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的武士道--日本的全球视角-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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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百姓的赋税。
德川纲吉对这样的“慈善”事业乐此不疲，国家的财富大笔大笔地花在了诸如建设野狗救助所的事务之上，从来都阔绰有余的幕府也感觉到财政紧张，只能通过增加赋税应付日常的庞大开销，他们甚至和不法商人勾结一起，制造伪币牟一时之利。
天灾总是在朝政混乱之时爆发，洪水、地震、饥荒纷至沓来，就连一向沉静的富士山都喷发出滚滚岩浆。自然的、人为的灾难夹杂一起，一下子倾注到下层百姓身上，忍无可忍的百姓纷纷起义。德川纲吉仍执迷不悟，直到临终前，还反复叮嘱亲信，一定要将不杀生令执行下去。而此时的日本也像德川纲吉的身体一样，满目疮痍，一天不如一天。
德川纲吉的遗愿没有实现，和他的哥哥一样，他也没有亲生儿子。德川家宣作为嗣子成为第六代征夷大将军。纲吉宠臣们的好时代结束了，家宣开始着手整顿弊病丛生的幕府。他毫不犹豫地将那些纲吉宠臣革职，老中和若年寄也可以像从前那样直谏。但他终是没有取消侧用人一职，好不容易大权在握的他，像纲吉一样，希望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幕府中，以巩固自己的权威，间部诠房虽是能乐演员出身，却行事干练，很快得到家宣的重用，成为侧用人，并一路升至大名。家宣的亲信新井白石也很快出任侍讲，为家宣出谋划策。
虽然家宣像纲吉一样大力提拔自己的亲信，但却并不像纲吉那样昏聩，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头脑始终清醒，幕府在他的管理下也很快振作起来。他废除了不杀生令，免除了让百姓苦不堪言的种种税收，还释放了为纲吉恶法治罪的大批犯人，和商人勾结一起制造伪币的幕府官员也遭到了严厉查处，国家的经济逐渐复苏，市场秩序也慢慢恢复。在家宣的努力下，日本的状况有了一定好转。
家宣的儿子家继继任第七代征夷大将军时只有4岁，幕府大权自然旁落到家宣时代备受重用的间部诠房和新井白石手中，然而仅仅过了3年，家继就夭折了。
在民间口碑颇好的德川吉宗成为了第八代将军，当他还是福井县的藩主时，就进行过不少成效显著的改革。吉宗有着卓越的财政头脑，为了恢复幕府的财政实力，他一方面开源节流，鼓励节俭，另一方面则大力保护农民的利益，取消了遭遇天灾、作物欠收时的农民的赋税。在他的敦促下，商人们纷纷成立了同业会，一些经济政策的颁布也让政府一直头疼的米价问题有所缓解，德川吉宗也得到了“米将军”的称号。
在古代日本，武士和农民间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而实际上在武士产生之初，武士和农民并没有明显的分别，武士们战时打仗，闲时务农。但到了战国时代，出于战争的需要，武士便逐渐脱离了农民的身份，毕竟农兵军队在战斗中远远逊色于兵军队，织田信长也正是由于采用了农兵分离政策，才让自己的部队锐不可挡。再加上战国时期各领主对兵的需求加大，百姓们只得放弃辛苦耕种的土地，全身心投入兵营，兵农分离已是大势所趋。
到了丰臣秀吉时代，兵农分离已成为全国通行的体制。对秀吉来说，既可打仗又有田地的武士，若壮大起来无疑会成为自己统治的威胁。于是他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禁止他们自由流动，并通过“刀授令”没收了他们的武器。同时，又剥夺了领主们世代承袭的领地，转而授之以恩地，这样一来，领主们就失去了直接支配领地的权力，恩地是丰臣秀吉授给他们的，他们是丰臣秀吉的臣仆，秀吉的从属。1583年，声势浩大的大阪城轰轰烈烈地动工了，武士们散落各地的小城馆也随着大阪城的修建灰飞烟灭。领主以下的武士都集中到城下町居住，没有土地的武士对秀吉的依附性更强了。
德川幕府建立后，进一步推行、完善兵农分离制度。1590年德川家康被丰臣秀吉改封到关东，为其日后称雄奠定了基础，而秀吉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家康改封，正是借助了兵农分离的力量。而德川家康自己被改封的这一经历，也让他切实体会到兵农分离对巩固权力的重要性。
在德川幕府的作用下，将军大名的家臣都移居到城下町。日本人称官员们的管辖地为“知行地”，德川幕府掌政不久，家臣们就没有了自由奔赴知行所的权力，定期领取禄米而没有知行地的家臣越来越多，这大大减少了家臣坐大的几率。各个大名都很快察觉到这种办法的好处，因此到了17世纪末，整个日本依旧实行知行地制度的藩便只有总数的17％了。
武士不再料理农事，他们远离农村，少了战事滋扰的农村也很快发展起来。18世纪初，日本的很多农村都开始按农民拥有的土地面积大小征缴年贡，分派徭役。当这类按地面积收税的村庄达到一定数量后，农民们管理村务的方法也发生了变化。在当时，村会议的召开是每个村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村民们要在村会议上制定村法，选举村子官员，对村子的财政进行规划。每个村子都有名主和若干组头负责管理那些靠从村财政中支取年禄的官员，而名主和组头的言行举止也要受“百姓代”的监督。
在管理地方事务的知行地名存实亡之时，村子的自我管理就显得格外重要，很多时候知行地甚至还要依靠村子经营管理，因此村里德高望重之人有时也会出任知行地官员。而后日本的朝廷、幕府、武士和百姓，依然在历史的进程中一步步慢慢地循自己的脚步走着。一路下来，地域的特性使他们有了各自固定的套路，也就是民族的根性。只有更好地了解这些，潜藏在日本最深处的东西才能一点点被挖掘出来。
二、与国内斗，使帝国兴起（1）
在要求革新的势力中，还有一些出身于豪农豪商的“志士”们，他们和下级的武士革新势力一起，联合了和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强藩以及皇室公卿，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开展了要求改革幕政、抵御外侮的斗争，这次的斗争最后在广大人民的推动下，最终发展成为了武装倒幕。
日本1000多年来占领统治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维持到18世纪中叶之后，就因为受到商业性农业持续的发展以及商业资本渗入到农村的影响而遭到了破坏。在这样的影响下，农村的手工业也逐渐发展并开始脱离农业，日本的国内市场开始扩大，而资本主义在此时也进入了萌芽状态。到了19世纪之后，日本的资本主义出现了很大的发展，在一些比较先进的地区里，手工业形式的资本主义工场甚至占据了统治位置。
日本的封建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影响下，出现了衰落的危机，特别是在1854年实行开国和1858年签订了《安政五国通商条约》之后，外贸的快速发展更是刺激、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以及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这些都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同时也因此受到了封建生产关系的代表者幕府、各藩大名的共同抵制。
幕府使用了很多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手段，不但打击了商人和工场主，就连众多的农民也受到了牵连。他们不允许出口商品生产，市场因此出现了局面混乱、物价飞升的情况。由于物价飞升，很多下级武士因此而破产，这就引起了他们对幕府的强烈不满。物价在开港之后连年飙升，就连贡赋和租税也不断增加，加上农业欠收和饥荒的同时来临，使广大人民陷入了贫困破产的噩梦，这就使得人们的斗争情绪不断高涨，而人民的反封建，反幕府的起义也在日本各地迅猛发展。
在1860年以后的起义，无论在规模上还是频繁程度上，都可以说是空前的。这些农民起义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德川幕府将军，人们说他是所有灾难的根源。很多的起义队伍在幕府征伐长州藩时，都打出了反对德川将军、反对“征长战争”的口号。还有一些农民在起义的时候，甚至提出了村政民主化的口号，并使用武力摧毁了地方政府和代表政权的监狱，他们释放了囚犯，焚毁了很多文书档案。这些人反对政府以及一切地方上的政权，他们要求社会给予他们平等权利和地位，在政治上他们要求得到政治民主，在经济上他们希望可以得到种植和经营的自由，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还提出建立世界“第一等国家”的思想。
在农民起义的队伍中，有一些出身豪农豪商阶层的人，他们同样也希望得到身份的平等和生产、经营的自由，而且这些人往往成为起义的领导者。豪农豪商阶层的人在倒幕维新的过程里，扮演着倒幕派和下层人###动之间沟通协调的角色，这些人里有一些自己就是倒幕派志士，有些和倒幕派有着密切的联系。
就在农民和市民起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时候，日本的社会上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强烈批判封建主义的进步思潮，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思想家。这些思想家对封建的幕府体制和封建主义的思想，进行了深刻地披露和无情地批判。另外，还有一批有见识的改革家也在此时出现，这些人反对幕藩体制，他们直接投身到了改革的斗争中。
总的来说，幕藩体制到了19世纪中叶幕府末期时，经济和政治都已经是摇摇欲坠，脆弱至极，当时的日本社会就像一个已经冒着滚滚黑烟、即将爆发的活火山，一旦时机到了，那蓄积已久的能毁灭一切的能量将会全面释放出来。
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日本经历了两个世纪的“锁国”时期，就在这20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各地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英国、法国、美国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40—50年代时，就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些国家为了开拓更广阔的世界市场，寻找原料产地，纷纷向东方殖民扩张的同时，日本成为了他们选定的其中一个目标。而首先与之交锋的就是美国。
相比其他国家，美国这个向来讲究战略的国家，在经过了一番充分的准备之后，终于出手了。日本人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日子，1853年7月8日，美国东印度舰队进入了江户湾浦贺海面。美国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求日本“开国”。日本方面对美国的武力的威胁，心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幕府就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被迫服从，并约定翌年春天时答复他们的要求。
这一连串事件将日本的政治局面搅乱，日本社会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一向独断专行的幕府在内忧外患之际显然是阵脚大乱，不但给从来没有权力询问国事的天皇朝廷做了报告，甚至还把美国的国书传示给各大名诸侯，并允许各个级别的武士自由上书，贡献力量和计谋。
一直等待答复的美国海军，在1854年3月8日，和日本在神奈川开始了谈判。虽然，日本政府十分清楚如果开国就会危及其统治的幕府，但是迫于美国的压力，还是在3月3日和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
在美国条约签订之后，英国、俄国、荷兰等国纷纷效仿美国，和日本签订了内容相同的条约，日本被迫开国，锁国的体制从此崩溃。
日本开始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日本的民族危机急速加剧。
日本在内外危机的情况下，日本封建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在中下级的武士阶层中，出现了一股要求改革的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