囧境生涯-第1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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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未来问：“不是说最近县里拔一笔资金专门给你你发工资了吗？”
“谁说的？我咋没听说呢？”我在电话里说。
“你去问问，有，有。”邓未来告诉他这一条很重要的信息。
放下电话，我就联络了汪全，问他可知道补发工资的事，汪全说不知道。汪全是我远门的侄子，在长青镇广播站当站长。于是，我就与汪全约好，准备吃了早饭后到镇里找杨小建问个究竟。
吃了早饭，我和汪全骑着自行车来到镇里，只见镇里正在忙乎着搞接待，说是有几位银行行长要来，镇里的厨师正想办法去弄山芋干面。山芋干面都是农民在计划经济时期吃的主食，如今，农民解决了温饱，谁还再吃那山芋干面呢？可人就是这么怪，吃青菜豆腐时，想着鸡鱼肉蛋；吃上了鸡鱼肉蛋，又想着生猛海鲜；吃上了生猛海鲜，又想着野生动物，吃了野生动物又要吃去吃厌了的杂粮面；如今，种出的菜蔬不吃，却要吃过去饿肚子时才吃的野菜；细米白面不吃，却要吃山芋干面，还沾沾自喜地一个劲儿地夸山芋干面好吃得不得了。人啊，总是与上帝作对，与大自然作对，就不怕上帝惩罚你吗？就不怕大自然报复你吗？叽！
我和汪全来到书记杨小建办公室里的时候，办公室里站着向书记汇报工作的办公室主任，正说着跑了几个庄子还没有买到山芋干面的事。我进门，还没等我说话，杨小建便劈头就问：“汪老，你能搞到山芋干面吗？”
“能，只要你补我的工资，山芋干面又有何难？”
杨小建眼里一亮，就对办公室主任说：“这不解决了？让汪老帮你弄。”
我说：“杨书记，你能不能想点正事，来了几个银行的，你就象招呼大爷一样，慌得给他们弄山芋干面，一个镇子的教师、干部半年多不发工资了，你就不急的是？”
杨小建一脸地无奈：“我不急，我急得恨不得咬人，可我又有什么办法？我是印钞机吗？我是摇钱树吗？我会屙金尿银吗？我若是会屙金尿银，我就蹲在厕所里不出来了。”
一屋子人都笑。
听他这样嘻哩吗哈地对待发工资这样严肃的问题，我却没有笑。还笑呢？这是可以开玩笑的事吗？这事情该笑吗？民生大事，直接关连着那么多人能否糊口，子女学费交得上，老人有病有灾能否看得起医生，你不苦恼还笑，我日他妈的，你还是个**员吗？你还是个领导干部吗？你还是个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吗？我眼瞪着他，可心里就这样解恨杀渴地狠狠地骂着他，而在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德高望众的汪老，你一大早就来镇里，到底啥事呀？就是要工资吗？”杨小建依然不把额当回事，嘴列着。心不在焉。
我单刀直入地问：“县里给咱拔的一笔发工资的款你弄哪里去了？”
“使了。”
“咋使的？”
“还改水改厕的贷款了。”
我听他这样说，一皱眉头，心里更是气上加气，我们的吃饭的钱竟然被你花在搞花架子工程上了，难道国家的财务制度就可以让你随意地破坏吗？我质问他道：“钱是专款专用的，你咋能这样做？”
“咋不能呢？称盐的钱就不能打油吗？”
面对我的质问，杨小建根本看都不看着我，他腿摇晃着，悠闲自得，我的质问不是武器。只是一只屁向他飞来。他喝一口水，毫不在意地说。
他是领导，又在县领导那儿很红，额呢，只有县里两位贴心的战友，而这两位战友，而现在他们也从实权的位子上退下来了，杨小建更不把额当棵葱了。木有办法，我只好再忍一下。继续问他：
“那打油的钱哩？”
“打油的钱割肉了。”
“那割肉的钱呢？”
“割肉的钱买米了。”
我问一句，杨小建有一百句在那儿等着，说，“你就别问了。问到底，就是没‘发工资’的钱了。”
杨小建的得意和对党纪国法的麻木再次激起了我的愤怒。我“嘿嘿”“嘿嘿”冷笑两声，忽然就用尖利的娘子腔充满了房间：“你这么干，就不怕组织上处分你？”
我愤怒了杨小建却不愤怒。依然笑吃吃地脸皮极厚地说：“处分？我买个鏊子没有腿――专（砖）等（蹬）着呢！当这个熊书记，如同丐帮头，早一天下台。早一天解脱。”
经他这一说，我往下没词了，心里也就窝了气，拉着汪全要走。
“哎，汪老你可不能走，你还得给我弄山芋干面呢！”杨小建并不发火，竟然还厚着脸皮向我讨山芋干面粉。
“给你弄个**毛！”我突然冒出了一句粗话。
办公室主任见我真地生了气，忙上来解围：“汪站长，你可把咱杨书记给冤枉了。你不发工资，杨书记不也没发吗？上边拔钱了不错，可还没到咱账户上，就被银行截走了。为了能贷到款，再给咱的教师发两个月的工资，杨书记才又请银行的几位老板来咱镇里考察，这弄山芋干面不也就是为了咱发工资吗？”
原来是这样。可不是呢？我们镇一直在银行借钱，借了还，还了借，借的多，还的少，所以，银行本来是孙子的，现在倒是变成爷了。这个杨小建，你咋不向额解释清楚呢？你说明白了，别绕那么多圈子，我还能向你发火吗？叽。
于是，我这才回过头，朝杨小建肩上拍了一下：“你这个小杨，行啊，年纪不大，心里的窟窿眼子倒是不少。不就是山芋干面吗？走，派个人上我家弄去。”
我和汪全出了杨小建的办室，汪全说：“有志叔，杨书记正有大事呢，你不该跟他瞎罗罗。”
“咋是瞎罗罗？他不该将咱的工资还贷款的是呀？”
“你看，他不也正急着又在贷吗？他顶着多大的压力你知道吗？”
“多大的压力？可有太平洋大？”
“比太平洋还大。”
“比太平洋大？你是不是拍马屁拍得姓杨不姓汪了？”
汪全见我急了，就向我说出一个灰常机密的信息：“你知道不？他爹死了，正在办丧事，为了镇里能发上工资，他脱了丧服来到镇里办公，你说他还不好吗？”
“你说这，是真的是？”我听汪全这样一说，也大吃一惊：“他父亲过世他怎么还会在镇里上班？现在哪还有这样为好的干部？”
汪全脸沉沉地说：“真的。前天晚上过世的，明天出殡，消息极为保密。他请这几位行长是事先约好的，他为了不失约，能贷到款，才忍着悲痛来镇里张罗事的，送走了几位行长还要回去办丧事。”
“噫，这，这，这你咋不早说呢？这一出叫我弄得算啥。”误会了杨小建。我又感到非常的后悔。
不知道就算了，既然知道了，总要去烧个纸，吊个唁，正好也弥补一下我刚才的冒失。我问起丧事在哪里办的，汪全告诉他在他的老家龙门集办的。
我说，这得去。汪全说，是的，得去。
于是，我便与汪全一块去龙门集去为杨小建的父亲吊孝。
来到灵棚。我二人为老人作了三鞠躬，接着，就要按规矩上账交份子钱了了。汪全一摸裤兜，说了声不好。我问怎么啦？汪全说没有带钱。我说，不要紧，我有。于是，额就来到账桌上，为自己上了一百元，又为汪全上了一百元的份子钱。
过了两天。杨小建的丧事办完了，请送礼的客人喝酒，我和汪全也一块去了。酒桌上喝着酒，杨小建来了。给我敬酒，我很不好意思，说杨书记你真行的是，拿得起放得下的是。能办大事的是，将来前途无量的是，好话说了一箩筐。杨小建说。汪老，不是那天我不给你讲明白，我当书记一天到晚都是让人家指责，镇直干部向我诉苦，教师排着队跟我闹，七站八所的同志天天来跟我缠，我早就被牢骚淹透了，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了，适应了。谁叫我没搞好经济工作来着，谁叫咱长青镇穷来着？欠人家工资还有理呀？话一落音，一桌人都向杨小建敬酒，夸他是好同志，内心苦从不外露。
不说工资还算罢了，一说到钱，我忽然想起汪全这小子还还欠着我一百块钱的礼钱呢。这孩子，我替你付了礼金，你喝着人家的答谢酒，怎么就不还我那一百块钱呢？
我想这孩子可能年轻，忘了。我呢？我想我是文化人，文化人是能登大雅之堂的人，能登大雅之堂的人就不是一般的俗人。我也时常地讲：钱是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个人若是沾上一身铜臭，这个人算是木救了，比一身屎还要恶心的是。我扯着娘子腔发表这些言论，就在蛤蟆湾的农家饭场上。发这样的言论，也没有人跟额理论。谁有资格呢？所以，我发表我的观点时，乡亲们都是说对对对，或是是是。有了这样的哲学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当然也就算得上一位仗义疏财的人。
可那天，一直喝完酒，回到家，汪全这小子依然不提曾借我一百块钱的事。
我无意间损失了一百块钱，如果说这一百块钱丢了，让小偷给偷了，那也哈哈一笑，骂小偷两句：妈的，没钱了就张个嘴，我汪有志还不往你嘴里丢个五香豆？干吗干这见不得人的勾当？或者骂自己两句：太粗心大意了，有了俩个钱就找不着北了，看来还得受受穷的是。可我损失的这一百块钱却不是这样，汪全说是借的，但借了不还，这又与丢了和被小偷偷了有啥么两样呢？于其是这样，还不如丢了，更不如送给盲流或捐给失学儿童了。更何况，现在发不上工资，家里的养殖业也赚不了钱，这一百块钱还是起不少作用的。更何况这份子钱是白事的份子，不兴替人垫的呀，叽。
于是，我自那次喝过酒之后，我就想方设法讨回我给汪全垫付的那一百块钱。
我眼一睁想，眼一闭也想，吃饭时想，睡觉时想，做梦时想，就是想用一个什么办法不用自己张口，汪全就主动能够想起还欠额的那一百块钱。比如，达到这样的一种效果：哎，我还借了有志叔一百块钱呢，得还，得还。还的时候，我还可以扯着额的娘子腔说，算了算了的是，啥钱不钱的的是，你花就是了。然后双方推来推去，最后我才在被逼得没有办法的时候，收起应该属于我自己的那一百元钱。
为了能让汪全想起欠我的那一百块钱，当汪全在场的时候，我故意讲
一些借钱还钱的笑话给长青镇的同事们听，由于我的娘子腔很特别，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汪全也在跟着他们大笑，还加一些评论，可他却一点儿也木有对自己产生联想，好象他从来没有借过额那一百块钱一样。叽。
文化站和广播站都在同一排房子，这天，我到单位里办点事，顺便到汪全那儿坐坐。就在这时候，广播站的小王拿了一沓钱来，数给汪全五张，汪全笑笑也没有客气，就装腰里了。我知道，这钱既不是工资也不是奖金，而是他们给乡镇企业做个小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