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官场迷信实录-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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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得知上党之役失败的消息,十分惊恼,躺在床上,反省此役自己之错误。躺了半日,阎忽然找到了败因,他急唤随他半生的侍从张逢吉,问道:“我下令彭毓斌率部前往长治救援时,是不是有一大群乌鸦在院里树上大叫?”
张逢吉不明白阎的话之意,遂想了想说:“好像是有。”
阎用肯定的语气说:“我是没记错的,当时乌鸦乱叫着。乌鸦是祸鸟。常言说,‘乌鸦叫祸’,‘乌鸦叫,棺材到’。”言罢,阎跌足捶胸道:“我好糊涂哇,成群的乌鸦在我院的树上那么乱叫,我还派彭毓斌率兵去救援,没有救出史泽波不说,连增援的2万人都送给了共产党,我好糊涂哇!”阎说着,又想到他那损失的军队,心疼得打起了自己的嘴巴。
阎锡山为自己写挽联
国共两党谈判破裂后,内战遂起,到了1949年初,国民党败局已定,太原已面临解放。1月中旬的一天,阎锡山接待了几名来太原的外国记者。事先他让人在桌上摆了几个小瓶瓶,阎对外国记者说是毒药,他拍胸道:“我阎伯川誓与太原共存亡。太原不守,我喝下这些毒药自杀!”
外国记者对此纷纷拍照,并在国内外发消息。
3月,战争已神速地由太原外围进展到太原市郊附近。阎终日神不守舍,坐卧不宁,暴躁不安,手内常拿一根木棍,不论亲信和部属,见人就想打,见人就想骂,除了关心机场安全外,其他事件,一律不愿多过问——此为阎3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
阎见大势已去,却又不愿落下逃跑的名声,就让安排在南京政府内的贾景德,求代总统李宗仁发来一电。电文也是阎拟好的,为:
和平使节定于月杪飞平,党国大事,诸待我公前来商决,敬请迅速命驾,如需飞机,请即电示,以便迎迓,宗仁,俭印(3月28日)。
李宗仁还真按阎之意发了电报,阎即将这电报念与高级将领,而后乘飞机逃离太原。是年6月,阎锡山就任了流亡广州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国防部长。12月,阎和陈立夫、朱家骅等14人由成都起飞前往广州,由于阎锡山带了几十箱金条、银元,飞机超重,只得又返回成都机场,阎把随从赶下了飞机,金银仍带走了。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由于陈立夫等告阎“丢人不丢财”且财的来路不明,蒋不再信任阎,阎见蒋冷落自己,遂向蒋交了辞呈,至此,阎结束了其政治生涯和军事生涯。阎抵台半年后,隐居于阳明山公馆里九邻81号菁山草庐。1960年5月23日,阎死于台湾。其家属遵照阎的遗嘱,将阎生前写的自挽联分贴其指示处。联文为:
避避避,断断断,化化化,是三餐功夫;
勉勉勉,续续续,通通通,为一等事功。
横联为:“朽嗔化欲”。其另一副联文为:
摆脱开,摆脱开,粘染上洗干净很不易;
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来甚为难。
阎终年78岁,葬于阳明山之七星山。
戴季陶忌讳“十三”和看破红尘(1)
戴季陶,名良弼,又名传贤,字季陶,别号天仇。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公元1891年1月6日)生,祖籍浙江,其先人入川经商,遂定居于广汉。
戴幼时读私塾,后考取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和四川客籍学堂高等科。1905年秋,转赴日本,于东京师范学校留学,两年后升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任该校留日中国学生同学会会长。
1909年,戴由日本回国,先后担任了《中国日报》、《天铎报》主编,因发表言论激越的抨击清廷腐败的文章,遭到通缉而流亡日本,不久又转赴南洋槟榔屿,任《光华报》主编,并于此加入了同盟会。
辛亥革命的当年,戴回到上海,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晋见了孙中山。袁世凯篡权称帝,戴以“天仇”的笔名,著文揭露袁之劣迹。1912年9月,孙中山受任督办全国铁路,戴任孙中山秘书。自此于孙先生身边工作,随孙先生奔走筹备“讨袁”。并曾衔孙先生之命,赴上海、南京等地进行反袁的军事联络行动。及至“二次革命”失败,戴再次流亡日本。于日本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1916年,孙中山返回上海,戴亦相随。翌年,孙中山在广州设立护法政府,戴被任命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又兼任了大元帅府秘书长。当孙中山在西南军阀压迫下辞去大元帅职后,戴与孙中山一同到了上海。这期间,他与张静江多有交往。
“五四”运动间,戴以工人运动同情者的姿态,发表了不少文章,时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与共产党及共产党要人陈独秀等往来,且与陈独秀关系极为密切。陈对戴心仪已久,戴对这位《新青年》的战将也是英雄好汉相惜,在上海的那段时光可以说是朝夕相处,因为两家人住在一起,是前楼后楼紧挨着住的邻居。1920年,陈独秀提议在上海建立上海共产党小组,戴是陈提出的几个重要人物之一。建党要有个党纲,于是大家把这事就交戴季陶负责起草。党纲也是边讨论边修改边起草。戴季陶起草完《中国共产党党纲》后一细读,发现内中有一条是“共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戴读后倒吸一口气,独自关门垂泪,内心十分痛苦,他总算明白,共产党与他心目中设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紧接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决定以戴季陶的住址为团址,对外挂“外国语学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是准共产党小组,所以,戴季陶的家实际上也是共产党小组所在地。与此同时,由陈独秀组织策划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到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已经具备雏形。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正式成立是在1920年6月间,并明确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共产党组织。那天,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邵力子等人在陈独秀家开会,商量名正言顺地扯起共产党的旗帜,戴季陶有事晚了一步,当他推门进来,这些人已经将组织共产党的事做得水落石出了,他要做的事就是点头同意。他说,他不能参加,只要孙中山在世一天,他就绝不可能参加其他的政党。大家本来以为谁不参加都有可能,唯有戴季陶不可能不参加,见戴竟然也是好龙的叶公,气氛顿时凝结压抑。
上海共产党成立了,这使戴季陶感到害怕,他一个人就在编辑部关起门来,大哭了一场,这是因为戴季陶在表示不参加后,遭到了大家的严厉批评。
戴也主张社会主义,但他认为社会主义中国古来有之,说中国人是从古以来就有平和、互助精神的,中国古代人的理想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家族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必走俄国的十月革命之路,也就在这期间,戴与蒋介石、陈果夫相熟,并和蒋、陈及张静江等人合伙设立了“恒泰”号,成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翌年,证券交易事业因资金和信用危机宣告失败。时孙中山仍意欲恢复广东,遂命戴入川对川军各部进行联络工作。戴乘船由上海驶往重庆,舟抵宜昌时,川中第一、第二军大战将起,戴闻知,如冷水浇头,自思公私前途,均无半点光明,便趁夜投江自杀,意欲了此一生,幸亏被渔人救起,方免不测。经此打击,戴对人生仕途,始觉淡漠,便开始信佛了。
戴季陶忌讳“十三”和看破红尘(2)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戴于先生病榻前得见先生签署的遗嘱。先生逝世后,戴便以国民党###和继承孙先生思想的理论家自居了。
戴与蒋介石于日本相识,二人一见如故,情投意合,极其笃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戴一直充任考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等高官显爵之位。从1931年起,戴多次主持全国高等考试,并主持制定和修订考试法规。其中有“高等考试”、“普通考试”、“特种考试”,录取了不少国家栋梁之才。然蒋氏之用人之道是任人唯亲,因而,经戴考试所录取的人才,蒋氏起用提拔的寥寥。
戴平日长袍马褂,读古书,行古礼,然其却忌讳西人迷信的不吉利的“13”。此话从何说起呢?原来,在抗战前两年蒋介石破夔门入四川,戴也因此常至成都,后戴动念要在成都购买一所公馆。便找到了原刘文辉的副军长后任省参议会议长的向传义(育仁),戴与向交称莫逆。时向的家住少城槐树街,戴买公馆的首要条件,就是地址必须与向宅邻近。向传义很快即为戴在吉祥街觅得了一所中式结构的平房,地势宽敞,工料坚实,街名亦颇受听,尤为难得的是此处恰与槐树街向宅靠背,戴看后极为满意,当即买了下来。
不意此房门牌编为13号,这又使戴大为不快。因为西方国家尤其是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多把“13”这个数字视为不祥。但房子业经买定,万无弃置之理,最后决定废除13号牌,改以新1号门牌代之。
西方社会忌讳“13”这个数字。而在中国,“13”却是个吉祥数字。据《隋书》、《唐书》记载,皇帝临朝的时候,所穿朝服与大臣相同,区别之处在于皇帝的金带上有13环,以示尊贵。汉武帝将全国分为13郡,元明沿袭这一制度,一共设13省。于是民间口语“十三省”便成了全国的同义语。艺术方面与“13”有关的也很多。“十三弦”指的是筝,“十三徽”指的是琴。戏曲鼓词皮簧等唱词13个韵部称为“十三辙”。清同治、光绪年间京剧昆腔著名艺人程长庚、张二奎等13人被誉为“同光十三绝”。此外,各地还有与“13”有关的轶闻趣事。陕西关中地区在举办喜庆宴席时,在上正菜之前先上5个肉碟子,4个菜碟子,4个干果碟子,称“十三花碟子”,喻喜庆吉祥之意。河南宝丰县的马街,每年农历正月十三,聚集鄂、皖、鲁、冀、豫等省民间说唱艺人亮艺卖书。旧时北京人爱养鸟,所饲养的百灵、画眉等仿其他鸟的叫声,最多的“叫口”为十三套。北京百年老店同仁堂制造的安宫牛黄丸、苏合香丸、至宝丹、紫雪散等13种中成药,誉满神州,号称“十三太保”。
闲话不讲,话转回头。戴季陶本来对国民党的政权寄与深切希望,然蒋介石在发迹后,其独揽党政军之大权,颐指气使,独断专行,不可一世。对戴这样的国民党###,“数典忘祖”,若隐若离,渐趋冷淡。蒋氏的许多机密,戴均不得参与。戴对国民党颇多贡献,然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历次易人,均与之无缘。南京政府选举总统时,虽然候选人中有他的名字,然不过是个摆设,凑凑数而已。戴的境遇,逐使他心寒,这些内情,均鲜为人知。
戴在仕途上的不快,使他更虔信佛教,他几乎每日参禅,念经,并加入了居士林。戴尤其崇拜谭嗣同,因谭嗣同亦虔诚佛教。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大义凛然,谓众人道:“我不入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