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盛宴-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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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与我
我曾写过一篇散文，题目是《感激》。
在这一篇散文中，我以感激之心讲到了当年复旦中文系的老师们对我的关爱。在当年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对我，他们的关爱还体现为一种不言而喻的、真情系之的保护。非是时下之人言，老师们对学生们的关爱所能包涵的。在当年，那一份具有保护性质的关爱，铭记在一名学生内心里，任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是凝重的。
我还讲到了另一位并非中文系的老师。
那么他是复旦哪一个系的老师呢？
事隔三十余年，我却怎么也不能确切地回忆起来了。
我所记住的只是1974年，他受复旦大学之命在黑龙江招生。中文系创作专业的两个名额也在他的工作范围以内。据说那一年复旦大学总共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收了二十几名知识青年，他肩负着对复旦大学五六个专业的责任感。而创作专业的两个名额中的一个，万分幸运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为了替中文系创作专业招到一名将来或能从事文学创作的学生，他在兵团总部翻阅了所有知青文学创作作品集。当年，兵团总部每隔两年举办一次文学创作学习班，创作成果编为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通讯报道与时政评论六类集子。1974年，兵团已经培养起了一支不止百人的知青文学创作队伍，分散在各师、各团，直至各基层连队。我是他们中的一个，在基层连队抬木头。兵团总部编辑的六类集子中，仅小说集中收录过我的一篇短篇《向导》。那是我唯一被编入集子中的一篇，它曾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
《向导》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个班的知青在一名老职工的率领下进山伐木。那老职工在知青们看来，性格孤倔而专断——这一片林子不许伐，那一片林子也坚决不许伐，总之已经成材而又很容易伐到的树，一棵也不许伐。于是在这一名老“向导”的率领之下，知青离连队越来越远，直至天黑，才勉强凑够了一爬犁伐木。都是歪歪扭扭、拉回连队也难以劈为烧材的那一类。而且，他为了保护一名知青的生命，自己还被倒树砸伤了。即使他在危险关头那么舍己为人，知青们的内心里却没对他起什么敬意，反而认为那是他自食恶果。伐木拉到了连队，指责纷起。许多人都质问：“这是拉回了一爬犁什么木头？劈起来多不容易？你怎么当的向导？”——而他却用手一指让众人看：远处的山林，已被伐得东秃一片，西秃一片。他说：“这才几年工夫？别只图今天我们省事儿，给后人留下的却是一座座秃山！那要被后代子孙骂的……”
这样的一篇短篇小说在当年是比较特别的。主题的“环保”思想鲜明。而当年中国人的词典里根本没有“环保”一词。我自己的头脑里也没有。只不过所见之滥伐现象，使我这一名知青不由得心疼罢了。
而这一篇仅三千字的短篇小说，却引起了复旦大学招生老师的共鸣，于是他要见一见名叫梁晓声的知识青年。于是他乘了十二个小时的列车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再转乘###个小时的列车从哈尔滨到北安，那是那一条铁路的终端，往前已无铁路了；改乘十来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黑河；第二天上午从黑河到了我所在的团。如此这般的路途最快也需要三天。
而第四天的上午，知识青年梁晓声正在连队抬大木，团部通知他，招待所里有位客人想见他。
当我听说对方是复旦大学的老师，内心一点儿也没有惊喜的非分之想。认为那只不过是招生工作中的一个过场，按今天的说法是作秀。而且，说来惭愧，当年的我这一名哈尔滨知青，竟没听说过复旦这一所著名的大学。一名北方青年，当年对南方有一所什么样的大学，一向不会发生兴趣的。但有人和我谈文学，我很高兴。
我们竟谈了近一个半小时。
我对于“文革”中的“文艺”现象“大放厥词”，倍觉宣泄。
他从自己的包里取出一本当年的“革命文学”的“样板书”《牛田洋》，问我看过没有？有什么读后感？
我竟说：“那样的书翻一分钟就应该放下，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学作品！”
而那一本书中，整页整页地用黑体字印了几十段“最高指示”。
如果他头脑中有着当年流行的“左”，则我后来根本不可能成为复旦的一名学子。倘他行前再向团里留下对我的坏印象，比如——“梁晓声这一名知青的思想大有问题”，那么我其后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分手时，他说的是——“你跟我说过的那些话，不要再跟别人说了，那将会对你不利。”
这是关爱。在当年，也是保护性的。
后来我知道，他确实去见了团里的领导，当面表达了这么一种态度——如果复旦大学决定招收该名知青，那么名额不可以被替换。
没有这一位老师的认真，当年我根本不可能成为复旦学子。
我入学几年后，就因为转氨酶超标，被隔离在卫生所的二楼。
他曾站在卫生所平台下仰视着我，安慰了我半个多小时。
三个月后我转到虹桥医院，他又到卫生所去送我……
至今想来，点点滴滴，倍觉温馨。
进而想到——从前的大学生（他似乎是1962年留校的）与现在的大学生是那么不同。虽然我已不认得他是哪一个系哪一个专业的老师了，但却肯定地知道他非是中文系的老师。而当年在我们一团的招待所里，他这一位并非中文系的老师，和我谈到了古今中外那么多作家和作品。这是耐人寻味的。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人皆一命，是谓生日。但有人是幸运的，能获二次诞辰。大学者，脱胎换骨之界也。
“母校”说法，其意深焉。
复旦乃百年名校，高深学府；所育桃李，遍美人间。
是复旦当年认认真真地给予了我一种人生的幸运。
她所派出的那一位招生老师身上所体现出的认真，我认为，当是复旦之传统精神的一方面吧！
我感激，亦心向复旦之精神也。
故我这一篇粗陋的回忆文字的题目是《复旦与我》，而不是反过来。更非下笔轻妄。
我很想在复旦百年校庆之典，见到1974年前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生的那一位老师……
论大学
大学是人类之一概文明的“反应堆”。
举凡人类文明的所有现象，无一不在大学里有所反映并进行反应。
这里所言之“文明”一词，还包含人类未文明时期的地球现象以及宇宙现象；当然，也就同时包含对人类、对地球、对宇宙之未来现象的预测。
故大学里，“文明”一词与在词典中的解释是有区别的，也是应该有区别的。后者是一个有限含意的词汇，而前者的含意几乎是无限的。此结论意味着人类文明的现实能力所能达到的非凡超现实程度。而如此这般的非凡的超现实程度的能力，只不过是人类文明的现实能力之一种。
这里所言之“反应”一词，也远比词典中的解释要多意。它是排斥被动作为的。在这里，或曰在大学里，“反应”的词意一向体现为积极的，主动而且特别生动特别能动的意思。人类之一概文明，都会在大学这个“反应堆”上，被分门别类，被梳理总结，被分析研究，被鉴别，被扬弃，被继承，被传播，被发展……
故，大学最是一个重视稳定的价值取向的地方。
故，稳定的价值取向之相对于大学，犹如地基之相对于大厦。
稳定的科学知识和丰富的科技成果，乃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稳定的人文理念和价值观，乃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前提。
相对于自然科学，价值取向或曰价值观的体现，通常是隐性的。但隐性的，却绝不等于可以没有。倘居然没有，即使自然科学，亦必走向歧途。
例如化学本身并不直接体现什么价值观，但化学人才既可以应用化学知识制药，也可以制毒品，还可以来制生化武器。
于是，化学之隐性的科学价值观，在具体的化学人才身上，体现为显性的人文价值观之结果。
制假药往往不需要什么特别高级的化学专业能力，但那也还是必然由多少具有一些化学知识的人所为的勾当。而那是具有稳定的人文价值观的人所耻为的。
故隐定的价值观，在大学里，绝不可以被认为只有社会学科的学子们才应具有的。
故我认为，大学绝不仅仅是一个传授知识和教会技能的地方，还必须是一个培养具有稳定的价值观念的人才的地方。
考察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它的大学的关系，是具有决定性的一点。
首先，大学教师们自身应该是具有稳定价值观念的人。
对于从事文科教学的大学教师们，自身是否具有稳定的价值，决定着一所大学的文科教学的品质。
因为在大学里，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学科，能像文科教学一样每天将面对各种各样的价值观问题。有时体现于学子们的困惑和提问，有时是五花八门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反映到、影响到了大学校园里。
为了达到一己之名利的目的不择手段是理所当然的人生经验吗？
大学文科师生每每会在课堂上共同遭遇这样的问题。
大学教师本身倘无稳定的做人的价值观念，恐怕不能给出对学子们有益的回答吧！
倘名利就在眼前；倘某些手段在犯法的底线之上（那样的手段真是千般百种、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在有的人们那儿运用自如，不觉为耻反觉得意）；倘虽损着别人的利益却又令别人只有吞嗜苦水的份——这种事竟也是做不得的吗？
窃以为，这样的“问题”成为问题本身便是一个问题。
然而，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大学里，其成为“问题”已多年矣。
幸而在大学里有一位前辈给出了自己的明确的回答——他说：“我不是一个坏人，我在顾及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很习惯地替他人的利益着想。”
不少人都知道的，此前辈便是北大的季羡林先生。
倘无几条终生恪守的德律，一个人是不会这么主张的。
倘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大学里，不这么主张的人远远多于这么主张的人，那么“他人皆地狱”这一句话，真的就接近“真理”了。那么，人类到世上，人生由如此这般的“真理”所规定，热爱生活也就无从谈起了。
但我也听到过截然相反的主张。而且不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大学里。而且是由教师来对学生们说的。
其逻辑是——根本不替他人的利益着想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任何一个“我”，都根本没有责任在顾及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也替他人的利益着想。他人也是一个“我”，那个“我”的一概利益，当然只能由那个“我”自己去负责。导致人人在一己利益方面弱肉强食也没什么不好。因而强者更强，弱者要么被淘汰，要么也强起来，于是社会得以长足进步……
这种主张，有时反而比季老先生的主张似乎更能深入人心。因为听来似乎更为见解“深刻”，并且还暗合着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强者的极端渴望。
大学是百家争鸣的地方。
但大学似乎同时也应该是固守人文理念的地方。
所谓人文理念，其实说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