们不妨做一下简略回顾——
在教育方面，清朝于1901年废除了八股文，于1904年制定了一套模仿日本的学堂管理规章，最后于1905年废除了在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与此同时，清朝还鼓励创办新式学堂，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留学。
政治上，清朝开始进行立宪的准备工作，于1905年派遣以载泽为首的五位大臣出洋，到日本、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考察立宪政治。1908年，清朝宣布实行宪政的计划，声明将在1916年颁布宪法，举行第一次国会选举。同时还发布了“宪法大纲”，这个“宪法大纲”是以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宪法为范本的。1911年，清朝成立了一个所谓的“责任内阁”，这就是后来遭人诟病的“皇族内阁”。
在军事上，清朝开始改革兵制，着手训练新军。新军被编为36镇，每镇12500人。为了培养军事人才，清朝决定在全国各地建立武备学堂，同时还派人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在法律方面，清廷设立专门机构，由法学家沈家本主持，检查《大清刑律》，废除了剐刑、枭首、文面等酷刑。此外，还完成了《钦定大清商律》、《奖励公司章程》、《破产律》等法律，对近代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txt小说上传分享
跌倒在变革的路上（2）
此外，清末改革还带动了民间结社、办报等新社会现象的出现。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渠道得以拓展，咨议局、资政院、自治会等反映民意的机构开始出现，政府和民众互动的格局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