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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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925年3月的女师大风潮中，《现代评论》公然发表文章支持章士钊、杨荫榆，对进步学生大肆进行造谣诬蔑。1925年5月27日出版的《京报》发表了由鲁迅拟稿，周作人、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和钱玄同等六名教授签名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公开表示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三天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闲话》一文，含沙射影地攻击这六名教授，散布谣言说：“女师大风潮……有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此文激起了周作人的不满。他随即在《京报·副刊》发表了《京兆人》一文，针对陈文的流言飞语进行了反驳。这两篇相继问世的文章，揭开了周作人与陈西滢论战的序幕。
1926年1月，徐志摩在《晨报·副刊》发表《“闲话”引出来的闲话》，冀图在“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的论争中，做个和事佬，不料却遭到周作人的反击。周作人也在《晨报·副刊》发表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一文，指出：“我知道在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陈西滢读了周作人的文章，当即给周作人写信说：“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打紧。”这封信将周作人与鲁迅“一锅煮”，无疑又扩大了打击面，又牵连到鲁迅与陈西滢的直接论争。
此后不久，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以《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为总题，揭露了陈西滢所谓“叫局”谈话的真相，给陈西滢很大的难堪。这个当儿，凌叔华出面给周作人写了封信，才使得这场论争偃旗息鼓了。凌叔华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正在与陈西滢谈恋爱，周作人当年也在燕京大学兼课，对凌叔华印象很好。既然自己的学生出面斡旋，周作人就只好停止与陈西滢的交锋。
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陈西滢又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68期发表《闲话》，诬蔑女学生杨德群的死，是被人利用与强迫的。周作人针对陈西滢的流言，发表《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一文，指出陈西滢“实在是现代评论社里替章士钊最出力的唯一的人”。接着周作人又发表了《论并非文人相轻》，说他“轻”陈源，并非是文人相轻，而是因为“他是章士钊的徒党，是现代评论社的第一个捧章的人”。
在相继发生的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中，周作人与陈西滢的论争和批判，是与鲁迅并肩而战的。后来在双方论战的激烈之时，胡适出面调停，分别给鲁迅、周作人和陈西滢写信，说是这是“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周作人才不再批判陈西滢。鲁迅则不买胡适的账。
他们演出了“双簧戏”：钱玄同与刘半农
钱玄同，原名钱夏，号疑古。浙江吴兴人。19岁留学日本，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迁到北大后，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是由陈独秀牵头的六位编委之一。而刘半农于1917年到北大担任预科教员时，就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他与陈独秀、胡适、刘半农一道，并称为《新青年》的四大台柱。从1917年起，他们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多篇倡导文学革命的文章，成为当年反对封建文化的冲锋陷阵的斗士。
两人既是同事，也是战友。他们携手合作，制造的“双簧信”曾经轰动一时。当时，新文*动刚刚起步，许多人习惯于恪守旧的传统，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缺乏足够的认识。为壮大文学革命的声势，宣传文学革命，钱玄同与刘半农于1918年3月，在《新青年》上分别扮演了正、反两个角色，进行辩论。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发表《文学革命的反响》。这篇文章以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身份，陈述新文化运动的罪状与弊端，攻击《新青年》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刘半农则以新文化运动的捍卫者身份，发表了《答王敬轩》的长篇文章，针对“王敬轩”所列的新文化运动的罪状，以犀利的笔锋逐条批驳，将对方驳得体无完肤。这就是他们的“双簧信”。
他们的“双簧信”，在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有人写文章为“王敬轩”鸣不平，有人写信责问《新青年》为什么发表“王敬轩”的文章，各种观点，纷纷出笼，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就连顽固派的代表人物林琴南，也跳出来为“王敬轩”张目，于1919年初，在上海《新申报》发表文言小说《荆生》，攻击陈独秀等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斗士，并希望军阀势力用武力来打击新文化运动。
对这场“双簧信”，鲁迅对刘半农的进步很有好感，称赞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但是，胡适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双簧”显得“轻薄”，“有失士大夫身份”。不过，他也认为钱玄同的冲锋陷阵“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钱玄同任北京师大国文系主任，致力于音韵学的教学和研究。在历史学、音韵学、语言学、经学诸领域都有建树，成为我国现代音韵学的奠基者之一。他还积极倡导文字改革，是第一批简体汉字的起草人之一，是汉语罗马字拼音方案最早的拟定人，是汉字横排和自左至右书写形式的发起人之一，还是最早的白话国语教科书的创编者。刘半农则到法国进修，取得博士后回国，在北大担任教授。他兴趣广泛，涉猎面宽，教学之余，在白话诗创作，外文翻译，搜集民谣，校点古籍，语音实验，以及音乐、摄影等方面都有可圈可点的成就。
上下枪杆子延请笔杆子：陈布雷与蒋介石
蒋介石虽然是军人出身，但深知“笔杆子”的重要，曾多方罗致而未得。北伐革命胜利抵达南昌后，蒋介石经人举荐认识了陈布雷。陈布雷那时36岁，在《商报》担任主笔，其见解深刻、笔墨酣畅，在报界名噪一时。
1927年初，陈布雷专程赴南昌去见蒋介石，他是接到一张由蒋介石亲笔签名的全身戎装照片被邀请见面的。见面后，二人就时局的发展交换了看法，随着交谈的深入，双方愈加投契。在后来相处的几天里，陈布雷在蒋介石的动员和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并为蒋介石起草了《告黄埔同学书》。《告黄埔同学书》是陈布雷为蒋介石第一次代笔。当时因文章要得很急，由蒋介石口授意思，陈布雷则边展纸研墨边打腹稿，然后一挥而就。文章立意明确，文情并茂，站在一旁观看的蒋介石不禁称赞不已，连说几个“好！”字。当即表示请陈布雷留在北伐军总部工作。但陈却以自己志趣在报业为由，坚辞不留。蒋介石只好任由陈布雷回到上海，但同时也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人才抓到手。此后，蒋介石经常委托陈布雷代拟文稿，借此作为联络的纽带。1934年5月，陈布雷被新上任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调到南昌任职，翌年，赴武昌开始担任委员长侍从室二处主任，从此完全告别了报界，供职于蒋介石身边。在其后的生涯中，陈布雷为蒋介石撰写了不计其数的文稿，扮演起了蒋介石的高级幕僚、“文胆”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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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伐到死不收兵：辜鸿铭与袁世凯
怪杰辜鸿铭 辜鸿铭是出名的铁杆保皇派和传统文化的卫道士。在辜鸿铭的心目中，袁世凯不仅是个不学无术、无赖暴贵、穷奢极欲之徒，更是个脑袋里长着反骨的朝廷逆臣，所以，从不放过对他的诅咒、攻击。辛亥革命以后，袁氏当国，威风八面，手握生杀予夺之权，辜鸿铭不但毫不畏惧，进攻的火力反而更加猛烈。
当时，北京有家英文报纸“Peking gazette”。主编陈友仁曾生长在西印度，英文极好，同时在“讨袁”这一点上与辜氏同道，可谓志趣相投。一时间，二人用英文撰写的“讨袁”文章交相辉映，耸人耳目。辜鸿铭大骂袁世凯背信缺德，丧尽廉耻，原奉命扶持清室，却投降了革命党，然后拥兵自重，成为民国总统。其语言刁钻犀利，妙趣横生，在西方产生了一定影响。对此，袁世凯自然恼恨万分，却又无可奈何。后来，袁世凯托人请辜到袁家做家庭教师，月薪500元，只要答应了，既往不咎。此事遭到了辜鸿铭的严厉拒绝。
1916年，袁世凯在举国唾骂声中死去。北洋政府下令全国停止一切娱乐，举哀三天。辜鸿铭却公然置法令于不顾，在家中大开堂会，彩灯高悬，锣鼓喧天。有人打报告到警察总监吴炳湘那里，最终也未能制止。
守护宪政挑战总统：胡适与蒋介石
蒋介石自1954年当选第二任“总统”以后，到1960年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宪法，不能连任三任。但蒋并不想退位，于是就找人提出“修改临时条款”，通过修改宪法扫除连任道路上的障碍。对此，胡适明确表示不赞成蒋介石连任，曾请当时总统府秘书张群向蒋转达他的意见，希望蒋“明白表示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同样的意见，胡适多次向黄季陆、王云五等友人和政府要人说过，曾说，当领袖的人应该培养继任人，到了适当的时候，便推选这个人出来，还应全力支持他。这才是大政治家的风度。他认为美国的罗斯福，没有培养继任的人，只有他个人一再的当选下去，这是罗斯福的错误。
1960年年初，“国民大会”临近，“总统”连任或继任的问题更为突出，台湾报纸上甚至报道说胡适“可能以不出席会议来作消极的抗议”。
2月20日，“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台北召开，胡适还是出席了，并且又当了大会主席团主席。在蒋介石宴请国大主席团的宴会上，胡适又特别大讲“无记名投票”的历史和优越性，说它可以避免投票人受威胁，保障投票的自由，微露一点不愿受人操纵选举的意向。但他的话当场便遭到国民党人士的反驳，他们说*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要维持党的纪律，无记名投票自然要不得；黄季陆甚至竟说美国宪法也是记名投票的。
受到这种无知而又蛮横的围攻，胡适很生气，曾对人说：“我现在倒希望他们用记名投票。记名投票，我一定去投一票”。但是，他又担心“他们可能用举手，不用记名投票”。
后来，修改临时条款案三读通过，为蒋介石连任三任办妥了法律手续。有人来问胡适有什么意见，连任三任是不是蒋介石自己的意思？胡适回答道：
如果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我想人家不会这样做的。他老先生觉得他对国家的责任来了，身体还好。年纪大的人都有他的信心，像韩国的李承晚，大过蒋先生十岁，像西德的艾德诺（按，通译阿登纳），像英国以前的丘吉尔，都是年纪大过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