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盛宴-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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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二种人，则没第一种人那么幸运了。因为他们和她们已被公认是“专门”的写作之人了；时代、社会和别人，对于“专门”的写作之人，往往总难免多多少少地有些期望有些要求的。好比在自己家里偶尔下厨一显身手，款待的是亲朋好友，这是一回事；而挂出了牌匾，领了执照开业，印制了菜谱，每道菜标出了价格，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就是“专门”的厨子了，人们理所当然会对“专门”的厨子有要求。“专门”的厨子们也会自己对自己有要求，那要求良好的一面是怕对不起食客。
即使对于“专门”的写作者，其与生活的关系，我觉得也是应以自由的状态为好。即其想与生活的关系紧密一点儿，那就随其那样；忽而他又觉得疏远一点儿才对，那就也随其那样。总而言之，社会、时代和喜欢读文学作品的人们，给予“专门”的写作者们的自由越大，“专门”的写作者们对社会、时代和喜欢读文学作品的人们的回报越多样化一些。
比如鲁迅和林语堂、徐志摩吧——鲁迅在其所处的时代，面对千疮百孔的现实，乃是“严肃文学”的鼓呼者。他曾劝林语堂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写什么“小品文”；对徐志摩之写作一向的轻巧流丽，也是不屑的。但构成林语堂这样一位文人的全部生理的和文化的“基因”，决定了林氏不可能也对文学取着与鲁迅同样的理念，不可能对现实生活取着和鲁迅同样的观察、态度和立场。非要求他那样一个“专门”的写家一定得像鲁迅一样，那太难为林语堂了。林语堂很固执，没听鲁迅的劝，所以我们今天有林氏“小品文”及美文可读。鲁迅更固执，所以今天留下了当年不同于别人的鲁迅的杂文。而徐志摩也不仅仅风花雪月，他还写过《青年运动》这样的社会论文，还写过《列宁忌日——谈革命》这样的政治论文，尽管他的政治观点和立场在当时看来很不革命。目光再往回望得远一些，比如辛弃疾吧，当代之中国亲诗近词的人，谁不知他的《破阵子》呢？“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列舰耸高楼”、“投鞭飞渡”、“剑指三秦”，谁不道他的词有金戈之声，铁马之势呢？那些军旅佳词，皆是辛弃疾与他所亲历的某一段生活的关系的明证。显然，他与那一种生活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绝不是疏远的。但100多年以前的朱孝臧所编的《宋词三百首》，偏不选他那一首《破阵子》，所辑之辛词，充满了“忧愁风雨”、“断肠片片飞红”、“脉脉此情谁诉”的幽怀苦绪。亦即受官场排斥打击，落魄闲居情况下的词作。那时的他，莫说已远离了金戈铁马的军旅生活，甚至也远离了都市生活，接近过着半隐的一种生活了。但产生于此时的辛词，也几乎无一不是佳作啊！还有范仲淹，谁若仅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名句来评说他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其实是极不全面的。他也写下过似乎远离现实生活，只吟自家苦闷的词呢！李清照更是如此；晏殊也差不多是那样，而以周邦彦最为典型。至于英国的夏洛蒂姐妹，她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几乎一向是间接的，但《简·爱》无疑是极现实主义的作品，《呼啸山庄》的基调也是。两部名著与其说是成功于人与现实生活的紧密关系，毋宁说是成功于女作家特殊的虚构天赋……
作家不是记者，不能，也完全没有必要像记者一样去“接触”现实生活，还是将那一种“接触”的方式让给记者的好。
与现实生活之关系紧密也罢，疏远也罢，从表面和理念上分，“出世”也罢，“入世”也罢，只形成他们笔下的作品风格的迥异，却并不是决定一名作家优秀与否的前提。
记者“接触”现实生活，所要获取的信息往往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事件，怎样发生的，及其结果。没有对这些的报导前提，不是一名记者所写的好的报道。所以记者一定要亲临现场。
作家则不同，作家也许远离那现场，也许只是从新闻中了解了那事件，但他须用心去体会那事件，他更进一步“研究”和考察的是——人性在那一事件中将有些怎样的表现？为什么？人的命运怎样被那一事件摆布了，它将使人性留下哪些后遗症？等等。总之，作家做的，要比记者做的更细微些才对。
日本电影《幸福的黄手帕》，创作灵感便来自于小报上的一条几行字的报道；哈代的《苔丝》，则是以一桩真实的案件为创作基础。
人类的社会越来越“质地柔软”，作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也就越来越难以一厢情愿地“紧凑”了。但只要作家对现实的态度并未因而漠然，甚至冷漠，作家的眼，便仍能从现实生活，哪怕仅仅是自身周围，观察到别人忽视了的，或自己以前忽视了的种种值得一想，值得一写，值得用文学的形式去反映的迹象……
至于同学诸君，恕我直言，我认为，你们当然是与校园以外的现实生活距离较远的；远就远点儿吧，不必为着喜欢写作，便非要赶紧地去“感受”校园以外的现实生活。置身于校园，写写校园，也应是快意的。
总而言之，人与现实生活的远近，本该是自然而然之事。不“专门”写作的人，想与现实生活保持怎样的距离，都纯粹应以合乎自己良好状态为前提。至于已无可救药地成了“专门”写作的人，比如我吧——我常常提醒自己，保持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永不冷淡，是有益的。因为说到底，作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有点儿像谈恋爱。一对恋人分开得太远、太久，爱的激情是会消减的……
关于“大师”与名著
我猜同学们问及此两点，或许基于以下的思想方式——一个人之阅读、欣赏和求知的时间、精力，在现代的社会是被剥夺得那么有限，即使在大学校园里，时间也仍是那么的宝贵，何况古今中外文学的现象浩如烟海，从哪儿读起成了一个问题。于是希望有人先替自己将“大师”们从文史或文坛剥离出来，排了“大师”级别的坐次。“大师”们的作品，尤其代表作，当然都是名著，于是自己似乎有阅读、欣赏和求知的“路标”可循了……
大学的中文系一向是这么教着的；学子们也一向是这么学着的。
古今中外，这都是大学里一种教与学的模式。
凡成模式的事情，肯定是形成经验的事情。否则便没了理由成为模式。
但，任何事情，一成为模式，久而久之，也就往往“固定”化了。“固定”意味着什么，无须赘言。
依我浅见，“大师”是一种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说法罢了，是根本不必太认真对待的。所谓“大师”，无非就是比“著名”更“名”一级罢了。据我所知，中国颇有几个已经“名”久了的作家，心中好那个，向往那个；也颇有那么一些闲人，同样好那个，巴望通过弄那个，自己也由此那个点儿。此现象，无非是古今中外文坛常弄出的响动，属于文坛自然而然每要发生的事儿，与真本的文学的创作现象是没什么实际的关系的。
象棋、围棋界是有大师的，那是硬碰硬角逐出来的。
器乐的演奏也是有大师的，那是由听众的耳所公认的。
声乐的演唱也可以认为有，那又几乎与先天赐给的音质音域有关。雕塑、绘画，有些名家，都不妨以“大师”尊之。当然了，还有戏剧界，还有曲艺界。侯宝林是相声大师，马三立更是。
但怎样的作家是文学这一“界”的大师？标准是什么？谁定的标准？又根据什么所定？我真的不得而知。
以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过与否来定怎样？似乎够得上是种标准，也只是似乎而已。因为我们都清楚，许多没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其作品的总量和质量，一点儿也不低于获得过的。甚至，经过时间的检验，反而越来越显出高出的价值。
又比如前边所举那些“界”里的著名人物们——某一届的象棋和围棋冠军，此后可能连遭淘汰。但其获得冠军那一届甚或最关键的一局中，也许确实将对弈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堪称对弈艺术的经典一例。
这样的人，够不够大师呢？
比如毕加索，自然很配是大师。但这大师的画笔之下，真的幅幅都是杰作么？
有一条关于毕加索的趣闻很有意思——某天一位收藏家带了一幅画去见毕加索，问：“这是大师的画吧？”
毕加索看了看，摇头道：“不是，这只能算是胡涂乱抹。”
收藏家又指着问：“可这难道不是您的亲笔签名么？”
毕加索再次认真看了一会儿，承认道：“不错，正是我的亲笔签名。但毕加索有时也胡涂乱抹。”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么毕加索倒也诚实得可爱。
我举这个例子想说明什么呢？
我想说明——出版这一个“业”，在编文学的选本时，无论短篇、中篇，抑或诗歌、散文、随笔，其他文体等，几乎总是根据一种习惯，先将著名的作家们，当然是首先“著名”中那些被普遍尊为，或仅仅被他们视为“大师”级的作家们的名字列出，之后按图索骥，编选他们的作品。这样的书在出版现象中比比皆是。
然而一个问题是——一位写出很优秀的长篇的作家，他的中篇一定也写得很好么？中篇写得好的，短篇一定出色么？短篇写得好的，散文随笔一定出色么？一位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代表作一定比没有获得过那奖的作家的代表作，对于世界文学的影响更大么？与并没有获得过那奖的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们的作品相比，后来一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代表作，尤其近10年中他们的代表作，是多么地难以相提并论啊！
所以，我的主张是——不妨先根本不去考虑哪些作家著名，哪些作家是否够得上“大师”，只叩问一点——哪些作品对世界产生过较大影响？哪些作品将文学的作用曾提升到了较高的意义？哪些作品一直能给予我们人性的营养和文学欣赏的满足？
于是，一些著名作家的名字进入我们的视野，那是由于他们的作品，而不是反过来。最重要的，一些不见得多么著名的作家的作品，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那是常被我们的阅读和欣赏所忽略的。这一种忽略太普遍了，几乎从没引起诧异。
正像著名作家们也往往写了些极平庸的作品一样；我的阅读经验告诉我，许许多多根本不著名的写作者的作品，往往也有那么一二篇写得特别优美，特别智慧，特别隽永。
发现它们已不太容易。
喜欢它们更不容易——因为写出它们的人，是那么的不著名，更与所谓“大师”的桂冠不沾什么边。我们的眼之所以有时故意地拒绝发现它们，我们的欣赏意识之所以有时故意地否认它们，往往还是由于写它们的人不著名。
这是多么势利的一种阅读习惯啊！
同学们，我之所以每在课堂上读一些根本不著名的人的作品，甚至以欣喜的心情读一首同学们自己写的诗，或散文什么的，正是由于我对那一种势利的阅读习惯的反对。
中文学子不仅要学文学史，还要学会一种最是中文学子该具有的能力，即——善于以自己的眼从纷乱芜杂的出版现象、文学现象中，发现一篇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