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中在人心-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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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掉一个；偶尔看见有母亲找到了自己的孩子，抱在一起放声痛哭，她就一阵兴奋，但接下来，便是更大的失落。
镜头24 儿子，妈妈在北川等你（2）
九洲体育馆，当时聚集了四五万灾民，寻找和被寻找的灾民，随处可见，到处都是。体育馆西边的墙，是一面“寻人墙”，墙上贴满了无数乱七八糟的小纸条，全是寻找亲人的。有的是丈夫寻找妻子，有的是妻子寻找丈夫；有的是儿子寻找父亲，有的是父亲寻找儿子；有的是女儿寻找妈妈，有的是妈妈寻找女儿；有的是爷爷寻找孙女，有的是孙子寻找奶奶……还有的在纸条旁边贴着照片，照片上不是年迈的老人，就是几岁的孩子，甚至有的还是几个月的婴儿……这些纸条上的留言，字字如血，行行似泪，风一吹，瑟瑟发抖，好似声声悲凉的哭泣！
面对数万个混乱不堪的灾民，贺先琼到哪里去找儿子呢？
贺先琼在九洲体育馆找了整整一天，最终也没找到儿子。很快，她在重庆打工的丈夫王旭也赶回来了。于是她和丈夫开始分头找，凡是儿子有可能存在的地方，哪怕有一点蛛丝蚂迹，都去找，一直找了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里，贺先琼几乎跑遍了北川和绵阳的所有医院、灾民区和收容点，但都没见到留下的完整资料；加上一些医院不具备救治条件，许多伤员在各家医院转来转去，让她的寻找增加了难度。每次刚刚掀开一扇希望的门帘，失望的大门很快又被关闭了。
直到6月底，贺先琼才回到北川。她和丈夫抱头痛哭了一个晚上，最后还是不得不含着泪水，把儿子的名字战战兢兢地填进了一张《北川遇难者申报表》。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规定，认定失踪，需下落不明两年后才能由法院宣布；认定失踪者死亡，法院要在确认失踪四年后才能发布通告。但地震为非常时期，灾区当地政府采取的都是非常措施，要求遇难者亲属在8月前办完失踪和死亡者的申报工作（实事上，失踪者均按死亡者处理了）。申报的程序是，先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和学校出具证明，再到民政局申报失踪，然后到公安局注销户口。因此，尽管贺先琼很不情愿填写那张申报表，却不得不填。
很快，贺先琼接到了公安局开出的儿子的《死亡证明》，并领取了政府为遇难孩子统一发放的抚血金。从公安人员手中接过儿子《死亡证明》那一刻，贺先琼的手颤抖了……她怎么也不相信儿子就这么“死”了，就这么“死”在了一张薄薄的纸上！但儿子的《死亡证明》就在她的手中，这份《死亡证明》不是从她的复印店随便复印出来的，而是从国家权威部门正式开具出来的，上面分明还盖着一个红红的大印：北川公安局！
接着，贺先琼又到公安局注销户口。这又是一个令她伤心的日子。如果说在儿子的户口销除之前，儿子这个人在形式上、感觉上还存在的话，那么儿子的户口一旦一笔勾销，就意味着儿子不但在实事已经死亡，而且在形式上、感觉上也永远不再存在了——这是多么残酷的一笔勾销啊！贺先琼告诉我说，我去为儿子注销户口的时候，非常不愿意把孩子的户口销掉，总觉得只要儿子户口还在，就说明儿子还活着，还是不相信儿子真的已经死了。当时北川遇难学生的家长都是这样的心理，都不愿意把孩子的户口销掉，都不相信自己的孩子真的死了，总觉得孩子是到外面去了，比如旅游去， 走亲戚去了，总有一天还会回来的！ 。 想看书来
镜头24 儿子，妈妈在北川等你（3）
贺先琼的儿子的户口，最终还是被注销了！因此当贺先琼捧着再也没有儿子名字的户口簿，流了一个晚上的眼泪后，还是不得不强迫自己接受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儿子真的没有了，也永远不会再有了！
从此，贺先琼对儿子绝望了。
不过没有了儿子的日子，也得过下去；一无所有的家，还得靠自己去支撑。于是贺先琼又像当年一样，四处奔波，到处打工。生活就像一个圆圈，转了一圈，又重新回到了起点，只不过这一圈她转得好苦，一转就是十几年！后来她在亲戚的帮助下，到安县的安康镇，重操旧业，开了一个比原来还小的复印店；而她的丈夫也返回重庆，继续打工。震荡了近两个月的日子，渐渐趋于平静。
但生活总是喜欢拿人开玩笑。
7月12日这天，贺先琼到绵阳取复印机，路过一家幼儿园的抗震宣传栏时，她无意间瞥了一眼，发现宣传栏中有一张脸上遍布血迹污泥、左手缠着绷带的孩子的照片，竟然和自己儿子非常相像！她又惊又喜，急忙停住脚步，把照片反复仔细地看了好几遍，越看越像！贺先琼告诉我说，她当时就傻了，像疯了一样！她不相信这是真的，可反复看了后，感到的确是她的儿子！因为照片上的这个孩子除了眉眼和轮廓与儿子十分相像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身上那件红色夹克衫！这件红色夹克衫是“”那天她亲手给儿子穿上的，也是带有拉链的。她马上找到这家幼儿园的老师，想问过明白，没想老师的答复令她大失所望。老师告诉她说，这张照片是他们从“百度网”上下载的。至于谁拍的，照片上的孩子姓甚名谁，一概不知。她请求老师让她保留这张照片，她要用这张照片去找回儿子！老师同意了。
贺先琼拿着“儿子”的照片，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里的。是的，这太出乎意外了，太让她激动兴奋了！本来儿子已经“死”了，现在突然又“活”了；本来她已心灰意冷已经绝望，希望的火苗忽地又窜起来了！如此离奇的大逆转大改变，简直就像上帝为她精心编织的一个梦！
贺先琼告诉我说，她回到家里后，立刻在网上开始搜索、求助，并很快在一家博客上找到了那张在宣传栏上看到的照片。儿子过去拍的好多照片地震时都没有了，幸亏她手机上还有，并找到了一张过去用相机拍的照片。于是她第一件事就是把儿子的照片发到网上；同时还在网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的儿子叫王文骁；地震前在北川曲山幼儿园大二班上学。下个月26号就五岁了。地震都已经过了两个多月了；本来觉得都没什么希望了，但是无意间看到百度网上的一张照片极像我的儿子；而我朋友的小孩也说5月13号那天在九洲体育馆见过他；当时他也是穿着红色的上衣；手受伤了，缠着绷带，跟我在网上看到的照片太像了；也太巧了！如果这张照片能确定是在北川拍的；我觉得他就是我的儿子。作为一个母亲；虽然以前跟儿子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我真的觉得亏欠儿子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的离开过我。我很想儿子；想儿子现在怎么样了？想儿子能吃饱吗？能穿暖吗？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再见到儿子；能牵到儿子胖胖的小手，能听儿子叫妈妈，坐三轮的时候能听儿子说妈妈你坐里面吧；我怕你被风吹到会冷。如果您知道这张照片的来历；请您一定告诉我；我叫贺先琼；电话是：13550852071。我谢谢您了！
镜头24 儿子，妈妈在北川等你（4）
贺先琼告诉我说，照片和留言放到网上后，她一天到晚就在网上泡着，只要有一点时间就趴在网上看，看有没有人回帖子，有没有新的消息，心里还默默祈求老天保佑儿子快点出现！同时她从安县到绵阳，从绵阳到北川，去了儿童福利院、民政局、妇联等单位，总之所有能想到的地方都去了；接着又在自己的复印店里复印了上千份《寻人启事》（她的复印店好像一开始就是为儿子开的），而后抱着这1000多份《寻人启事》，到处奔波寻找，八方张贴散发；还把《寻人启事》和儿子的原始照以及那张极像儿子的照片，刊发在了绵阳晚报上。
然而，贺先琼期盼的奇迹没有出现。于是她整天都在想：儿子既然还活着，又在哪里呢？是躺在医院，还是流落路边？是已经被人拐走，还是正在沿街要饭？是常常被人欺负？还是得到了好心人的呵护？这种痛彻心扉的牵挂让她焦虑不安，通夜失眠；这种明知希望就在眼前却又抓不到手里的撕肝裂肺的心痛，让她更难接受，也更难消受！
终于，8月20号这天晚上，贺先琼在网上看到一个自称“暧昧公子”的人发的一个帖子，说那张极像儿子的照片是他的一个朋友李艺拍的。她立即与这个叫李艺的人取得了联系，并在QQ上与他做了交谈。贺先琼后来把她与李艺的谈话原始记录传给了我，两人交谈的内容，主要如下：贺先琼问，照片是在什么地方拍的？李艺说，当时是我们一群朋友去北川，在那拍了几张照片，具体什么地方我也不晓得了。贺先琼问，你拍的照片还在吗？李艺说，我已经删除了。贺先琼问，孩子当时是什么情况？李艺说，孩子救出来后好像是被成都的120接走了？好像是送到北川了？后来的事情我不大晓得了。贺先琼问，你的手机或座机号，能留给我吗？李艺说，我就在成都，可以帮你找一下，因为当时好像记得车牌号。贺先琼问，车牌号码是多少，这个太重要了！李艺说，我得想想，不敢给你保证想得起来……后来，这个自称李艺的人一会问贺先琼你有视频吗？ 一会问你现在住在哪儿？一会说你等一下，我有事，一个小时再聊……
我看完两人在QQ上的对话，告诉贺先琼说，根据我的经验判断，这个自称李艺的人所言，不可信。
贺先琼告诉我说，此后，这个自称李艺的人再也没有浮现，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但9月下旬的一天，她又接到上海一个自称李丽的人打来的电话。这位自称李丽的人说，她在北川当志愿者时，曾经看护过照片上这个小男孩，还给她喂过水；照片上那只拿着棉签给孩子擦伤口的手，就是她的手。我问贺先琼，李丽是四川口音吗？贺先琼说，是四川口音，她说她是四川达州人，在绵阳西南科技大学上过学。还说，是她把孩子抱上救护车的，当时情况很混乱，只记得救护车上有标有“军区”二字，至于孩子最后送往何处，不得而知。我告诉贺先琼说，这个自称李丽的人的话，我感觉比较靠谱。
贺先琼是个很聪明的四川女子。她很快赶到成都军区总医院，居然查到了5月13号这天，医院确实曾经收治过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叫王文涛，4岁，与她儿子——王文骁——仅差一个字，而且也是头部受伤！她告诉我说，她当时就想：这个孩子可能就是她的儿子，儿子叫王文骁，护士可能听错了，把“骁”听成了“涛”；或者不会写这个“骁”字，把“骁”写成了“涛”，于是“王文骁”就变成了“王文涛”。她为自己的这个发现非常激动，好像儿子就在眼前，就牵在她的手上。 。。
镜头24 儿子，妈妈在北川等你（5）
然而当她找到主治医生时，主治医生却告诉她说，医院确实来过这样一个男孩，可这个男孩伤情不重，经过简单处理后，当时就被他父母接走了。贺先琼不信，不是不信医生，而是不信医生的记忆——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啊？于是她继续查问医院的各个科室各个部门，上楼下楼，跑东跑西，来来回回不知跑了多少次。最后苦苦求情，希望医院让她查看一下那个孩子的病历。医院同意了。贺先琼告诉我说，当她拿到那份病历的时候，就像抓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