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边-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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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着这种“文人”化的社会转型，莽汉的出现，无疑是对“今天”的反拨（仅诗歌内部而言）。正如我们看到的，“今天”的激情是以时代代言人的形象出现的，他无疑是一种传统知识分子受难、担当的现代书写，是历史宏大的叙述和表达。莽汉，代表第三代诗歌的总体转向，是一种个性化的书写，农耕气质的表达，他们用口语、用漫游建立起“受难”之外另一种活泼的天性存在，吃酒、结社、交游、追逐女性……通过一系列漫游性的社交，他们建立了“安身立命”的方式，并为之注入了相关的价值与意义，同时也呼应了前面王鸿泰的观点。
李亚伟说：“８０年代中期在中国出现的数也数不清的诗歌社团和流派不仅体现了中国人对孤独的不厌其烦的拒绝和喜欢扎堆，更多的是体现了中国新诗对汉语的一次闹哄哄的冒险和探索，其热闹和历史意义绝不亚于世界各地已知的几次大规模的淘金热。”在这样的团体性行为过程中，莽汉诗歌建立了自己重要的发表方式：酒桌朗诵。借着醉酒与诗意，莽汉确立了其文化姿态和诗歌写作的本体关联，打开了诗歌的生活风格。
这种生活风格可以看作是日常活动的价值表白，他来自集体无意识的个人“志向”，一种以“义”为中心的游侠习气。同“今天”英雄式的崇高美学相对，莽汉的“侠游”行为，不必是兢兢业业的生活态度，高远的美学意念，或是特殊的人格类型。他充满着个别性和偶然性，“身体”在此过程中被发现，“道”和“主体”被刻意回避，莽汉的形象意义、特殊心态同社会生活紧紧相合，另外开辟出一条生命实践的路径，使一种“今天”美学价值上的对抗精神变异繁殖出一种日常的现实性与实践性。
饮酒、豪歌、爱情、逸乐，恰是这种日常生活美学化、美学意念日常化的产物，它促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生活态度、生命姿态，乃至人生志业。在现代性的追求方面，它开启了新的文学实践方式，即它不是受难的、悲剧式的，而是个体的、日常化的。侠少之游，开辟了个人寄挂生命的通道；漫游之举，建构了天赋价值的民间气息。
莽汉诗歌作为一种风格，莽汉主义作为一种自称的流派，已在１９８６年夏天到来前，从其作者的创作中逐步消逝。而作为精神的莽汉，则不同程度的出现在这一代人的梦想、生活或诗歌中。这种精神的繁殖力，衍生在整整一代人的生活之中，成为一种空间的、时间的无止境“漫游”！
三、非非主义的终结（1）
杨黎至今仍给我留下最初的印象：个子不高、身体很胖、有一张看上去像孩子一样的圆脸，但当他爽快的大笑起来时又有一种夸大了的成年人的感觉；他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快乐消除了权势），不轻意流露他的敏感，我仿佛对这个形象一见如故，的确后来证明如此。他在生活中有一种魏尔伦式的反抗天性，完全游离于这个制度之外（他６岁时玩结婚游戏；９岁时对女性完全入迷；１２岁时尝试文字创作；１５岁时与同学魏国安等成立“草堂”诗社并沉入课外阅读，学业荒废而主攻小说；１８岁时恋爱、同居、写诗轮番不停，在银行干部学校印地下诗刊《鼠疫》；２１岁时向往“走”，失望笼罩一切——哲学、诗、人生，摇晃在神、仙、巫术、气功和宗教之中，在一个冬天学习太极拳；２２岁写出《怪客》，无端端出走重庆朝天门码头，又在彻底绝望中返家；开始结识万夏、周伦佑，辞去银行的工作，放纵于酒、色、诗；２２岁时从糊涂生活中苏醒，深入川西、川南乡下，心境渐趋明朗，进入诗创作第一个高峰，写出《街景》等作品，并通过万夏了解到“他们”“海上”诗人；２４岁时围绕“非非”从事大型诗歌活动，想办宗教性组织诗歌教，并继续非非之行，写出《高处》；２５岁时同蓝马、吉木狼格深交并和李亚伟去海南；同年与小安结婚；２６岁流浪全国，为生活而生活；19９２年与蓝马、吉木狼格、何小竹创办成都广达软工程公司，涉入广告、策划及信息等经济领域，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公司解体，非非消失。而这个“魏尔伦”并未写过一行感伤的诗，他曾告诉一位诗人：“如果你要写好诗，首先不要写痛苦。”就这样，这个快乐的诗人在１９８６年９月的某个向晚时分来到了四川大学我那建筑工地式的研究生学生宿舍，他系着一条狭长而晦涩的丝巾，这丝巾确立了一个标新立异的诗人形象（丝巾与他矮胖的身体构成一个特殊的诗人才有的不协感），生活中可能伤痛的唯一证据。那丝巾在暮色中零乱地捆（不是系！）在脖子上，似乎要像魏尔伦一样绞死雄辩；他的诗正在绞死雄辩，但不像魏尔伦用歌，而是用一长串矛盾、更替、中断、任意、短路的带有非非式“还原”论的名词。
他当时正以非非第一诗人的身份登上诗坛，继漂浮不定的《怪客》之后，写出扑朔迷离的《冷风景》。就像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窥视者》或《橡皮》，这些作品本身就是一座没有出口的迷宫，是有意送给读者的一个悬在半空的安慰的虚构，“物”在“冷风景”中排列着，全然不顾意义的摆布（他妄图在此收回诗丧失给小说的地盘，为《怪客》或《冷风景》向小说索赔，一个有待分析的诗歌案例）。我们永远无法弄清贝克特的《莫洛伊》中莫兰碰见的那个穿厚大衣、戴厚帽子、拿着根粗重的手杖的男人究竟是什么人，无法弄清格里耶《去年在马里安巴》那些静止不动的画面中让人费解的男人或女人，我们也无法弄清杨黎《高处》中的“A或是B，看猫、火山、一条路、还是夜晚、还是陌生人、仿佛B或是A”，这些A或B的口感和调子把中国诗歌的试验从某个方面推向极端。无论A或B或怪客，以及杨黎在其诗中所写的所有角色都给人一种神秘隐藏之感，不知为什么，他笔下人物老使我想起戴笠的形象，“戴笠这个名字还指一个人的脸被一顶尖顶帽半盖住的意思，即含有隐藏的意思。就像中国画里河流上的老人，头戴一顶斗笠坐在一叶轻舟里钓鱼，背对着看画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戴笠’是指一个衣着平常的孤行者，一个你不会注意到的消失在景色里的人。”（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这些诗行不仅在当时，即便在现在，在无数学者和诗人热衷于西方后现代理论研究、引进、传播、实践的今天也属惊世骇俗的了。这种远离现实的四大皆空的语言还原论、这种完全彻底的乌托邦式的价值观在诗歌界内部引起了一阵震惊、愤怒、骚乱和蔑视。非非写作是不可理喻的，正如德国学者顾彬在《今天》１９９３年第２期《预言家的终结》一文中指出的一样：“因为非非派更属一种国际现象，对普通中国读者来说，它只能是阳春白雪。”顾彬：《预言家的终结》，《今天》，１９９３年第２期。非非对于当时的我同样也是阳春白雪。我很长一段时间困惑于他们为什么这么写，为什么要消解现实、抒情、经验，甚至一首诗的基本点——感受，我第一次真正目睹了什么是彻底反传统的诗歌。我保持着沉默，仅对孙文波、欧阳江河说：“非非诗的语言很有特色。”他们诗歌中（主要是杨黎的诗）的实验性、先锋性、拒绝性引起了我抒情般的好奇，就像１９６６年夏天傍晚我曾对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好奇一样，童年的第一次“先锋”体验又来到今天的“非非”体验。“莽汉”、“他们”、“非非”、红卫兵、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我在想着。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三、非非主义的终结（2）
“非非”，我初次听到这个名字是19８６年５月，当时西南师大美术系的一个学生王洪志告诉我周伦佑邀请他加入非非。“非非，这是什么意思……”我在想，我想到周伦佑，一个有综合才能和有抱负的文人，一个不知疲倦的激昂的演说家，他就是非非主编，内心装满支配性里必多（Libido）的抒情权势。我在１９８５年见过他，他当时正在全国进行漫游和演讲，他来到西南师范大学接近尾声的浪漫的一站。在一个月夜，在一间灯火通明的阶梯教室，黑压压的学生抬起苍白、焦渴的脸朝向一个很有经验的雄浑的声音，他正讲到“象征”或“超现实”。一个热血汹涌的抒情战士现在驾驶着非非的梦船起航了。这行动（卓有成效的集体行动）本身就满含激烈的抒情力量。尽管他们在诗歌中有意反对抒情，但却从反面走向了抒情，正如艾略特所说：“向上的道路就是向下的道路。”一极必达另一极。
我和杨黎的交谈一直与诗无关。我对他谈到了毛泽东，他后来也津津乐道于毛泽东及他的一句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条座右铭是一个启示：它启示了一种杨黎式简洁、朴实、“还原”的话语，他是否决定了在毛文体的基础上继续从事语言革命。他后来告诉李亚伟：文化革命曾带来一个口语彻底书面化的时代。废除古文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出现成熟的现代汉语文本。鲁迅的语言不是完全的现代汉语，沈从文也不是，只有到了《毛泽东选集》才形成真正的现代汉语，这堪称现代汉语的一个里程碑，毛文体统一了新社会的口径、约定了口气和表达感情的方位，新一代人民用起来极为方便，报纸、电影和讲话、甚至恋爱都采用这种语法和修辞。
是的，中国的长城在当时正有效地阻挡着西方资产阶级的话语入侵，而如今城门一开，人们就争先恐后要丢掉“毛泽东语言”这个传统（其实丢掉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延安整风运动，政治学习形成了一个极好的毛话语普及模式。毛泽东依靠这个有效的模式在４９年以后通过报纸（最好的手段）、杂志、政治学习（这最厉害的形式），思想总结，建立了一整套更完美的学习制度。我们在这个学习制度日复一日的训导下，从小就自然而然培养了毛话语的思维习惯。而早年奔赴延安的青年俊才何其芳、卞之琳、艾青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放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个人现代性话语进入毛话语体系，心甘情愿脱胎换骨，这的确是一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或许是“毛文体有一个优势——他的话语从根本上是一种现代话语——一种和西方话语有密切关系，却被深刻地中国化了的中国现代性话语。”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今天》，１９９３年第３期。或许是某种天意的力量而非毛话语本身。谁说得清呢？据说爱走偏锋的法国怪才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