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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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就给他回了封电报：“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两封电报，心灵相通，诙谐而幽默。
杨振声辞去青岛大学校长的职务后，回到北平，恰巧胡适应《大公报》之托，组织知名学者撰写“星期论坛”，胡适就将杨振声列为其中的一员。1937年年初，杨振声和胡适创办《文学杂志》，共同携手振兴新文学。抗战胜利后，杨振声从西南联大回到北平，主持北大复校回迁事宜，为胡适接任校长做了很多繁杂而细致的工作。他们配合默契，殚精竭虑，对北大的复校颇有贡献。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师生、朋友和论敌：胡适与瞿秋白
胡适与瞿秋白的交往时间不长，但他们的关系可以说既是师生，也是朋友和论敌。
胡适与瞿秋白都是1917年到北京的，当时胡适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瞿秋白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那时胡适倡导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齐名，瞿秋白曾到沙滩的北大听过陈独秀和胡适的课，也算是有师生之缘的。
他们的个人接触是在1923年的夏天。当时胡适因身体的缘故，到杭州的烟霞洞休养。而此时的瞿秋白刚刚接受*中央机关的委托，参与主持理论宣传和筹办上海大学工作。他在广州出席了*三大之后，到杭州传达三大精神。听说胡适正在烟霞洞休养，于是专程前往拜会。
两人见面时，瞿秋白提及在北大听胡适讲课的情形，对胡适以师长相称。而胡适素来喜欢与年轻人交往，对瞿秋白十分热情和重视。事后，胡适主动向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推荐瞿秋白。瞿秋白回到上海后，接受了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小百科全书》的任务。接着瞿秋白在自己主持的上海大学邀请胡适来校演讲，胡适慨然允诺，在10月离开烟霞洞时取道上海，为上海大学的学生作了《科学与人生观》的演讲。
然而好景不长，1924年8月，瞿秋白出于自己所肩负的党的使命，为了使得*主义能够站住脚跟，发表了《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针对胡适提倡的实验主义的妥协本质提出了批评。在文章中虽然没有点到胡适的名字，也没有遭到胡适的反驳，但他们间的友谊也就因为思想分歧而中断。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改组内阁，废帝溥仪被驱逐出宫。对此，胡适写信给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反对驱逐溥仪。事后他还拜会溥仪，倍加安慰。1925年年初，胡适出席段祺瑞召开分赃的善后会议，也激起瞿秋白对他的不满。瞿秋白在《胡适之与善后会议》一文中，严肃地批评了胡适的错误，两人的交往也告结束。
奖掖史学才俊：胡适与吴晗
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出身贫寒，但聪颖好学，从小就展露才华。为了继续深造，在宗亲的帮助下，他于1929年进入上海的中国公学社会历史系读书。当时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是新文化的倡导者胡适。他在繁忙的校务工作之余，还讲授《中国文化史》。吴晗选修了这门课程，对胡适的学术造诣非常敬佩，每次听课他都坐在最前排，听得十分认真、专注。特别是胡适主张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更成为吴晗研究历史的遵循之道。1930年吴晗运用这种治学方法，写出了一篇题为《西汉的经济状况》的论文。他怯生生地将这篇论文呈送给胡适，请求指正，胡适对论文中的精辟见解给予肯定，并鼓励他继续埋头读书，掌握大量的文献资料，写出更有见地的论文来。
不久，胡适到北平清华大学任教。1930年年末，吴晗想转学到燕京大学就读，考试时因英语成绩不及格，未能如愿。只好暂时到燕京大学图书馆当临时馆员，以便维持生计，来年再考。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他饱读史籍，于1931年年初写成了《胡应麟年谱》。他将《胡应麟年谱》寄给胡适，请求批评指导。胡适读了这篇《胡应麟年谱》，对吴晗的小心求证非常赞赏，特别是对于胡应麟的卒年，吴晗考证为卒于明代万历三十年，享年52岁。这与胡适大胆假设的胡氏卒年50岁，相差无几。胡适从这篇论文中进一步看到了这个青年的才华和希望，于是马上就给吴晗写信，约他有时间来面谈，进行指导，并建议他研究明史。
1931年暑期，吴晗被录取为清华大学史学系插班生，可是吴晗家庭生活拮据，无力资助他继续读书。胡适得知此种境况，就将吴晗写的《胡应麟年谱》寄给清华大学校长翁文灏，建议校方给予吴晗工读的机会。翁文灏旋即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及史学系主任蒋廷黻协商，商定让吴晗在历史系整理清代档案，每天工作两个小时，这就解决了吴晗的学习费用。胡适对吴晗及时伸出援手，成就了一个青年学子的宏伟理想，也为我国史学界培养了一个史学新星。胡适对他给予了厚望，曾书写了一副对联送给他：“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勉励吴晗，将自己“训练”成“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只是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吴晗陷于极度苦闷之中，终于在满目疮痍的大后方，看清了中国的出路，思想发生转变，走上了与胡适相反的道路，成为一位坚强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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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师生，也是同仁：胡适与废名
废名，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县人。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同时开始文学创作。1929年在英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爆发后，回故乡任教。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到母校担任中文系教授。
胡适在北大三次任职期间，废名恰好在北大读书和教书。他们既是师生，也称得上是北大同仁。废名进入北大预科读书时，就对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产生了兴趣。他将自己创作的一些新诗和短篇小说，投给《努力周报》。胡适很重视培养青年人，为废名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由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建立了师生之谊。1924年1月胡适在《读书杂志》上刊登筹办《努力月刊》的预告，废名见到这个“预告”，马上给胡适写信表示祝贺，并寄上一篇小说。遗憾的是，这份《努力月刊》没有办成，但胡适还是将废名的小说推荐给陈源主编的《现代评论》发表了。
1931年年初，废名得知胡适将被聘为北大文学院院长时，便于2月14日给胡适写信，告诉胡适这几年北大人事关系很复杂，不要接任此职。虽说胡适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但对废名的赤诚相劝，还是心存感激的。
尽管他们的个人关系很好，但是废名在教学和学术见解上，却与胡适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废名在担任北大国文系讲师，讲新诗课之初，曾经向胡适请教这门课怎么讲？胡适告诉他按着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诗歌卷来讲。可是废名却独辟蹊径，与老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对于胡适很钟爱的徐志摩，他却弃之不讲。但这并没有因此而影响他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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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赖、扶植与推荐：鲁迅与周文
周文是在鲁迅的关怀与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他本名何稻玉，笔名何谷天，四川荥经县人，幼年丧父，中学没有毕业就投笔从戎。后来他为了摆脱封建的包办婚姻，只身到外地寻求真理。几经周折，他来到安徽，在教育厅找到个当文书的职位。在这里他结识了叶以群，经叶以群介绍加入了安徽“左联”。1932年叶以群到上海“左联”担任组织部长，周文也跟随到上海担任了“左联”组织干事。
周文到上海后，经常到内山书店看书，开始接触到一些介绍*主义文艺理论书籍和世界名著，但这里很多书都是日文版的，读起来很困难。就与几个文学爱好者共同请了一位日文教师学习日文。他们学习完一本日语基本教材之后，仍然感到不满足。有一次周文到内山书店看书时，恰巧遇到鲁迅先生。他就冒昧地向鲁迅请教如何深入地学习日文之事。鲁迅当即为他推荐了一本《志贺直哉集》，让他边读边学，并说：“读完了再来。”鲁迅的热情指导对周文的鼓舞很大，他的日文阅读水平也提高很快。
1933年春，周文根据鲁迅倡导文艺大众化的要求，将苏联文学名著《毁灭》、《铁流》改编成大众通俗读本。这项改编提高了他的写作技巧，也坚定了文学创作的信念。同年夏天，周文针对青年作家的创作困惑，请鲁迅给大家讲了如何把握创作题材与方法的问题。在鲁迅的鼓励下，周文根据他在军队的生活体验创作了小说《雪地》，经鲁迅推荐发表在《文学》杂志上。1934年美国作家伊罗生编选中国小说《草鞋脚》时，鲁迅特地推荐了周文的《雪地》。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和日本《改造》杂志要求鲁迅推荐十位青年作家和作品时，鲁迅都将周文和他的作品《父子之间》列入其中。
周文在小说创作之余，还喜欢写些杂文。他每写一篇就请鲁迅给提提意见，鲁迅除了给予赞赏之外，还推荐给《申报》的《自由谈》。1935年周文将短篇小说结集，请鲁迅帮助出版时，鲁迅当天就给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的赵家璧写信推荐，于几个月后周文的第一本小说集《父子之间》问世。
鲁迅对周文的帮助与重视不只限于文学创作，对周文的革命活动也是如此。1934年周文两次在法租界被捕，出狱后生活拮据，鲁迅则托人送钱给他，解决燃眉之急。1936年春天的一天，鲁迅要他去会见一个“故人”。见面时才知道是老朋友冯雪峰，原来冯雪峰需要一个可靠的助手，鲁迅推荐了周文，从此他就担任冯雪峰的秘书和内部交通。1936年冯雪峰以鲁迅的名义赠送火腿等物品给毛泽东，就是由周文采购和护送的。美国记者斯诺与宋庆龄、鲁迅提到访问延安的要求，也是鲁迅转告冯雪峰，由冯雪峰派周文送报告到西安向党中央请示批准的。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周文作为鲁迅的学生与其他十五位青年作家一起抬着鲁迅灵柩，为恩师鲁迅送殡。此后，周文始终以恩师鲁迅的精神激励着自己，将弘扬鲁迅精神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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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分寸的交往：鲁迅与马珏
当年的北大校花马钰马珏是鲁迅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时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幼渔）的女儿，18岁时考入北大政治系。当年，鲁迅与马裕藻同为浙江乡里，又在一起任教，交往很深，经常互相走动，因而与马裕藻的女儿马珏也很熟悉。
马珏年轻貌美，在当年的北大有“校花”之称。鲁迅对这个朋友的女儿很器重，马珏曾经写过一篇《初见鲁迅先生》的文章。她在文章中曾描写鲁迅：“看他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我倒想不到是这么一个不爱收拾的人。他手里老拿着烟卷，好像脑筋里时时刻刻在那儿想什么似的。……看见衣架上挂了一顶毡帽，灰色的，那带子上有一丝一丝的，因为挂得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