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狂欢-数字时代的交往-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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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时尚潮流的行为之所以短命，之所以具有滑稽和闹剧色彩，是因为追逐时尚的行为从一开始就具有反讽意味：赶时髦的人表面上是在服装上表现出一种个性，却没有想到自己是在屈从着无数双“无所不在的眼睛”的权力。他不自觉地在看他人的眼色行事，而不是基于自己的判断行事。“追求个性”的行为很自然地成为“追求无个性”的行为。
大卫？梭罗形象地描绘了人们在选择服装上是如何屈从于无所在又无所不在的他人的眼色的。他说，我们采购衣服，常常是由爱好新奇的心理所引导的，并且关心别人对它的意见，而不大考虑这些衣服的真实用处：
国王和王后的每一件衣服都只穿一次，虽然有御用裁缝专司其职，他们却不知道穿上合身衣服的愉快。他们不过是挂干净衣服的木头架子。……其实没有人穿了有补丁的衣服而在我的眼里降低了身份；但我很明白，一般人心里，为了衣服忧思真多，衣服要穿得入时，至少也要清洁，而且不能有补丁，至于他们有无健全的良心，从不在乎。……宁可跛了一条腿进城，他们也不肯穿着破裤子去。一位绅士的腿有毛病是很平常的事，这是有办法补救的；如果裤管破了，却无法补救；因为人们关心的并不是真正应该看重的东西，只是关心那些受人尊敬的东西。我们认识的人很少，我们认识的衣服和裤子却多得出奇。……当我定做一件特别式样的衣服时，女裁缝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现在他们不时兴这个了”，说话中一点没有强调“他们”两字，好像她说的是跟命运女神一样的某种非人的权威……她量了我的身材，但没有量我的性格，只量了我的肩宽，好像我是一个挂衣服的钉子；这样量法有什么用处？我们并不崇拜娴雅三女神，也不崇拜帕尔茜。我们崇拜时尚女神。她纺织，剪裁，全权处理。巴黎的猴王戴上了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都跟着学。梭罗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服装是一种交往（传播）媒介，但当我们把服装看作是一种交往媒介时，就更能理解梭罗所要表达的观点了－－在日益都市化的社会中，个人早已不是个人，而是作为他的衣服的附属品，成为大众尚下的信息传达者，成为一个“媒介”。
在我们——作为服装这种媒介的附庸品——的两边，都是“他们”：“他们”传达着信息，“他们”接受着信息。我们不能明确地说出“他们”是谁，正如我们也很难说出“我们”到底是谁，但我们却时时感感受到“他们”存在，“他们”是一个抽象的他者，“他们”像上帝一样具有一双暗中监视着我们的眼睛。事实上“他们”就是我们的上帝。用梭罗的话说，“他们”是一个“跟命运女神一样的某种非人的权威”。他们”是我的“悦己者”，我不得不为这个悦己者容。我必须时时刻刻讨“他们”的欢心，尽可能让他们在一瞥之间就注意我，认可我，接纳我。一旦被“他们”接纳、认可，我就感到很舒服，相反，我感到沮丧和无。而实际上“他们”注意、认可、接纳的并不是我，而是由他们自己发布并由我来传达的信息。我是一个抽象之物，一个衣服架。我与他们好像是在交往，但完全是一种抽象的、与我无关的交往，不信你换一套不入时的甚至有补丁的服装试试（如果有补丁的服装没有成为时尚的话，因为这也是有可能的）——他们根本就不认得你。
我们被“他们”认可后得到的舒服感受是有代价的，而且在转瞬即变的时尚下，这种舒服感受是转瞬即逝的。所以我必须密切注视着随时出现的新的时尚。对此，我付出的最起码的代价是我必须不断地花对于基本的、纯个人的生活根本不必花的钱，我必须在买柴米油盐的帐单（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开列的那些帐单）外另开一个帐单。后一种帐单上的钱数要比前一种帐单上的多得多。我们的生活成了主要是为付清后一种帐单而奋斗的生活。我们常常不是为吃不饱饭（我们通常称之为“主食”）而焦虑，而是因为缺少机会到大饭店里去“吃饭”而焦虑。其实我们到那里根本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吃由名厨主理的菜（我们偏偏又称之为“副食”）。甚至我们到那里也不是为了吃菜，而是为了“吃”一种“在那里吃”的感觉。甚至我们也不是为了自己才去“吃”这种感觉，而是为了在“吃”的时候或吃之后被“他们”注意，或者说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这样“吃”才有价值而去“吃”。
我们以这种方式“吃”的那种抽象的食物才是我们希吃的真正“主食”。
我们的绝大多数行为，都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种或显或隐的与“他们”交往的行为，或者说是以相当高的代价被“他们”接纳的行为。
５．３ “娼妓化交往”
这种与抽象、陌生的他者（抽象、陌生到我们不知道也不必要知道这“他者”是谁）交往方式是一种什么样的交往方式呢？联系到麦克卢汉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把这种交往行为称为“娼妓化交往”。嫖客与妓女的关系相当典型地体现了这种交往行为的特征。它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这是一场奢侈、非份的交往。
二、这是完全抽象、陌生的个体因而是毫无个性（我说的是文化、社会角色上的而非纯身体上的个性）之间的交往。对于嫖客来说，妓女可以抽象到只是一个能给予他一时的性满足的女子；对于妓女来说，嫖客可以是一个抽象到手里带着钱的任何男人。简言之，嫖客与妓女互为“他们”。
三、与上一个特征相联系的，是这种交往在内容上的低级性。这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最低限度的交往。在这种苟合式的交易中，心安理得的背后隐藏着相互蔑视和自我蔑视。
四、由于它是最低限度的交往，所以无所谓胜任不胜任，性无能者也可能成为嫖客，所以它具有通俗性和普适性。
五、与通俗性和普适性相联系的，是快速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以上特征之外，这种交往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大批量复制”的特征。娼妓化交往行为的最大特点是对象的非唯一性。娼妓要成为娼妓，就必须把自己的行为方式等同于机器——以相同的方式高效率地提供同一种服务的“性机器”。
麦克卢汉在专论照片的文化意义时，把照片称为“没有围墙的妓院”。照片与绘画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可以大量复制的。他指出：
照片使人的形象延伸并成倍地增加，甚至使它成为大批量生产的商品。影星和风流小生通过摄影术进入公共场合。他们成为金钱可以买到的梦幻。他们比公开的娼妓更容易买到，更容易拥抱，更容易抚弄。大批量生产的商品一向带有娼妓的属性……工业化时代的生产表现为大批量、高效率的机械复制性。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以“中心化机构”（工厂、企业、传媒中心）为基地的生产和交往方式的娼妓化时代。麦克卢汉认为，照片这种娼妓化的图像的根本特征还不是它的可复制性，而它的贫乏性和欺骗性。“说‘摄影不会撒谎’，反而只能突出以它的名义所进行的许多欺诈。”任何照片都只是把人和事物的瞬间形象从它的连续性的整体形象中抽取出来，并让它来充当整体形象。一个人很难在生活中持续地按时尚和俗见的要求“搔首弄姿”（在这个词的本来意义上和比喻意义上），但照相机却能将他的“搔首弄姿”固定下来，把某种表情、姿态化作永恒的表情和姿态。
同样，娼妓化交往方式在其表面的奢侈背后，隐藏着惊人的贫乏。梭罗把那些总是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而不愿与自己生活在一起（与“孤独”这个最好的伴儿在一起）的“他们”称作“穷汉”。“他们”与许多“他们”交往过，但没有结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结他自己。“他们”和“他”都是纯然抽象的不明之物，因此“他们”和“他”都没有记忆，或者说有一堆稀里糊涂的、不配称为记忆的记忆。“他们”接了很多很多“客”，或者被作为“客”接了很多很多次。“他们”如此过了一年或十年，但这一年或十年是怎么过来的，“他们”是没有概念的。如同一个售货员没法记起她或他一年当中接触的成千上万个顾客中的某一位，也如同每一个顾客没法回忆起他一年来或十年来他所接触的众多的售货员。“他们”记忆中只有一大堆根本说不清楚的“他们”。
这些人在生活中同时体验着什么叫津津有味和乏味难耐。
一方面，他们感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每一天，他们都在接受着各种感官刺激，并在这种刺激中感受到某种滋味。每一天，报纸、电视都向他们提供着常新的内容，每一天，都会有新的流行歌曲、新的时装、新的明星、新的……出现。
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或显或隐地感到，“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事物”。每一种新的东西都是早已见识过的东西的花样翻新，五花八门的新鲜事看起来、听起来、享受起来都让你有似曾相识之感，都不过是早已出现的东西以固定的周期作“永恒轮回”。像走马灯一样的生活初看起来异彩纷呈，但你不久就会发现作“永恒轮回”的走马灯的骗局，或者至少对于它的彩纷呈开始感到麻木。富人和穷人说到底是过着两种样式不同的穷日子的人。由此我们想到了梭罗对于两种表面不同而实质同一的文盲的“区分”（其实是将二者等同）：
我们是愚昧无知、不学无术的文盲；在这方面，我要说，两种文盲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一种是完全目不识丁的小市民，另一种是已经读书识字了，可是只读儿童读物和智力极低的读物。……我们真是一些小人物，在我们智力的飞跃中，可怜我们只飞到比报章新闻稍高一些的地方。
依此类推，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乐盲——会唱和不会唱流行歌曲的乐盲，“区分”出两种性压抑者——没有当上和当上了嫖客的性压抑者，等等。
由于“乏味”就是缺乏刺激感知器官的对象或内容，乏味感总是意味着层次不一的孤独感，即对于无人陪伴状态的意识，所以乏味感与无聊感是同一回事——一种无交往状态。
“闲话无聊天天聊”，懒惰、平庸成性的人选择了随便聊聊的交往、交流方式，用于消除他们的无聊感。
在闲聊中，闲聊的话题既不让人无话可说，又不给从事这种交往、交流的人造成压力和紧张。在这个原则的框定下，所聊的话题只能是人与人之间的最低限度的最低限度的、属于长舌妇的话题，如同嫖客与妓女之间能做的只能是男女间最易进行的“交往”。事实上，从交往、交流的角度看，长舌妇与妓女是同一回事：妓女以性行为来“闲磨牙”，长舌妇是以闲言碎语来“卖笑”。
５．４ 按摩与麻醉
我们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就是各种“中心化机构”以高效率的机器进行的大批量复制。在这一总体背景下，长舌妇的闲聊也被产业化，即被纳入机械复制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