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一样的孤独:梵高的爱和秘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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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他边说，边朝我伸出手来。这是否是个暗号？我猜想。随后我才想起来，荷兰人都是这样一边与人握手，一边报上自己名字，介绍自己的。我赶忙握住他伸过来的手，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自己的名字，“威尔基。”
莉莉正站在一旁，可能注意到了我脸上迷茫的神情，赶紧上前向我介绍——他就是与文森特梵高同名的侄子，文森特威廉姆梵高博士，博物馆里每个人都叫他“工程师”梵高。他那高高的前额，还有罗马式的鼻子，显然，比起他父亲提奥，梵高博士长得更像他叔叔。文森特挚爱的兄弟继承了梵高许许多多的绘画作品。当梵高将“工程师”抱在手臂中的时候，他才只有1岁。两个月后，也就是1890年的7月，梵高就用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现在，“工程师”83岁了，就站在我身旁。他看上去似乎很健谈，于是我适时地问他，和他叔叔文森特留下的200幅绘画和400张图片一起长大是什么感觉？我们面对面坐下，他用一种颇为正式的口吻回答我，“我们的房子里堆满了那些画——床底下，柜子顶上，浴室底下，当然还有墙上。我父亲把它们全部都保存了下来。尽管梵高在世的时候，他一张画也没卖出去，但他始终坚信，总有一天，梵高对于艺术界而言，将会像贝多芬对于音乐界而言一样的重要。当我父亲离世后（就在梵高死后6个月），这些收藏的画就转到了我母亲乔安娜梵高…邦格手中，之后才传给了我。”
邦格我好像刚读到过这个名字。我在笔记本写下这个名字，并特地将它圈了出来。
直到1962年为止，这些收藏品都属于梵高博士的私有财产，没多久，在荷兰政府的建议下，一个基金会在阿姆斯特丹成立了，主席就是梵高博士。国家补贴给基金会550万美元，用以购买梵高的全部作品，并提供津贴，保障工程师的子嗣们的生活。除此之外，政府还许诺会在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广场上，为这些收藏作品建造一座特殊的建筑，也就是后来的梵高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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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梵高博士作为一名顾问工程师，光荣退休了，现居住在拉伦的一座茅草公馆里，就在距离阿姆斯特丹往东15英里的一个村子里。
我问他，作为梵高的侄子，这个身份是否对他的私人生活有所影响？
“一点都没有。工作上，我打交道的人大多是一些实业家，他们对绘画通常没什么兴趣。但是你知道，发生在梵高身上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身上，只是程度比较轻微而已。今天，他之所以会如此被认可，一部分原因就是，人们开始理解自己身上的事情也有与梵高共通的地方。当你读完他的信之后，你会发生改变。他是如此丰富多彩。”
之后，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会和梵高博士再次谈到一些关于他们家庭的、还不为世界所知道的事情。现在，我开始觉得邦格这个名字有些熟悉了。工程师的母亲叫乔安娜梵高…邦格。而邦格曾是一个男人的姓，梵高和提奥在巴黎时都和那个男人住在一起过。我问起工程师关于这段有些迷离的小插曲。
“文森特在巴黎的生活我发现这段生活似乎不太为人所知？”
“没错，”工程师回答道，“你看，那时候他大多时间都和提奥住在一起，所以也就没有写那么多信了。”
“您之前提到过邦格这个名字。这是您母亲自己的名字吗？”
“是的。”
“您母亲和安德里斯邦格——1886年时和提奥以及梵高一起住在巴黎的那个人有关系吗？”
“是呀！我妈妈就是安德里斯邦格的妹妹。”
“这位邦格过世了吗？”
“是的。”
“他结过婚吗？”
“是的，两次。”
“他的妻子中有人还活着吗？”
“第二任妻子，弗朗索瓦丝还在。”
“您知道她住哪儿吗？她会愿意见见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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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她住在东边的阿尔曼，我肯定她会愿意和你聊聊的。但我怀疑她对巴黎那段时期了解多少，那毕竟是在她认识安德里斯之前的事情了。”
我决定立即就给弗朗索瓦丝打电话，即使成功的希望比较渺茫，但这毕竟是个开始，而邦格也一定会对他妻子讲过一些他在巴黎的事情的。
莉莉把我带到一间屋子，我可以在那里找到电话号码簿，并有交谈的私人空间。那里的亚曼人名地址簿上列着弗朗索瓦丝邦格，范德波希维若德男爵夫人——可真是一个又长又拗口的名字啊！
我按照地址簿上的号码，拨通电话，一个温柔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我确认这就是男爵夫人，于是我向她解释了自己的来由。
“好吧，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对我的回忆感兴趣。”她回答。但她依然邀请我隔天到她家中拜访。
我充满期待地放下电话，我找到一个女人，她丈夫认识梵高，还曾经和梵高住在一起。而就在不久之前，我还刚和一位在婴儿时期曾被画家梵高抱在怀中的男人聊过。而在这之前，我甚至都没想过自己能找到曾和梵高有过接触的人。这些人使得梵高似乎离我们不那么遥远了。这些人，用他们不同的方式，分享着和他活着时的联系。想着可能还有和他们一样的很多人存在，我决定不在这文学的海洋中尝试寻找关于梵高的资料了，而是专注在人身上。不过我还是感谢即将落成的梵高博物馆里的每位热心提供我帮助的人。
“我会在旅途中自己拍照的，”我对馆长埃米尔梅耶尔说，“但我还能借用你们档案中的一些照片来配我的文章吗？”
“当然可以，”他回答，“但你自己都不能想象会带些什么东西回来，是吧？”
“那是。”我说，满心期待着能带回一些除了皱巴巴的地图之外的其他东西。
我走到外面，停下来观看一些工人们在组装楼梯间，羡慕他们做着自己的工作时严谨的逻辑：一块一块，一片一片。我希望自己能从他们身上学到点什么。于是，我开始尝试着整合思绪。我仍旧缺乏一个明确的目标，但至少有了个开头。文森特最后一次离开荷兰是1884年，所以，任何一个还活着的、认识文森特的人，那时候也只可能是一个孩子，而且到了1972年，他们也都已经是年逾百岁了。成功的机会非常渺茫，但仍然值得一试。我对这个想法有一种奇怪的逻辑。
文森特留在荷兰最后的日子是在尼厄嫩度过的，尼厄嫩是南部的一个村庄，当时他父亲是当地的牧师。我记得在楚波特的书中读到过，当时有一些小男孩会搜集鸟巢给梵高，然后看他画画。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这些男孩中的一位，皮特范霍恩——住在尼厄嫩附近欧布维登的一位磨坊主人，曾经和一位记者谈起过那段经历。那位范霍恩还可能活着吗？如果还活着的话，那他现在应该已经九十多岁甚至更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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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荷兰先驱》的办公室，我又去找电话簿——这次我是找尼厄嫩地区的电话簿。电话簿上有一个范霍恩列在其中。编辑助理劳拉凯尔德替我拨通了电话。劳拉对接电话的女人解释了我的来由，然后对我说：“肯，她说她是范霍恩的侄女，皮特还活着，他现在已经98岁了。”
“问问她，他是否还记得文森特梵高。”我赶忙说。
“是的，”劳拉说，“她说，尽管他已经很老了，但依然很有活力，记性也没问题。”
“他明天愿意见见我，和我聊聊吗？”太好了，我们约定了一个时间。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离开了阿姆斯特丹，那天是9月13日。等到太阳完全升起的时候，我已经人在乡下了。天空万里无云，一朵云在带着露水的田野上投下了一长片阴影。
我本来计划的是，在前往尼厄嫩的旅途中，顺便拜访一下津德尔特村，那里是梵高出生的地方。津德尔特是阿姆斯特丹南部的一个小教区，距离比利时边境的北布拉班特省大约5英里，我到那里花不到两小时。梵高出生的那座荒凉的屋子，就位于村广场老市政厅正对面。从牧师的住宅走到教堂庭院距离很短——这是一段文森特在孩童时期每周日必经的道路。
靠近墓地大门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小小的墓石，比其他任何一座墓碑都要小很多。上面刻着文森特梵高的名字。这是文森特梵高家族的第一个孩子，在1852年3月30日一出世就夭折了。牧师家的第二个孩子也叫文森特，正是在第一个孩子去世后一年的同一天出生的。
我在这里，站在一座被遗忘的墓碑旁边，这是我旅程的起点，我已然在沉思生命与死亡。每个周日，文森特都要路过这个小小的上面刻着他自己名字的墓碑，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那是一种与死亡持续对峙的过程。
1883年，梵高在德伦特时写给提奥的信，里面的一段话不断萦绕在我脑海中，他说：
“一颗发芽中的种子不应该暴露在寒风之中。而那就是我成长初始的经历。”
一个快乐的、温暖、亲密且无微不至关怀的母亲的角色，似乎在文森特的童年就缺席了。那时候，他被形容是一个内向、顽皮的、聪明但不易相处的忧郁的孩子，和其他孩子都不一样，他非常严肃。母亲没能给他的被剥夺的爱，或许就是日后形成他压抑性情的基础。
简单来说，死亡成了被爱与被珍惜的同义词，而活着就被认为是一种拒绝。在梵高作品中对比鲜明的主题——悲伤与喜悦，孤独与陪伴，死亡与重生，黑暗与光明，地球与天堂——是否就根植于他童年深埋的记忆之中？
对于这位同名同姓的哥哥，文森特从来没有与任何活着的联系人提起过。但在2004年公开的一封信中显示，他确实曾提及过这个话题。这封信在2003年时交给了梵高博物馆，被博物馆的馆长约翰莱顿描述为“对梵高研究的一个重要新发现”。这是一封吊唁信，是梵高在阿姆斯特丹时写给他过去在海牙的雇主，收件人是画廊的主人赫尔曼泰斯提格，当时他的孩子刚出生就死亡了。
这是梵高和泰斯提格之间唯一保留下来的信件，其余的后来都被泰斯提格烧毁了。那封信的落款日期是1877年8月3日，星期五，一封很长很长的信，信中摘录了很多《圣经》上的话，非常符合那时候的梵高的性格。在信中，梵高将泰斯提格所遭受的痛苦悲伤与他自己的父亲25年前丧子时的痛苦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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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道：
“我最近常常会起得很早，去津德尔特的墓地，站在一座小小的墓碑旁边，墓碑上面写着：让受苦的孩子来到我的身边，这里是上帝的国度。”
似乎大多数梵高专家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