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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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地位显赫的封疆大吏。
在他主政湖南期间，支持戊戌变法，湖南成了主张变法的基地，谭嗣同、梁启超都是他的好友，就连他的儿子陈散原也参与了变法的行动。不料，陈宝箴却受到戊戌变法的株连。当时，光绪皇帝的老师文廷式，因反对慈禧垂帘听政而被驱逐出宫。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后，下令缉拿文廷式，文廷式从江西逃到湖南，陈宝箴假意捉拿，实则派人通报消息，令其逃匿。这样陈宝箴就以“滥保匪人”的罪名，被革职了。1898年陈氏父子回到南昌西山（今新建县）岘庐隐居，自号“神州袖手人”。1900年夏历六月二十六日，慈禧派闳炯率兵弁到西山岘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陈宝箴北面匍匐受诏，然后自缢殉职。随即闳炯令兵弁取其喉骨，奏报太后。慈禧之所以在幽禁光绪，通缉康梁，处决“六君子”之后，还对陈宝箴下毒手，是因为外国舆论胁迫慈禧让权，慈禧恼羞成怒，不仅派人铲平了康有为和梁启超家的祖坟，还对同情变法的高官予以追究。陈宝箴就难逃厄运了。
陈宝箴的儿子陈散原，名三立，字伯严，散原是他的号。生于1852年。少而博学，诗文俱佳，思维机敏，愤世嫉俗。30岁参加乡试时，不按八股文应试险遭淘汰。幸好主考官陈宝琛审读了他的考卷，为其才华所感动，从落第试卷中抽出，补为举人。36岁时，在会试时中进士。
1895年秋，父亲陈宝箴任职湖南巡抚时，他奉诏辅佐父亲推行新政。他协助父亲创办《湘报》，办时务学堂，算学馆，还广为交游，结识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新派人物，集思广益，以求“三湘富强之道”。当年被誉为“维新四公子”之一（即，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散原、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户部侍郎徐致靖之子徐仁寿和世家子弟陶菊存）。
戊戌变法失败后，陈散原父子受到株连，俱被革职，回到南昌。父亲死后，他定居南京，不问政治，热衷于办学，延请外国教师，传授新知识。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携全家逃往上海，并污蔑武昌起义是“作乱”。这期间，他的思想很矛盾，他既不认可辛亥革命，又留恋清王朝，但也不参加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1934年陈散原全家定居北平。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派人游说，希望他能像他的好友郑孝胥那样，出面辅佐溥仪政权。他坚辞拒绝，并痛骂郑孝胥是“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十分鄙弃这样的民族败类，随即将再版的《散原精舍诗》中的郑孝胥为他写的序文撕掉，从此不再与之往来。后来为抗议日寇密探的骚扰，绝食而死，终年85岁。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祖孙三代的辉煌：陈宝箴与陈散原和陈寅恪（2）
陈散原工于诗歌，多为与友人唱和之作。1924年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华时，还专程到杭州拜会了他。生前曾刊行《散原精舍诗》及《续集》、《别集》，死后合编为《散原精舍文集》17卷出版。
陈散原有五个儿子，有三个儿子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大儿子陈衡恪是书画家，二儿子陈隆恪是诗人，三儿子陈寅恪是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国学专家。四儿子陈方恪是诗人，五儿子陈登恪是教授。
陈家老三陈寅恪，生于1890年。他从小就背诵《十三经》，在家办新式学堂学习日文。1902年跟随大哥到日本求学。后因足疾辍学回国，进入复旦公学继续读书。1910年考取留学欧洲的官费生，先后在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和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此后又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在1925年回国前，他已经精通了梵文和巴利文，并能用蒙、藏、满、日、英、法、德和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文字阅读资料。
1925年回国时适逢清华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院长吴宓很器重他，称他是“最博学的人”，研究院的导师梁启超也很欣赏这个博学的后生。第二年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起，被誉为“清华三巨头”。1939年春天，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担任汉学教授，并授予他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这是这所大学聘请的第一位中国汉学教授。当他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动身前往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全家只好滞留香江，在香港大学任客座教授。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香港后，日方出资40万元日币，请他出山主持东方文学院，他没有接受。随后携家出走香港，到桂林的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他再次应聘到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治疗目疾。新中国诞生后，他中断聘约，回到北京，任教于清华大学。后来在院校调整时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他一生勤奋治学，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以及梵文、西夏文、突厥文和佛教经典都有精湛的研究。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金明馆丛稿初编》等多部著作。特别是晚年，双目失明，还以口述方式完成了《柳如是别传》的写作。1962年胡乔木去看望他时，很关心他的著作的出版，他说：“盖棺有日，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着回答说：“出版有期，盖棺尚早。”随后与有关部门打招呼，将他的一些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等文集出版了。“*”期间，陈寅恪惨遭折磨，大量书籍、文稿被洗劫，终于经受不住摧残和打击，于1969年10月逝世。
斗争前沿的“父子兵”：闻一多与闻立鹤
闻一多 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是湖北浠水人，生于1899年，在1946年被暗杀。五四运动发生时，他正在清华学校读书，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出席学生联合会会议。1922年毕业后，赴美国学习美术和西洋文学。192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红烛》。1925年回国后，加入“新月社”，并与徐志摩、梁实秋创办《新月》月刊，同年出版诗集《死水》。此后主要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相继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任教。
闻立鹤是闻一多的大儿子，生于1927年。在他很小的时候，闻一多就教他学习陆游的《示儿》、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和《过零丁洋》等诗篇，教育他学习这些忠贞报国的先贤的伟大精神。闻立鹤于1945年考入西南“联大”。这一年的12月初，闻一多父子都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闻立鹤和同学们参加了学生罢课、*活动。他们在街头发表演讲，演出话报剧与合唱，宣传反对内战。昆明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特务，殴打罢课师生。闻立鹤的腿被军警打伤，当他拖着一瘸一拐的腿回到家时，母亲让他好好在家休息几天，再到学校去。可是他却说：“妈，我是闻一多的儿子，这个时候哪能休息呢！”
1946年暑假期间，闻一多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的邀请，还可以带家属同行。但闻一多面对百孔千疮的祖国，不想离开，决定放弃这次讲学的机会，留下来坚持斗争。7月11日，李公朴被特务暗杀，闻一多也被列入黑名单。闻一多没有因此而退缩，他冲破了特务的监视，和同志们一起为李公朴料理了后事。在这危急时刻，闻立鹤始终陪伴着父亲。有个特务装扮成女疯子，经常到闻一多家骚扰。每次这个女疯子来闻家，闻立鹤都出面与她周旋，不让这个女特务见到父亲。
1946年7月15日，昆明的进步人士在云南大学举行悼念李公朴大会，闻一多在会上发表了即席演说，慷慨激昂地宣告“*是杀不死的”！在会场上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下午，他又参加了在《*周刊》社举办的李公朴被害记者招待会。闻立鹤很担心父亲的安全，他到会场几次观察动向。在闻一多离开《*周刊》社回家途中，闻立鹤在父亲身后为父亲瞭望。当他们走到离家仅有几十步的地方，突然从后面闪出两个暴徒，对着闻一多连开两枪，其中一枪打在闻一多的后脑勺，他立即倒地。闻立鹤连忙扑到父亲身上，大喊：“凶手杀人了！”此时又有两个暴徒对准闻立鹤开了两枪，打断了他的小腿。此时闻一多的夫人高真一直担心着闻一多的安全，听到枪声飞一般冲出家门，发现他们父子都倒在血泊之中，当场就昏了过去。幸好“联大”附中的庄任秋经过这里，找了辆人力车，将闻氏父子送到医院。闻一多当场去世，闻立鹤伤势很重，经过治疗终于转危为安。只是留下残疾，走路时右腿有些跛。
闻立鹤出院后，回到北平，在清华大学复学。残酷斗争的锻炼，使得闻立鹤更加嫉恶如仇，他通过学生社团活动和学生会组织，积极开展地下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将他锻炼成一名共产党党员。1948年夏天，奉党组织之命，他辗转来到解放区接受培训。1949年初，天津解放后的第二天，闻立鹤参加铁路接收组，进驻天津铁路部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从此沉沦到底层。历经磨难，屡遭打击，直到1979年才得以*。不过，他的身体已经垮了下来。他计划把闻一多的诗歌译成英文，然而由于疾病的缠绕，未能如愿，却在1981年54岁时，永远地离开了他久久期盼的政治清明的春天。
婚恋灵犀相通的知己：丁玲与冯雪峰
丁玲和冯雪峰相识于1927年冬天。当时丁玲在北京写完《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后，觉得很寂寞，经朋友王三辛介绍认识了冯雪峰，跟他学日语。其实只学了一天，以后就谈论起文学和社会来了。在接触中丁玲对冯雪峰的印象极好，特别是得知冯雪峰是共产党员之后，丁玲对他更是崇敬有加，将他视为心目中的知己。
1928年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后，冯雪峰正在上海，他给丁玲写信，说自己读了这篇小说感动得哭了，还批评小说带有虚无主义色彩。冯雪峰的直言让丁玲很不高兴，不过也从中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感情。1928年4月，丁玲和胡也频来上海找到冯雪峰。他们表示要到杭州专事写作，冯雪峰就提前到杭州为他们租了房子。此时，胡也频对丁玲与冯雪峰的关系心存芥蒂，冯雪峰发觉后，采取回避态度，回到上海，参与筹建“左联”的工作，与丁玲的联系就中断了。
胡也频牺牲后，丁玲找到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要求介绍她到苏区去。冯雪峰向洛甫（张闻天）请示的结果，是让丁玲负责编辑左联刊物《北斗》，由冯雪峰直接领导。此时的冯雪峰已经结了婚，但对丁玲一直怀有好感，十分关注她的处境。1933年丁玲被捕后，冯雪峰找到沈从文，请求他托胡适营救丁玲，但未能如愿。后来听说丁玲遇害的消息，冯雪峰将丁玲在1931年和1932年写给他的信以《不算情书》为题，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