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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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的暑假后，徐志摩又推荐沈从文到山东青岛大学任教。这一年的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沈从文悲恸万分。他撰文悼念师友徐志摩时写道：“志摩先生的突然死亡，深一层次体验到生命的脆弱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熟不过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别一个师友能够代替。”沈从文对徐志摩的奖掖、举荐之恩是难以忘怀的。正是徐志摩的扶助，使沈从文得以立足于文坛；也正是徐志摩的举荐，使沈从文这个只有高小文凭的人，登上了高等学府的教坛。
鼓励与举荐：老舍与许地山
许地山是现代作家、著名学者。1917年入燕京大学，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许地山是基督教徒，经常在礼拜日到教堂做义工。此时的老舍是个小学教师，于1922年受洗入基督教，也常去做义工。两人因此相识，许地山说话直爽，尤其是爱说笑话，“村的雅的都有”，这就使老舍感到他平易近人，所以和他成了很好的朋友。
做义工期间，老舍为了提高英文水准，到燕京大学跟埃文斯教授学习英文。埃文斯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校外考官，对老舍的印象颇佳，举荐他为东方学院教师。这样，25岁的老舍，便于1924年9月，来到伦敦任教。
这之前许地山已经来到英国研究宗教比较学，两人在伦敦住在一起，在一起谈佛学，谈文学，对老舍的启发很大。
老舍在东方学院的酬金是每年250镑，每月仅有20镑，生活是较为艰苦的。他还要给母亲寄些生活费用，这就显得更为拮据了。老舍心情不好，就埋头在小说堆里，广泛阅读英文名著，到后来自己也觉得手痒痒的，想试试身手。
许地山见老舍迷上了小说，就鼓励他写。在许地山的影响和鼓励下，1925年老舍用3便士一本的学生练习本写成了《老张的哲学》。许地山对这部小说大为称许，认为老舍写得非常幽默诙谐，便将这部小说推荐给上海的郑振铎，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从此老舍一发而不可收，接二连三地发表了长篇《赵子曰》、《二马》等作品，成为五四时期长篇小说创作最为光彩的明星。
生活无着时的援手：冯铿与马宁
“左联”作家马宁，原名黄振春，1909年生于福建龙岩。在厦门集美师范读书时，参与地下党领导的*，被开除学籍。不久他流亡到汕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等文章，激发了他从事文学革命的思想，1927年春他只身到上海拜会郭沫若。但因郭沫若参加北伐，未能如愿。后经创造社同仁的介绍，到上海大学学习。上海大学被查封后，马宁生活无着，在艰难的环境里开始创作小说。
1930年初春，他找到一位同乡，借了一块大洋，将它兑换成铜板，分摊为每天十八个铜板的生活费，开始了他的中篇小说《铁恋》的创作。小说写的是以海陆丰农民暴动为背景的爱情故事。在《铁恋》将近脱稿时，他的生活费所剩无几，就给南强书局写了封求援信，意思是说，小说交稿的第二天，就预付部分稿酬。当他写完这部小说之后，身上只有一个铜板了，只得用白水充饥。他将小说初稿交给南强书局。第二天就通知他去领稿酬。事后他才知道是书局特约编辑冯铿审阅了他的书稿，决定出版的。
《铁恋》出版后，冯铿约见他。冯铿直率地说：“我第一次见到你的名字是在《乐群》杂志上，你在那篇《通讯》，称共产党是‘新的太阳’，我觉得很有新意。”或许是这种新颖的提法，使冯铿很快就拍板出版他的小说的。不久，他又认识了钱杏村（阿英），在《铁恋》出版后，钱杏村还介绍他加入了“左联”。
马宁加入“左联”后，与冯铿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他曾将闽西苏区的见闻，介绍给冯铿听，冯铿很感兴趣地说：“你有亲身经历，怎么不写苏区呢？”马宁在她的鼓励下，以《苏维埃随笔》为总标题，写了20篇散文，发表在李伟森主编的《红旗日报》上。由此马宁又认识了李伟森，并经他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单身汉租赁房屋十分困难。马宁找到一个亭子间，可是房主不租给单身汉。冯铿得知后，就装成马宁的家属，帮助他租下了房子，为马宁解决了难题。
冯铿牺牲后，马宁写了《记冯铿同志》一文，称冯铿是他的救命恩人和革命的指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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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低首求同群”：陈师曾与齐白石
陈师曾是我国近现代杰出的中国画家。原名陈衡恪，号朽道人，后更名为陈师曾。1876年3月出生于湖南凤凰县。他六岁开始学画，跟随其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散原在湖南时，曾得到长沙书画界名流的指点，使得他的艺术天分得以开掘，显现出非凡的造诣。陈师曾还是大画师吴昌硕的高足，得到过吴昌硕的亲传。他的大写意花卉画，笔势雄健，气魄雄伟，设色瑰丽，颇具吴昌硕的风采。
1902年陈师曾带着三弟陈寅恪东渡日本，先后在弘文学院和东京美术专科学校求学，1909年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江苏、湖南的教育界任职。从1914年起，开始在北平从事图书编辑工作和在北平国立高师教授图画。
1917年的夏天，齐白石应老朋友樊樊山的邀请第二次到北京卖画，住在法源寺的藏经楼。一天，齐白石正在伏案作画，忽然进来一个30多岁的人。他自报家门说：“我是陈师曾。从书画店见到你的刻印和画作，才知道你来北京了，特地来看看你。”当年，齐白石到京城卖画，没能得到书画界的认可，甚至有的画家还很瞧不起这个木匠出身的画家。可是陈师曾仔细地看了齐白石的几幅画作，觉得齐白石正处于一个转折的关头，只要从因袭模仿中走出来，彻底走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就能成为杰出的画家。于是他特地来会见齐白石。齐白石对陈师曾早有耳闻，一直没有机会相识。今日相见，格外感到亲切，连忙让座，请他坐下。陈师曾很客气地说：“您是前辈，不必客气。”说罢就提出欣赏一下齐白石的大作。白石将他很得意的一幅《借山图》拿出来展现在画案上。
陈师曾右手抚着下颏，端详着这幅画，思忖了良久说：“您功底深厚，画格也高。只要自出新意，变通画法，自然能闯出一条新路。”齐白石听了心里十分佩服这位年轻人。他们谈了好久，齐白石从这个年轻人的谈吐中获得很多启发和教益。陈师曾临走时，为齐白石题写了一首赠诗：
曩于刻印知齐君，
今复见画如篆文。
束纸丛蚕写行脚，
脚底山川生乱云。
齐君印工而画拙，
皆有妙处难区分。
但恐世人不识画，
能似不能非所闻。
正如论书喜姿媚，
无怪退之讥右军。
画吾自画自合古，
何必低首求同群。
这首题诗肯定了齐白石篆刻与绘画的成绩，也指出了他因袭传统的不足，劝导他走自己的路，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来。它对齐白石形成自己的风格启悟很大。齐白石后来能走出自己的路子，陈师曾也颇有指点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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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掖青年的好范例：郭沫若与傅抱石
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在日本避居期间，结识了到日本深造的画家傅抱石。
那是在1933年，傅抱石在日本留学时，得知避居日本的郭沫若研究中国甲骨文字很有成就，而这种甲骨文正是他研究中国美术渊源需要探讨的内容，于是就在朋友的帮助下，拜会了郭沫若。两人因此相识并成为经常往来的朋友。
傅抱石是一位治印高手，他一直想将自己的多年的篆刻编成一个集子出版，这个想法得到郭沫若的大力支持，还找到自己甲骨文著作的出版商田中庆太郎，帮助他于1935年出版了篆刻集《摹印集》，还为该书题写了书名。
同一年，在郭沫若的鼓励下，傅抱石在东京银座举办了个人首次画展。郭沫若为扩大画展的影响，不但为许多画作题写了题款或题诗，还亲自在开幕式上向参观者介绍傅抱石的绘画成就，之后举办了记者招待会。
1937年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回国投身于抗日的洪流，在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任少将厅长。尽管他工作繁忙，但还时常想念先前回国的傅抱石，曾多次寻找他的信息。直到第二年春天，在江西新余县老家赋闲的傅抱石才得知这个消息。于是前往武汉看望郭沫若。郭沫若对他的到来欣喜万分，设法为他在第三厅安排了个上校秘书的职务。1940年9月郭沫若离开第三厅到重庆，傅抱石也随他来到重庆，到西迁的中央大学和国立艺专任教。
1947年10月27日傅抱石在上海举办大型画展，郭沫若提前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推荐傅抱石。他在《勖抱石：为傅抱石画展作》中写道：“抱石多才多艺，擅篆刻，能文章，精鉴别，书法亦雅静可嘉”，并称赞傅抱石“才力丰裕，学力深厚，功力稳健”，已“迈入大家之林，欧美人士之识画者亦无不讶其独造”。 1958年傅抱石的个人画集《傅抱石画集》出版，郭沫若题写了书名，还为之作序，并在序中提出“我国绘画，南北有二石。北石即齐白石，南石即傅抱石。”充分肯定他的绘画成就。
乡党挚友反目，分道扬镳：丁玲与沈从文
丁玲和沈从文都是湘西人，前者的家乡是临澧县，后者的家乡是凤凰县。在1925年的春天，他们邂逅于北京时，自然显得很亲近，更何况他们都是热烈地沉迷于文学的青年呢！
沈从文初次与丁玲会面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时，丁玲与胡也频生活在一起，沈从文虽然内心里有些失落感，但还是很乐意与他们交往。他们谈话很投缘，几乎无所不谈，很快他们三人就成了好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文学，谈论国事，谈论办刊物，也经常在一起吃饭、游玩。
1928年他们一同到上海，一起住进萨波赛路的一座公寓。丁玲与胡也频住二楼，沈从文住三楼。他们共同创办“红黑书店”，出版《红黑》周刊。1930年“红黑书店”因债务问题倒闭。为了筹集资金偿还债务，胡也频去济南教书。第二年，因宣传革命思想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沈从文当时在武汉大学任教，回上海度暑假。为救出胡也频，他通过胡适、蔡元培等多方活动，但未能成功。丁玲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处境很艰难。沈从文便以丈夫的名义陪同她将孩子送到湖南常德丁玲母亲处抚养。并因此错过武汉大学开学日期，失去了工作，只好赴北京，找了个去青岛大学的教职。
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沈从文闻讯，在报纸上连续发表了《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的文章，严厉谴责国民党政府绑架、陷害作家的不法行径。还曾托胡适通过当年的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营救丁玲，但未能奏效。
听到丁玲被害的传闻后，沈从文写了《记丁玲》及《记丁玲续集》，回忆昔日情谊。只是1939年9月该书在上海出版时，丁玲已经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于1936年9月来到延安，对这两本书一直一无所知。直到1978年冬，丁玲才从一位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