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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我是湖南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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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当中有些人,也会由自己的命运而联想到要改变国家的命运。可以肯定,在湖南的汨罗江投江自尽的屈原遭到贬谪的身世,和他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最容易触动他们的心。这样,湖南人霸蛮的血性在他们身上得以延续,而他们也给湖南原有的居民们带来了要在逆境中奋起的顽强意志,和对命运、对天下大事的关怀与思考。
  汉代以来,继续有不得志的中原人来到湖南。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朝历代来到湖南的文人们,因为他们是文化的推动者和代言人。贾谊不得志,屈居在长沙;李白浪迹天涯,流踪于湘水;柳宗元被贬谪,任官于永州;范仲淹忧心忡忡,叹怀于巴陵……这些迁徙、流放、浪游而来的外省人士,带来了各地的文化,推动了湖南的发展。
  在中原人看来,湖南山高路远,地老天荒,历来是“化外之地”,也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杂处的地方。明朝时,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之后,大批的江西人迁移湖南,史称“江西填湖广”。元朝初年,又有大批江西人来到湖南。韶山毛氏先祖毛太华就是移民湖南的江西吉安人。湖南人与江西人从此结下了解不脱的渊源,而江西人对湖南的钟爱,大概就是起源于此。山民本有刻苦强悍的习性,移民则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他们都要筚路蓝缕、忍辱负重,也就是都得“霸蛮”。不“霸蛮”,叫人怎么活下去!
  中国历史上,因战争而发生人口迁移的大规模“填湖南”的事件多达七次。由此可以推想,湖南人的血统和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
  懂得了湖南人的历史变迁,也就找到了湖南人性格和精神面貌的根源。三苗给湖南人留下了好斗的种子和被压迫者的反抗精神,开垦蛮荒之地的艰辛锻炼了湖南人霸蛮的意志,屈原为湖南人提供了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从屈原那里遗传下来的贬官文化,经过历代贬官的继承和发展,在湖南形成了一种催动人们积极进取的文化氛围。
  这样分析下来,我们就不难理解,湖南人为什么自近代以来会将霸蛮的性格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糅合在了一起,构成湖南人所具有的血性,成为驱动大批湖南人成材的动力。
  湖南人的血性不是说说而已。湖南的省会长沙,是一个充满着血腥的城市。翻开中国的历史,任何一次大的震荡,都没缺少长沙这个角色。但长沙在血雨腥风中始终昂扬着头,长沙不承认自己的悲壮,喜欢别人恭维它的顽强。在这里,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狂言:中国幸亏有个湖南,湖南幸亏有个长沙!毛泽东的那首《沁园春?长沙》,使长沙声名远扬。
  长沙的顽强,数不胜数。
  1179年,辛弃疾任长沙知府,时值金军大举南犯,山河破碎。辛弃疾发出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呼声。长沙人用陌生的眼光疑惑地注视着这位文人——他能守住长沙吗?事实说明,他率领“飞虎军”抵抗金军,成为维护南宋政权的重要军事支柱。
  1275年,元军围攻长沙。潭州军民在李市的率领下,展开了一场悲壮的保卫战。三千长沙的守军大战数万元军,百分之百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坚守了好几个月,盼不到援兵,城池危在旦夕。李市端坐熊湘阁,令部将沈忠将他的全家老少集中在一起,积薪焚尸,然后自刎而死。元军虽然恼怒于长沙的顽强,但也慑于湖南人的勇猛,城破后,悉心安抚,约束士兵,不许滥杀无辜。
  长沙之所以顽强,之所以不畏强暴,不怕流血,因为它是湖湘文化最集中的代表地。有屈原,就会有贾谊,就会有王船山。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构成湖湘文化的基石。中国近代以谭嗣同和陈天华为代表的大批湖南志士或引颈就义,或投水自尽,就是三闾大夫的风范遗传。
  岳麓书院进一步丰富了湖湘文化,这座千年书院,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就是清华、北大也难望其项背。几乎三分之二的近代湖南志士从岳麓书院毕业,或参加革命以后来此系统进修,或流连于它的边缘受到熏陶。岳麓书院北宋时就是中国的四大书院之一。四川绵阳人张轼在这里执教,还专门跑到福建武夷山将他的好友朱熹请来,朱、张会讲,一时轰动;朱张渡,爱晚亭,诗意盎然。最后朱熹也爱上潇湘大地了,六十三岁还奔长沙而来,出任荆南路安抚使兼潭州知府。
  有人说长沙的岳麓山上尽是一些坟墓。而这座山之所以声名远播,就是因为这些坟墓。这些坟墓是国宝,其中安息的人物,是近代史上湖南所有的精英:黄兴、蔡锷、焦达峰、陈开新……
   。。

什么是血性?(5)
这里不仅仅是革命者的归宿,也是湖湘人物的出发点。“中兴将相,十九湖湘”,一支支湘军、一批批挽救清朝的中兴名臣,如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罗泽南……他们从岳麓山下出发,将九州搅得天翻地覆。
  如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他们从岳麓山下出发,慨然北上,去从事维新变法。
  一批批辛亥革命的元勋,如黄兴、蔡锷、宋教仁、刘道一、刘揆一、秋瑾、陈天华、焦达峰……他们从岳麓山下出发,去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而王辏г恕⒀疃取⑻费雨'等人,也从岳麓山下出发,要使君主立宪制奏出近代中国风采的交响。
  一批批共产主义者,如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任弼时……在这里学习、锻炼、辩论、思索、探讨,到湘江中流击水,开创出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
  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中的杰出湖南人,无一不在长沙,在岳麓山下、湘江之畔,接受湖湘文化的洗礼。近代湖南的仁人志士太多太多,他们都是湖南的骄傲,长沙的骄傲。
  在清末乱世和随后的革命年代,杰出的湖南人都是斗士型的,如同外国小说中的牛虻。他们推崇意志力,主张人定胜天,做事喜欢讲个人主动性,反对摆困难讲条件。所以,外省人又送给湖南人一句话:“湖南人天生就是打天下的主”。
  有血性的湖南人自然是尚武的。他们崇尚的是武林中的侠者风范。黄兴和蔡锷身上,都有维护正义的侠气。湖南人爱读《刺客列传》,爱读武侠小说。少林寺在河南,武当山在湖北,湖南虽没有武林名门正派的圣殿,却成了全国最大的武术基地,基本上县县有武馆,市市有武校。
  湖南人的武功是否一流,没有见过权威的鉴定。金庸笔下的洞庭派和衡山派,似乎武功未臻化境,行事也不很光明正大,但那只是小说罢了。要说实在的情况,既然清末湘军打仗也要靠拳脚和刀枪,而湘军又是那么善战,湖南人的武功应该是说得过去的。不管怎么样,湖南人好习武、好从军,是祖辈相传的习惯,与外省人“好男不当兵”的观念大不相同。沈从文仿效托尔斯泰弃武从文,只是一个特例。湖湘子弟应征入伍,是一家人的荣耀,往往要摆酒庆贺,在湖南人眼里,当兵习武与考上重点大学同样光荣。
  湖南人的尚武精神主要是在军队中实现的。“无湘不成军”的美誉绝非浪得虚名。从清末湘军到民国的湘军,直到革命的湖南人缔造和指挥革命的军队,这个断语得到了历史的映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记载了湖南人尚武精神的辉煌。毛泽东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数湖南人跟着他打天下。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首批授予中将以上军衔的高级指挥员中,十大元帅中湖南人占了三位,十位大将中湖南人占了六位。五十七位上将中,湖南人占了十九位,一百多名中将中,湖南人占四十五位。
  打仗要流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因此,湖南人用鲜血书写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壮丽的篇章。
  谭嗣同用鲜血写出了戊戌变法的惨烈,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禹之谟、马益福、刘道一、刘揆一、杨毓麟、焦达峰等湖南人,用鲜血书写了推翻帝制、捍卫共和的曲折和艰辛,以至于有“广东人革命,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的说法。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任弼时、林伯渠、李富春、邓中夏、李立三、何叔衡、陶铸、胡耀邦、郭亮、杨开慧、向警予等湖南人,为了建立新中国,有的呕心沥血,有的献出了生命。近代以来的湖南,几乎家家有烈士,人人有疮疤。
  战争与革命以流血为象征,记载了湖南人的血性。战争年代过去很久了,湖南人已不再流血。但湖南人并没有懈怠,没有松垮,没有在灯红酒绿中浮躁,也没有在安宁舒适中消沉。他们的血性仍在,仍然支撑着顽强拼搏的精神,驱使湖南人在和平的环境里成才,在非暴力的领域里施展才干。
  

风水育人才,冰火造雄魄(1)
湖南人血性的形成,不仅有着种族的根源,不仅有着文化的熏陶,还受到湖南自然环境的影响。
  前面说过,中华文明的两位先祖炎帝和舜帝,都选择了在逝世后把自己安葬在湖南的山水之间,或者说,他们都选择了在南方的热土上终结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见,湖南这块大地,实在是令人魂牵梦绕。
  美国人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赞美“湖南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省份”。湖南为什么美丽?因为它有大湖、大江和大山。洞庭湖之大,堪称天下之洞庭,所谓“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三湘四水,潇湘八景,天下闻名。南岳衡山,五岳之一,又名寿山,是人们祈求长生不老的地方,也是儒道佛三教的圣殿,香火不绝。“南岳天下秀”,其实它的雄伟给人更深的印象。舜帝葬身的地方也是令人神往的,“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好一派如诗如画的风光!还有一个桃花源,是中国人理想中的世外佳境。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原本静悄悄地沉睡在美丽的湘西北,从它醒过来的那一天起,就以原始的风貌成了世界级的旅游风景区。“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大雁到了湖南,都不再往南飞了。“芙蓉国里尽朝晖”,是湖南百姓溢于言表的自豪。
  湖南的人才,就是孕育于这样一片美丽的山水之间。人杰地灵,湖南无疑是一块风水宝地。湖南人历来相信风水与人才的关系,其中固然含有迷信的成分,但那些根据理性分析得出的结论,却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我们可以相信,湖南的土地为湖南人提供了果腹的粮食,而湖南的山水的确有助于造就湖南人的才气。
  唐朝的刘禹锡指出,独特的湖湘山水与湖南人性格具有内在的联系: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而文。
  湖南水多山多。湖南的水实在太多了,多得年年发水灾。湖南的山实在太多了,东有罗霄山脉,南有五岭,西有雪峰山脉、武陵山脉,要有多高大就有多高大,高大得足以抵挡热带海风的吹拂,高大得足以让西伯利亚的寒潮在这三面环山的丘陵地带悠悠旋转,形成“洞庭波涌千堆雪”的雄壮。感性地说,这里的山是灵气的山,人才像竹笋一样,一发就是一窝窝,用“雨后春笋”来形容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真是非常贴切。
  钱钟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对于湖南人才辈出的原因,有过一段理性的论述。他认为湖南人才迭起,是因为这里水少山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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