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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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周作人正在日本留学，又恰好与章太炎的女婿龚未生同学，便通过他的引见结识了这位自己很敬佩的同乡。
章太炎在主持《民报》之余，还在神田大成中学开办国学班，给留学生们讲授中国的传统文化。后来应鲁迅等人的要求，又在《民报》报馆另开一班，给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钱玄同、朱希祖等八位留学生讲《说文解字》、《庄子》、《楚辞》、《尔雅义疏》等国学文化。章太炎讲课深入浅出，诙谐生动，将很枯燥的文字学讲得很有趣味，谈笑风生，庄谐杂出，如同与家人或朋友谈天一般。课余休息时，太炎先生常说些闲话，有时也发妙论，使满座皆惊。自然使学生们深受感染。
1909年春夏之交，鲁迅和周作人接到了他们的老师章太炎的来信，告诉他们印度梵师来讲学，他已经为他俩交了学费，希望他们参加学习梵文。后因学习的难度很大，他们都没有坚持下来，但章太炎治学“儒佛兼收”、“兼收并蓄”的精神却给周作人以深刻的印象与启示，对他很有激励作用。在1926年的《谢本师》中他写道：“虽然有些先哲做过我思想的导师，但真是授过业，启发过我的思想，可以称作我的师者，实在只有先生一人”，“给予我不少的益处，是我所十分感谢的”。
1917年4月，周作人到北京后，就投入了新文化运动，成为有力的倡导者之一。可是章太炎却在五四运动落潮后渐入颓唐，退居书斋，致力于著述及讲学。他在上海发起成立亚洲国学会，淡泊于日益壮大的新文化运动。1922年4月，周作人以“仲密”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发表《思想界的倾向》的文章，告诫人们警惕“国粹主义”的“勃兴”，很委婉地对章太炎倡导国学提出了异议。由此，他们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彼此的联系逐渐减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周作人逐渐与时代前进的步伐相背离。又与章太炎的思想趋近一致。1932年的春天，章太炎造访北平时，周作人再度执弟子礼，热情款待章太炎。
1936年章太炎去世，周作人作《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以纪念。文章赞颂太炎先生“不辞以外道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及，足为后学之模范者也”，给予这位恩师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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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恩知报的门生：周作人与废名
在周作人的心目中，他在北大教书时最得意的门生是俞平伯、废名、冰心等三四个人。其中联系最为长久，关系也最为密切的就是废名。
周作人与废名的交往始于1921年。废名原名冯文炳，1917年从家乡湖北黄梅来到武昌，进入湖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在五四新文化浪潮的影响下，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很喜欢读周作人、胡适和鲁迅的作品。尤其是对周作人的新诗《小河》更是奉为杰作。出于景仰与崇拜，他贸然给周作人写了封信，表达了他的敬意。收到周作人的回信后，他受宠若惊，遂将自己的习作装订成册寄给周作人审阅。从此书信往还，成为未曾谋面的师友。
1922年废名考入北大预科后，第一件事就是拜会恩师周作人，亲聆了周作人的教导。在周作人的指导下，废名的文学创作大有长进。于1925年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时，由周作人为其作序。后来在周作人的举荐下，废名加入“语丝社”，在《语丝》上发表了他的诗化小说《桥》。这部小说带有学习周作人创作风格的痕迹，周作人也很欣赏这部小说，称它标志着废名创作的蜕变和升华。废名自己也察觉到自己的变化，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在这四年内，真是蜕了不少的壳，最近一年尤其蜕得古怪”，自此他发表文章时废去原名“冯文炳”，改用笔名“废名”。
1927年7月，奉系军阀张作霖进驻北平后，下令将北京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周作人被辞退，废名愤而中断了学业。周作人便让废名在自己家里住了大约半年之久。一年后，北大复校，周作人复职，废名复学。毕业时在周作人推荐下，留校任中国文学系教员。
1930年5月，周作人创办散文期刊《骆驼草》，倡导“自我性灵的自由表现”，废名成为主要操刀者。
抗战全面爆发后，废名因奔母丧回到湖北，在家乡黄梅的中学教书。而周作人在文人们纷纷南下之际却留在北平。第二年废名从卞之琳的来信中得知周作人附逆，还尽力为他开脱罪责。但是后来周作人担任了伪北大校长兼文学院院长，给废名写信，希望他回母校任教，废名却没有答应。
1946年9月，废名回到北大任职，途经南京时，特意找到在国民政府外交部担任外交次长的叶公超，在他的帮助下探监，看望了周作人。废名到北京后见到周作人的儿子周一丰生活窘迫，给予多次金钱上的援助。南京解放后，周作人被释放，回到北京。废名不辞辛劳地走访老朋友，为周作人募捐，以解决周作人的生活困难。在一个冬日他去看望周作人时，见到周家冷得伸不出手，走后就为周家买来一车煤。
1952年院校调整时，废名被调到东北人民大学任教，师生从此失去联系。周作人是在五年后的一个冬日，在逛书店时，看到新出版的《废名小说选》，算是有了一点关于这个得意门生的消息。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周作人与俞平伯
周作人1917年进入北大教书时，俞平伯正在北大文科读书，和周作人是师生，1919年他毕业后曾留校教书，与周作人又成了同事。这种师生加同事的关系自然使他们更加容易亲近起来。周作人始终是将俞平伯视为他的得意门生之一的。
俞平伯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曾加入“新潮社”。在社团活动中与周作人有着较多的接触。但是他们的文学观却有所差异。这主要表现在“诗的平民化”的问题上。1922年1月，俞平伯与朱自清、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创办了五四以来最早出现的诗刊《诗》月刊。在创刊号上俞平伯发表了《诗底进化的还原论》，强调“诗底主要质素”是“平民性”，“诗的效用”是能够使“多数人向善”。对这种诗歌观，周作人不能认同。他在2月26日出版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诗的效用》一文，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诗歌观。他指出，诗歌是要“个人将所感受的表现出来”，就达到了目的，就“有了他的效用”，“倘若舍己从人，去求大多数的了解”，就“不是他真的自己的表现了”。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周作人还觉得意犹未尽，于3月27日他又给俞平伯写信，循循善诱地告诫俞平伯说：“文学的感化力并不是极大无限的，所以无论善之华恶之华都未必有什么大影响于后人的行为”。年轻而思想激进的俞平伯接受了他的观点。两年后，俞平伯发表《西湖的六月十八夜》，这篇写得空灵超脱、虚无缥缈的散文，很得周作人的喜欢。他将这篇文章选入国文课教材，给予很高的评价。这对年轻的讲师俞平伯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1924年孙伏园邀请了鲁迅、周作人等十六位志同道合的撰稿人创办了《语丝》周刊。同年底，俞平伯加入“语丝社”，开始在《语丝》上发表作品。1926年后周作人接替孙伏园编辑《语丝》。俞平伯更是如鱼得水，相继在《语丝》上发表了十几篇作品。特别是在“语丝社”每月的*中，他与周作人经常见面，彼此的思想感情更加接近。
大革命失败以后，周作人“闭户读书”，很少与外界联系，但与俞平伯、废名等得意的弟子，却交往很密切。他们不仅经常会面闲聊，还时常有书信往来。俞平伯曾将周作人自1924年到1932年写给他的190余封信，装裱成三册《春在堂所藏苦雨斋尺牍》。每六七十封信函，装裱成一册，用木板加封，还附有周作人写的跋。
“七七”事变后，周作人附逆，俞平伯却躲在书斋里，没有跟随他的老师随俗浮沉。不过在抗战胜利后，俞平伯却为当年自己没有劝谏老师而感到歉疚和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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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争辩到共鸣：周作人与梁实秋
周作人与梁实秋是在一次文艺论争中开始交往的。
五四运动爆发时，正在清华学校读书的梁实秋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下，和一些激进的同学一样，强烈的希望参与社会活动。他选择了文学批评，以青年人特有的激情，“和人辩驳问难”。而他的论争对手中，就有周作人。周作人认为诗歌“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梁实秋不以为然，在1922年5月27日至29日，连续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多篇文章反驳。
周作人怒而反击。他针对梁实秋提出了“美即是真，真即是善”的文艺观点，在6月2日《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丑的字句”》一文，对梁实秋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两人你来我往，互不让步，又相继发表了几篇文章互相辩难。
四个月后，冷静下来的梁实秋作为清华文学社的学生代表，到八道湾来请周作人给他们讲课。周作人并没有计较刚刚发生过的那场争论，一口答应下来。1923年3月3日周作人来到清华园，给文学社的同学们讲了《日本的小诗》这个专题。周作人讲课声音不大，几乎是照本宣科，但是梁实秋和他的同学们仍然怀着敬佩的心情认真听课，仔细地做笔记，对他非常尊敬。
后来，梁实秋撰文对五四浪漫主义大张挞伐，周作人则很折服，引起了思想上的共鸣，从此也冰释了前嫌。
梁实秋从美国留学归来后，文艺观点有了较大的转变，对于周作人的文艺观不仅能够接受，而且几乎是殊途同归了。梁实秋主编《自由评论》时，周作人被邀请为重要撰稿人，先后发表了《谈策论》、《文学的未来》、《谈日本文化书（致梁实秋）》等文章。1934年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教，成为周作人的同事时，彼此的关系异乎寻常地密切起来。他经常到周作人家造访，相互间也常有书信往来。抗战爆发后，梁实秋到《中央日报》主编副刊，离开北京，从此他们就失去了联系。
到20世纪60年代，周作人给香港朋友写信时提到梁实秋和林语堂，说“林语堂与梁实秋皆系美材，亦同犯才子之毛病。盖才子到老辄有倚老卖老之病，亦即是才尽也。”而梁实秋得知周作人逝世的消息后，写了篇《忆岂明老人》。在文中对周作人的评价也是一分为二的：“他一生淡泊，晚节不终，实在是至堪痛惜而无可原谅之事。但是除此一点之外，他的学养的风度仍令人怀思而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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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逢一笑泯恩仇”：梁漱溟与冯友兰
梁漱溟，生于1893年，原名梁焕鼎，字漱溟。广西桂林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鼻祖。他是元朝宗室帖木儿的后裔，出身于官宦家庭。中学毕业后，报考北大，没有被录取，后在《民国报》当编辑和记者时，开始对佛学产生兴趣。1916年9月，23岁的梁漱溟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引起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注意，遂于1918年将仅有高中学历的梁漱溟聘为讲师，后又聘为教授，主讲《印度哲学》。
当时冯友兰在北大哲学系读三年级，梁漱溟虽仅仅比他年长两岁，却是他的印度哲学老师。1921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