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无情-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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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贲不同他的前辈、地质部的老总谢家荣，他是位共产主义战士，但在对待科学的真诚上，他们又惊人地相似。书卷气笼罩了他们的躯体，本能地拒绝官场宦海，自认为新社会已是大同的境界，而将心身全部投入到科学与建设中去。谢家荣被打成“右派”时，还有点预感，而陈贲身陷绝谷，则如登临险峰开怀畅吟之时，被人猛击一掌滚落崖底的一般，事先竟无丝毫察觉。
1958年春，“反右”斗争已进入尾声，石油部仍没有大的举动。一般的群众以为运动也就这样完结了，陈贲也是这样认为的。在1957年夏天，“反右”斗争开始时，书呆子陈贲没嗅到一点火药味，到了秋天竟又跑到外地去落实上半年召开的“全国石油地质勘探工作会议”精神，回来后，又闭门分析全国石油勘探工作的现状，然后写了一份“对现行的计划任务办法的意见及修改建议”的材料，呈报石油部党组。这份材料处处闪现着科学家的坦诚和对石油工业的执着，虽然没有一句表示忠诚的话语，却充满了对党对新中国建设的爱。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张巨网大开着，正等着他的游入。那份呈送材料只几天功夫便成了“恶毒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义义”的大毒草，陈贲也随着成了石油部“反右”运动中的众矢之的。
陈贲的“首恶”是向党夺权，原由是：陈贲提出石油的勘探要以寻找储量为目的，因此应以储量作为完成国家计划的指针，而当时石油工业的个别领导则坚持勘探以进尺作为完成国家计划的指针。陈贲说，如果勘探不是为解决石油储量的问题，那么勘探还有什么意义呢？书生陈贲对石油太痴情，他就没有想到勘探以进尺为指针，不但好计算，好管理，而且进度快，见效大，自然也好报功。
多少年来，我们的石油钻井工人都是在快打井、打好井，完成进尺任务的鼓动下奋勇工作的，为了赶超世界钻井进尺纪录，甚至“集中优势兵力”让一些标杆队突击进尺。每年报纸上的祝捷喜讯更因进尺的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而大书特书。但是，钻井打了多少干窟窿？进尺与储量比有多大？却无人理睬。因为这一决策的失误，几十年来地下资源遭到多大破坏？有多少国家的资财白白扔到了地下？更是无人过问。
1958年春，书生陈贲过问了，并且还建议成立“石油储量委员会”来审查各油田的勘探成果，只是，他不但成了中国“反动唯储量论”的代表，而且被戴上“阴谋向党夺权”的罪名。陈贲不能不下地狱了。
这是新中国石油工业史上最大的冤案。
对于这一冤案，每一位有良知的石油专家学者都是清楚的，因为真理与谬误在科学面前有如泾渭一般分明。进入八十年代中期，当一批新一代的石油科学家登上石油工业领导岗位的时候，陈贲的“唯储量论”冤案很快便得到了改正，并且实现了他的成立“储量委员会”的设想。如今，不但将储量作为石油勘探的唯一目的，而且与产量共同作为石油工业的任务指针，写入了国家计划，从而结束了以钻井进尺作为完成国家计划指针的历史。
陈贲的“余罪”更令人感到时代的滑稽。
一曰搞资本主义招标制，宣扬利润挂帅。事实上，1956年陈贲出差期间，看到许多探区不能容忍的浪费现象后，向部领导提出建议：在勘探部门要搞经济核算；对工作无成果的要控制投资额；在生产部门实行自负盈亏，并且要上缴利润为国家积累资金。经过历史的甄别，陈贲的这些建议现已全部在各油田实行。
二曰反对苏联专家。事实是，苏联专家认定一个地质构造上有石油，并且在没有勘探结果的时候投入大量资金。而陈贲认为这个构造上没有石油，应该立即停止钻探。苏联专家固执己见，结果正如陈贲所料，探井全部报废。
三曰包庇反革命分子童宪章。事实上，五十年代初石油开发专家童宪章在生产上提出与领导不同的意见，时逢“肃反”运动被说成是“搞技术破坏”，受到审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一次次地抄童宪章的家。陈贲在老君庙曾与童宪章同居一室，深知童宪章的为人，便挺身而出阻止保卫干部的抄家行为。童宪章的问题最后不了了之，而六年后这竟又成了陈贲的罪状。
凡是熟悉陈贲的人，对陈贲被打成“右派”均感到始料不及，因为大家都知道石油工业前领导人当时任石油部副部长，与陈贲同是清华地学系的同学，1957年春天俩人还结伴到克拉玛依视察工作，无论如何也不会忍看陈贲落下深渊。命运就是以这样的逆向选择在生活中展现它的残酷，恰恰是同学之谊，使陈贲在动荡的政治大气候中处于失利的境地。
陈贲1934年考入清华地学系，曾任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席的武衡与他同班，那位已谢世的前石油工业领导人晚陈贲两年入地学系学习。陈贲与这位低年级同学共同参加了清华“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年后，俩人又分别进入解放区参加抗日活动，但陈贲不久又到昆明继续学习，而那位同学则成为了职业革命者。
新中国成立后，陈贲成为石油工业的技术领导，那位同学成为石油工业的主要领导人。两个革命战友加同学走到一起，携手共进，相得益彰，真可谓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幸事。最初的几年，俩人确实合作得极为愉快。陈贲的妻子黄佩文给我看过的照片中，有许多是他们二人共同在野外考察的镜头。
人的行为在多数情况下，是由人的经历所决定的。陈贲的那位同学毕竟是在革命熔炉中锤炼了十多年的政治工作者，在政治舞台上老练而高超，而陈贲虽然在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却一直未脱离技术岗位，灵魂仍蜷曲在书生的蜗壳内。那位同学在卢沟桥的炮声中，只读了一年地学系便放弃了学业，如果他只作为政治领导，本无可非议，而他却还要做技术的内行。这样问题就出来了，由于学识上的不足，就不可避免地与地质学家陈贲在技术上发生矛盾，再加上陈贲不谙世故的书生气和耿直、倔强的性格，与那位同学的友情便渐渐产生了裂痕。于是，那位同学政治工作者的一面开始发生作用了，当有人反对他的时候，那怕是非政治原因，他也不再把自己看作是技术专家，而看作是党的化身，陈贲与他个人在技术上的争执也就成了党与反党的斗争。
我研究了陈贲这位同学的生平，应该说他是一个怀有极高爱国主义激情的人，为了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了毕生的努力。但是，他无法超越历史的局限，在我们这个本世界初才把皇帝赶下龙椅的国度里，他的灵魂中不可能剔除封建主义的意识。当“功成名就”后，便会膨胀起“家天下”的思想，以致家长作风在他主政石油工业的时期很是盛行。他的话就是真理，反对过他的人，下场好的几乎没有。陈贲被打成“右派”后的三十年里，石油系统再没有一个人敢与他拍桌子辩论。他的威严，即使在他去世后，每当提到他的过失，还令不少石油老人心有余悸。童宪章就曾在我采访时说：“我请你保证，在这位石油工业前领导人活着时，不要发表我们的谈话内容。”
童宪章的话不久便得到印证。
1994年，我国科学界泰斗黄汲清、翁文波提议，为陈贲出版纪念文集。石油老人闻讯后纷纷解囊资助。我作为编委参加了文集的编辑工作。
1995年5月，文集编撰完毕，定名“清气长留”。此后，蹊跷的事情出现了。
文集主编拿着文稿和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一位领导的批条到石油工业出版社，请出版社总编审阅，并说明，所有出版费用已筹集好，无需出版社破费。两个月后，那位总编将文集主编和我请去，向我们提出三个出版条件：一是文集不许出现“反右”的文字，因中国共产党中央一直未完全否定“反右”斗争，陈贲虽已平反，也不宜宣传；二是书名“清气长留”太刺激人，要改；三是必须有总公司总经理对文集出版的签字，或者那位前领导曾明确指示可以出版此文集。如果没有这三条，他不敢批准出版此书。
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右派”问题改正十七年，陈贲平反十六年后出现的咄咄怪事。这只可解释为陈贲在石油系统许多人心中还没有实际的平反。这挟山超海的三条是绝然做不到的，为了历史的真实，我们不可能去涂改历史；为了逝者的尊严，我们不可能去迎合权贵；我们不可能去要求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身份的总经理负责文集的出版，更不可能请那位石油工业前领导人作出指示，因为他已去世两月有余。因为怕翻“旧账”，得罪陈贲的那位同学，为中国石油工业奋斗了一生的新中国石油工业第一任总地质师，只有走出石油系统让人们纪念他了。
也就在此时，我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老君庙地下党支部的历史被“封杀”的原因。
纪念文集是在三峡出版社出版的，从总编接稿到出书仅用两个多月。载有陈贲“陆相生油”说的文章，在新中国第一次公布于众。
纪念文集出版后，在石油系统的老油人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无论是搞政工的还是搞技术的，都怀着庆贺的心情向主编道谢，感谢他为石油工业做了件大好事。石油工业出版社的那位总编对此作何感想我不得而知，但从没有发生总编所担心的事情来说，可以看出陈贲在石油人的心中占有多么重的份量。中国的历史毕竟已走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在文集编撰最紧张的时刻，我曾托朋友给陈贲的那位同学送过一封请求采访的信，信中婉转地告诉他，陈贲八十岁的妻子黄佩文为了文集的出版，已从湖北来到北京。我相信“相逢一笑泯恩仇”这句充满了人类对和平与友爱渴望的古训，作为暮色中的老人，会对过去的一切有大彻大悟的反思。我甚至幻想他能见见黄佩文，那将是人间最为动人的时刻。但他的秘书转告我，他已走近人生的终点，不能说话了。不过，这位秘书还告我，他在能自理时，曾深情地回忆说：“陈贲在‘一二·九’运动中是位干将。”一个月后他去逝了。
更令人遗憾和悲痛的是，纪念文集的顾问和主任编委黄汲清、翁文波在文集编撰过程中相继仙逝；童宪章根据翁文波的心愿，代他为文集作序。谁料苍天无眼，在文集出版之日，童宪章也撒手尘寰。
黄汲清在文集编撰之初，曾为文集题诗一首，这是黄老93岁之躯的绝笔之作，两个月后便与世长辞。此诗可看作本章提纲挈领的要文。
英姿飒爽气昂昂，眼神正视剑眉长。
白龙池畔曾聚会，涉水登山君争光。
河西探油相随好，同行美年和庆昌。
大家欢聚老君庙，石油车队走四方。
刚正不阿遭人忌，随波逐流非你长。
自然科学家本色，不同见解有主张。
天长地久浩气在，大家学习好榜样。
戈壁悲歌
戈壁悲歌
陈贲的人生悲剧就在于他不趋炎附势，阿谀取容。
老人们都说，当时只要他向那位同学低一下头，就可以躲过噩运，在自然科学上有更大的成就。
这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