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边-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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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得并不远，在家的附近徘徊。天越来越黑，童年的嗜睡症袭上头来。我走到一幢熟悉的大楼的避风角落（那角落里散落着一些潮湿的破砖），安全地蜷缩在那里，不知悲伤只觉饥饿地望着夜空，直到沉沉睡去。
事到如今，我才明白这一夜是我走向诗歌的第二步（在这之前我已以三个蛋糕为代价迈出诗歌的第一步），这一步同样不是书本之诗而是生活之诗。9岁的我虽不会抒情，也不知道这“愤怒”所酝酿着的“精神分析学”的被伤害感和被抛弃感。但没有这一夜我就不会在１５年后与波德莱尔的《露台》相遇，我就不会以我后来的“冲锋的青春”歌唱我的生活。作为诗人，尤其是一个极端左翼的抒情诗人，我命该如此。我感谢这逃跑的第一夜，它把我送往人生“表达”的路上，它至少高于蛋糕、高于现实。那真是一种对抗着又包容着激情与神秘的（并不开口说话的）诗歌黑夜！
一觉醒来就宣告教育的结束，这翅膀硬了的鸟可以飞了；一觉醒来（１９９０年在寒冷的北京）对身边另一位１７岁的“大诗人”杨多乐（他现在叫杨典，除诗人身份外，也是一位年轻的古琴大师和杰出画家）说：“要写诗吗，不要像我从‘下午’开始，上午９点更接近真理……”说着说着我因干燥的天气而流下伤心的鼻血。
脚步已经跨出，鸟儿已经飞走……
逃跑以它一连串的惊叹号，以无穷的“９”的速度从这一夜开始偏离了所谓“听话”的道路（或人生服从的道路）。它公开或暗中一直向左，它使我加速成为一个“秩序”的否定者、安逸的否定者、人间幸福的否定者。随着逃跑不断升级，我理解了“斗争”、“阶级”、“左派”、“解放”这些词语，它们在一个诚实的孩子的注目下显得无限伤感、催人泪下，同时一股近似于自我牺牲的极端热情把我推向“极左”（自恋狂或虐待狂）的尖端。这尖端顶着诗人放肆的特征但没有什么庸俗的快乐。它仅仅为我唤来一首诗的几点闪光以及前途未卜的变迁，除此之外就是肉体的疲乏和灵魂的狂妄。
时光强硬地向前推进。１９８９年７月，我在北京同我的朋友——一位出色的诗歌翻译家李赋康讨论我的诗歌英文翻译，谈话中，我曾告诉过他我的诗深受父母影响，它的核心是“母亲激情”，它的外表是“父亲形式”。
通常情况下，我这个“下午”的歌者（不像张枣，他是“正午”幸福的歌者）总是在母亲“下午”的氛围里面朝“左边”尖声歌唱：该是怎样一个充满老虎的夏天
火红的头发被目光唤醒
飞翔的匕首刺伤寂寞的沙滩
……
叛逆的*的儿子
空气淹死了你的喘气和梳子
……
愤慨的夏天
有着娟洁的狂躁和敏感
愁绪若高山、若钟楼
……
——《海的夏天》
这夏天，它的血加快了速度
这下午，病人们怀抱石头的下午
命令在反复，麻痹在反复
这热啊，热，真受不了！
这里站立夏天的她，宣誓的她
腼腆的她，喘不过气来呀
左翼太热，如无头之热
……
——《夏天啊，夏天》就这样，在火热的８０年代中期，我以绝对重庆夏天的名义、以童年“蛋糕”的闪光反抗了另一位我不愿点名的“下午”的女巨人。她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我的斗争为何如此眩目，那是因为我有一个攻无不克的传统——蛋糕——它已伟大、光荣、正确（目前被网民简称为“伟光正”）地成为我生命中最“古老”的象征或最隐秘的出发点。
我并非忘记了时间。１９８９年冬天，在南京一个初雪的下午，蛋糕的密码终于被我译出。那一年我３３岁（一个人命关天的数字），我透过蛋糕寒冷的“译文”默默地看清了教育的“美名”。教育并不在南充一个受宠爱的昏暗院子里进行（我大略于４岁前曾寄养在那里，我的外公家，对于“幸福”我是善忘的），也没有在幼稚园老师的呵斥下进行（即使如此，我也失去了记忆），教育在一个下午，我的家里进行（它虽已成过去，但却刻骨铭心）。那可怕而令人着魔的古老“蛋糕”，教育通过它的松软、香甜惩罚了一个儿童，它对我产生“不幸”的影响。但我天性中“下午少女”的性格却又通过它反对了任何形式的教育，这一点尤其令我欣慰。从少年时代，直到后来的青年时代，教育都曾引起我强烈的反抗。只要有人（母亲或老师）对我说，“你不应该这样，你又错了”，我就会偏着颈子或怒目相视或转身逃走。我这种个性使我非常不适应家庭，也不适应这个社会，但适应一个诗人处理他日常生活的悲剧。看看吧，那儿童早就下定决心，要偏执地在未来的一个下午挺身而出。
今天，在我经历了这么多痛苦、曲折、滚烫的生活之后，我明白了这４６年前三个蛋糕的意义。我可以无愧地说：那个下午是决定我前途的下午，也是注定了我要歌唱的下午。而值得庆幸的是：我隐秘的歌唱是非个人化的，即便我的痛苦是传记性的。我传播着你的美名
一个偷吃了三个蛋糕的儿童
一个无法玩掉一个下午的儿童
旧时代的儿童啊
二十年前的蛋糕啊
那是决定我前途的下午
也是我无法玩掉的下午
家长不老，也不能歌唱
忙于说话和保健
并打击儿童的骨头
寂寞中养成挥金如土的儿子
这个注定要歌唱的儿子
但冬天的思想者拒受教育
冬天的思想者只剩下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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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心红透（1）
成长啊，随风成长
仅仅三天，三天！
一颗心红了
祖国正临街吹响
吹啊，吹，早来的青春
吹绿爱情，也吹绿大地的思想
瞧，政治多么美
夏天穿上了军装
生活啊！欢乐啊！
那最后一枚像章
那自由与怀乡之歌
哦，不！那十岁的无瑕的天堂
——《１９６６年夏天》一个意想不到的巧合，我于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６日，毛泽东生日这天写下了上面这首小诗。这首诗把我带回到１９６６年夏天，我如梦的红色（或绿色）的年华，在那里我第一次饱尝欢乐和自由的少年岁月。
那一年“*”开始，我正好１０岁，一枚像章把我带入生活。
那一年春天非常短暂。哗啦啦，徐疾有力的风一下就吹开了夏天的第一天，吹过了最后一页我并不留恋的书页。真的放学了，真的无涯的自由来了。小孩子们收拾起书包，大孩子们在勾画长征的道路，我卸下“枷锁”走出课堂、随便奔跑，老师能拿我们怎样。
一个黄昏，我在我家附近的上清寺（位于重庆市中区）玩耍，突然，街上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情景：急增的人群脚步匆匆，每一个人好像都在只争这个黄昏。
洪流，人群的洪流，我也随着这洪流莫名地兴奋起来。虽然我还不太明白这些人在做什么，但１０岁的我已隐约感到这宛如盛大节日的欢乐里有一种极端兴奋的气氛。
我被这个城市，这些人群所传染的兴奋搅得心猿意马。这不属于我的，与我真实的心无关的兴奋在黄昏的晚风中激荡，我不由自主地飞跑起来。
突然有人带头高吼：“冲市委啊！打倒某某！揪出某某！”人群开始向市委冲锋。
“这么多的敌人，暗藏的、现在的、历史的‘反革命’，但最大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还有反革命……”我正苦于连不起这黄昏的“新鲜”话语（当然更不可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一定是一个“坏”意思），一阵风过，我抬起头来，看见一位女红卫兵站在我的面前。她最多只有１６岁，但我却觉得她比我大很多。她微笑着把一枚毛主席像章轻快而准确地别在我幼小的左胸上。
而周围，人群的激流已大部分涌向市委，街上几乎全是红卫兵了。他们身穿统一的绿色军装，腰间扎着紧紧的皮带，左臂戴着鲜红的袖章，袖章上印着三个毛主席书写的黄色大字：红卫兵。这些人仿佛突然从天而降，并突然要来改变我从前的生活。
面对这浪漫的“异国情调”，我一下明白过来，我与这次革命是有关的，我已是其中的一员。同送我像章的女红卫兵一样，同她风一般消失的身影一样，也同大街上所有的红卫兵一样，我理所当然已是一个“红小兵”。
这心在透过一枚像章（它老使我想起一枚微型蛋糕的形状，它的确形若蛋糕）串起另一些美的碎片。
在一群孩子的掩护下，我公然地在厕所抢走了一位正在大便的中年男人的绿色军帽，他欢乐的顶峰眼睁睁地被我夺走，而我却在欢乐的恍惚里戴着这顶空空如也的大军帽一连几天提心吊胆、神情慌张，那是我唯一一次最胆大妄为的革命行动。行动之后，我陶醉于一个接一个的批判场面。我记住了红色和黑色，分清了坏人和好人，美与丑、左与右甚至香花与毒草。每一个孩子，当然也包括我，都在日以继夜地细查各种图案，其中一个惊呼：“快看，这文具盒上的图案藏有反动口号。”而我却什么也没看出，非常失落，看来那时我还真的缺乏某种超现实的眼光。在另一个快乐的早晨，我看到一位长得白胖，没有胡子的邮局分件科科长被一群婀娜多姿的女郎用细细的竹条“可爱地”抽打。一个皮肤雪白，痛哭流涕的美人用她急躁而温暖的手指去戳他多肉细嫩的前额（注意：又是用手指戳），科长一边流泪一边承认自己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对不起革命群众。当我后来再见到这位美女时，她身后总跟着一位神秘而不苟言笑的精干瘦子。其他孩子告诉我，这瘦子是一位拳师，他专门保护美人但从不动“搞灯”（重庆俗语，指男女性行为之事）的邪念；而另一位头发如乱草、皮肤干燥的男孩悄悄对我说：“我看见过她洗澡时的*……”。科长、美人、拳师、革命，还有像章、军帽和*，这足以撩拨起我想入非非的欲望。这欲望曾在老师的帮助下区分过《列宁在１９１８》电影中一个“天鹅湖”的片段，老师说要正确看待艺术与大腿的关系。而“革命”正在飞速唤起某种令人透不过气来的禁忌。在革命歌曲的旋律中，我想起的不是无产级级*或者别的什么石破天惊的大事件，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中学生在舞台上的一个临空*动作，甚至也没有后来的“超我”，只是一个羞愧的“自我”和隐秘的*“潜意识”。
二、我心红透（2）
关于这一点，我后来在布罗茨基的书里也读到了。在那篇著名的《小于一》中，布罗茨基这样写道：*图画这个无生命物能够使性器官*，这恐怕是普遍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笼罩着清教徒的气氛，一幅名叫《入团》的绘画也能令人*勃发。这幅天真无邪的图画百分之百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流派，它的印数很大，装饰着全国几乎所有的教室。图上诸多人物中有一位金发的年轻女郎，盘腿坐在椅子上，裸露出两、三英寸大腿。使我神魂颠倒、梦中也撩拨我的倒不是这部分大腿，而是它和深褐色连衣裙形成的明暗反差。
从那时起，我再也不相信关于潜意识的呓语了。我的梦从来不仰仗象征来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