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骗到底-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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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骗到底 第一部分（1）
我父亲和祖父过去都是经商的，家族企业在新泽西州，名叫艾德菲油漆公司。20世纪70年代初，第一次能源危机席卷而来，家族企业深受冲击，祖父母由此决定把公司卖了。父亲虽是化学专家，但在公司出售一事上费了不少心力。公司卖出后，父亲感到很享受这份操作的过程，于是心里认定他的未来就在购并这个行当了。为在华尔街找到一份工作，他付出了努力，但最终因为教育和工作背景不合适，没能实现愿望。
父亲打定主意，自己开一个购并工作室，工作室设在新泽西州岱马瑞士特市我们家的地下室里。父亲经营了一年，没什么收获，母亲就说服他举家迁至密尔沃基，因为她在那里长大成人，娘家的人这时都还住在那里。1976年，我7岁，我们搬家了。我父亲又重新开始干起购并业务，在郊区自家的房子里，他精心布置，把一间卧室改成了办公室。
对于儿童成长来说，密尔沃基郊区当时是最好不过的地方。我是密尔沃基酿酒人棒球队的铁杆球迷，为球队也为队里球星罗宾·扬特和保罗·莫利特尔加油喝彩。我去现场看过很多次比赛，包括1982年世界锦标赛。在我有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酿酒人可以说是一个表现糟糕的球队，但是，在你13岁的时候，如果你拥护的球队处于顶峰时期，我想对于每个球迷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历。
我的学习成绩相当好，尤其擅长数学。读中学时，我多数时光是在辩论队度过的，这很可能让我在成绩上付出了一些代价。作为辩论队成员，你可以在评判性分析、组织工作和逻辑思考方面得到极好的训练。有一回，我兴奋不已，因为我妻子谢里尔宣布，为纪念绿光资本创立10周年，她在密尔沃基赞助成立了一个名为“城市辩论联盟”的组织，数以百计的中学生可以通过这个组织获得辩论训练和辩论经验。在我看来，辩论可以提升考试成绩，加强读写能力，还能提高毕业通过率。我对此并不感到吃惊，因为我从辩论经历中就受益匪浅。
父母经常在吃晚饭的时候讨论生意上的事。父亲像祖父一样，心理蕴藏着极大的耐性和执著，母亲对人对己都要求过高。购并业务很棘手费力，父亲多数时候都是“胜诉后才得到报酬”，也就是说，他常常为一笔交易奋力工作，如果交易未能达成，辛勤付出得到的回报要说有的话，也少得可怜。有时候购并交易进展非常顺利，客户看着父亲做的事，就觉得这笔交易太容易，认为收取的费用不公允。因为只有在交易达成之后费用才予以支付，所以很多客户便乘机要重新谈判，再定费用。母亲始终认为父亲在谈判中心肠太软，而父亲倾向于以长远的眼光看待这事。最终，他把公司从家中搬出。随着业务逐渐增多，公司获得了成功，父亲借此能很好地供养这个家。在表现最好的日子里，我会自命不凡，觉得身上既有父亲的执著与耐心，也有母亲的强硬和质疑精神。
我在康奈尔大学读的本科专业是政府管理，但是大三时我在华盛顿证券交易委员会经济分析部实习之后，便对经济学更感兴趣。我写的毕业论文阐述美国航空业周期性监管问题。政策制定者在两个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之间寻找平衡：航空公司要赚钱，但消费者要航空运费低廉，还要在哪里都能乘到飞机。在反对竞争的周期阶段，监管者允许航空公司垄断经营空中航线、夺取枢纽城市、通过兼并消除竞争，这样航空公司便可以赚得丰厚利润。这种形势让消费者和政界人士大为不满，他们又要求监管者出台支持竞争的措施，以提供更多、更便宜的航空服务，而这会扼杀航空业的盈利。在航空公司遭受亏损甚至破产之后，政策制定者认识到有航空公司还是好事情。为诱使航空公司购买飞机、提供服务，要让航空业有赚取利润的机会才行，于是反对竞争的周期阶段又回归了。这种恶性循环的周期模式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沃伦·巴菲特说了这样一句俏皮话：投资者本应该在雏鹰市将莱特兄弟的飞机从空中击落。这篇毕业论文让我在政府管理系赢得最优毕业成绩，同时也毫不奇怪，绿光资本为何从未拥有过一家美国航空公司的股票。
一路骗到底 第一部分（2）
我开始通过校园招聘寻求一份工作。我参加了很多公司的面试，包括人们直接称为“那家公司”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我接到几份录用通知，其中有DLJ公司，尽管这家公司给的薪金是最低的，但我还是决定在它那里担任投资银行分析师的工作。我之所以选择这家公司，是因为我喜欢应聘时结识的公司招聘人员。我后来才意识到，需要在自己的判断力上好好下工夫。
我在DLJ度过了两年痛苦不堪的日子，公司提供一种与我的想象完全不同的教育。在那儿工作感觉就像宣誓加入了一个大学生联谊会，只是会员在你入会仪式上戏弄你时连装作是朋友的样子都没有兴趣。我不打算细说在这家公司里遭遇的诸多可怕的事情，不过几年前，约翰·罗尔夫（John Rolfe）和彼得·特鲁珀（Peter Troob）写了《华尔街追梦实录》（Monkey Business）一书，倒像是对我在DLJ公司做初级投资银行家的生活进行了详尽清楚的描述。他们的描写与我记忆中的往事完全一致，其中写到与复印中心的人打交道时让你暴跳如雷的真实情景。他们俩的经历有一点与我迥异：我在公司的等级比他们还低一个级别，这使我的生活比他们痛苦得多。
我的问题有一部分在于，刚开始在公司工作时，全然不知那份工作需要我做什么。DLJ公司当初招聘分析师，是想在金融学或经济学与文科这两种类型之间招收雇员，进行综合搭配。我学的是政府管理专业，属于文科类型。我此前没有任何朋友从事过初级投资银行的工作，因此当公司代表在招聘过程中问我：“你愿意辛苦工作吗？”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他们这么说的用意。我做出了正确回答，但没意识到自己就此做出了承诺，必须每周工作100个小时以上。在我长大成人的过程中，爸爸每天晚上都赶回家吃晚饭，我相信我所有朋友的爸爸也是如此。我从未听说过，有什么工作需要整天坐在办公室，等待一般在晚餐前后才指派的任务。工作会进行到午夜过后，还常常要熬个通宵。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等到比我级别高的人都离开我才可以离开办公室—即便我没有任何事情可做。而且，我也不明白，为何当分析师是一种只是为需要“牺牲”的仪式而设立的仪式，即使根本不会给手头项目带来好处时，也得做一个分析师。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这样做了，因为这是行业文化。
我经常枕着放在办公桌下面的枕头睡觉，这时候，文字处理部在给我准备文件，或者复印中心的人把这些文件打印后装订成陈述书。早晨，我妻子谢里尔在上班的路上，总会给我送来一件干净的衬衣。在这之前，我从未听过这样一句充满智慧的话：“如果你不在星期六进办公室，要在星期天进来，你想也不要想！”我1991年8月开始工作，到感恩节的时候瘦了十多斤。
两年后，分析师一般会歇一歇，到商学院去读书。我不想继续过投资银行家的生活，便决定不去商学院。有个猎头公司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想去一家对冲基金公司面试，我不假思索脱口就说：“想啊。”接着我又问：“对冲基金是干什么的？”就这样，西格尔考勒瑞公司发现了我。
加里·西格尔和彼得·考勒瑞管理西格尔考勒瑞基金公司，这是一家中等规模的对冲基金，当时大约管理着亿美元的资产。如今，类似的基金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我离开西格尔考勒瑞公司时，公司管理的资产增至5亿美元左右。要学习对冲基金这个行当，这家公司是个极好的地方。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路骗到底 第一部分（3）
彼得是一位富有耐心又有奉献精神的导师，从他身上我学会了如何做投资、如何进行投资研究。有一次，我花数周时间研究一家公司，阅读公司呈报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制作电子表格，跟公司管理层和有关分析师交谈。然后，我走进彼得的办公室，与他讨论投资这家公司的机会。他听我把话讲完，就拿上我的文件夹坐火车走了。第二天，他返回办公室时，已读完文件夹中的所有内容，还详细列了一个问题清单，真希望这些问题我已经问过自己。我刚开始在西格尔考勒瑞公司工作时，对这些问题总是不知道答案，两三年后，我通常大约能回答其中的一半了。
彼得在这家公司呈报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中仔细梳理，寻找对公司业务的描述或对公司经营成果的阐述有什么含糊其辞的地方。他在文件上做出记号，说明哪些是良好的公司行为，哪些是不好的，更甭提会标明激进的或保守的会计处理方法。有三个基本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公司业务的真正经济效益怎样？第二，这些经济效益与公司业绩报告相对照，情况如何？第三，公司决策者与投资者，在利益一致性方面，情况又如何？
1996年年初，我与西格尔考勒瑞公司的同事杰夫·凯斯文一道辞职，创立绿光资本对冲基金公司。谢里尔给公司取的名字，她给我开了绿灯，同意我辞职办公司。要是你放弃一份好工作，完全依靠自己从头做起，并且一时也不指望挣钱，那么你妻子说应该给公司取什么名，你就取什么名好了。
在西格尔考勒瑞公司办公室边转角的一家餐馆里，我和杰夫在一张餐巾纸上写下了我们的最初商业计划。他将主管市场营销，也是业务合伙人，我将是投资组合经理。他并不确切知道在哪儿筹集到启动资本，但认为有他的那些熟人，我们可以筹到1000万美元起步。我把这件事告诉父母，令我吃惊的是，他们投票表示支持之后，自告奋勇地投资50万美元。
我和杰夫各写了一张1万美元的支票，创办绿光资本公司（简称绿光资本）。那是我为公司开出的唯一一张支票。我们印刷办公用笺，购买几台计算机、一台电视机和一台传真机。我们从自己的证券托管人（主要经纪商）那儿租了130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要经过文件柜到我的办公桌，得设法挤过去。在自己的“套房”里，我们共用一台复印机以及其他5套小型交易设备。
1996年2月，我撰写宣传册，勾勒我们的投资计划，用实例说明我们的样本投资。尽管对冲基金业通常以保守秘密著称，但我看不出有什么闭口不谈的理由。我觉得，如果我们解释自己的投资计划，单个投资如何契合投资计划，会发生怎样的情况，以及为何如此，那么我们的投资者会对我们更有信心。他们还将理解，即使我们投资失手，那也是出自经过缜密思考、严谨守纪的决策。
无论怎样，我相信这会带来更加了解情况、更有信心、更为稳定的合伙人群体。我们提及自己的投资者时，称之为“合伙人”，因为我们正是这样看待他们的。
对冲基金之所以有保密的名声，部分原因在于证券交易委员会禁止对冲基金做广告。结果，很多对冲基金公开披露的信息要少于没有广告禁令的情况。证券交易委员会委员保罗·阿特金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