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界往事系列:前清秘史(下部)-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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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修理我们怎么办？”（《小腆纪年》卷三）最后，他们想出的主意是，动员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去说服皇帝不必放弃关外土地，只要吴三桂回来就可以打败李自成。
就这样，一直拖到三月六日，皇帝方才下定决心召吴三桂入卫。这一天，李自成已经来到距离北京三百里左右的宣化。宁远距离北京八百里，山海关距离北京六百里。宣化、居庸关一线的明军必须能够坚守城池，有效迟滞李自成的行军速度，吴三桂才有可能赶到他的前面到达北京。
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宣化总兵张承胤和监军太监杜勋已经决定投降，只有巡抚朱之冯决意坚守。杜勋前去劝告巡抚不必作无谓的牺牲。巡抚指着杜勋的鼻子骂道：“皇帝如此信任你，你却通敌背叛。你还有什么脸面去见皇帝？”史书记载说：杜勋“笑而去”。当李自成大军来到城下时，这位巡抚下令开炮。所有士兵“默无应者”。他自己动手准备点火放炮，却被人在后面拉住了手。巡抚仰天大哭，南向叩头，给皇帝写遗书，建议皇帝“收人心，励士节”，遂自缢而死。（《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一，朱之冯。）
数日后，居庸关守军亦开城投降。
根据帝国惯例和皇帝的命令，吴三桂放弃关外土地西向入援时，需要把山海关外宁远一线的五十万人民迁入关内，这可不是一个小工程。吴三桂选数千精兵随自己殿后，于三月十六日，护送那扶老携幼的五十万百姓迁移进了山海关。随后，向北京进发。如此算来，他的入援速度应该算是够快的了。
三月二十日，到达丰润时，吴三桂接到报告，北京已经陷落，昨日凌晨崇祯皇帝自杀殉国。就此，吴三桂无君可忠、无国可守，立即变成了一只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之犬。他返回山海关，注视着情势的发展。
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马上命令吴三桂过去的战友、如今献出了居庸关的前大明总兵唐通携带四万两白银，还有牛金星起草、吴襄照抄的所谓亲笔信，前去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吴三桂收下了银两，表示愿意接受招降。随后，将山海关防务移交给唐通，自己率兵离开山海关，准备进京去见李自成。结果，走到永平即今日河北省卢龙县时，得到了关于自己的最新消息，他的家产已经被查抄，他的父亲被拘押拷掠钱财，他的爱妾陈圆圆被人霸占。
吴三桂大怒，拔剑击案，怒吼曰：“逆贼如此无礼！我吴三桂堂堂大丈夫，岂肯降此狗子，受万世唾骂！”随即，他再次率军东返，向唐通突然发起攻击，一举夺占山海关。
同时，吴三桂以给父亲回信的名义，正式向李自成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在信中，吴三桂大义凛然慷慨陈词，其中的一些名句，堪称我国古代官样文章之经典。譬如：“父既不能为忠臣，儿安能做孝子？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并发表了声讨李自成的檄文。其中有一句模仿骆宾王《讨武曌檄》中的名句：“请观今日之域中，仍是朱家之正统。”
李自成遂决定亲率大军###。
就这样，历史在一个小小的拐点处轻轻一转，从此，一切都变得全然不同了。吴三桂可能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一转，给中国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影响与全新的格局。
一片石（5）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遵循的是实力加暴力原则。被推翻或强力打断的帝制正统，必须由那种有实力、有能力、又能编造出天命所归之神话的强人以暴力来接续。这是中国政治与中国人真正不幸之所在，却也是中国历史的真实景象。因此，此时的吴三桂是投降李自成，还是投降多尔衮，或者先拥戴一个朱家皇室子孙为号召、等到拿下天下后再换成自己，再或者索性他自己称王、称霸、称帝，至少在理论上讲，已经均无不可。就看他的本钱、本事和运气如何了。
——时值而立之年的吴三桂有本钱，不大，可也不算特别小，那就是他所统帅的四万关宁铁骑。关于关宁铁骑的人数，有许多种说法，有万人以下说，有四万人说，有六万人说，有十万人说。还有一种说法最玄，说是有五十万关宁铁骑，这可能是按照军户数，把男女老幼病残孕都加上了得出来的数字。实际上，可能有四万作战部队，再加上一些后勤保障闲杂人等。这已然不算少了。翻翻史书，中国历史上，有百八十个破人拥戴就敢称王称霸、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的烂人，为数可是不少。
——吴三桂有本事，不小，可也不算特别大。这从他的结局里可以看出——年届六十起兵造反，最后身败名裂在二十岁的康熙小皇帝手中。平心而论，伴君如伴虎，没有人不怕那些有权势者特别是帝王们的翻脸无情，“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本来就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吴三桂能够“冲冠一怒为红颜”，能够不甘心受人摆布，在六十岁了还要勉力放手一搏，应该说，算是条血性汉子。做这些事情时，他是否有、有多少为天下苍生考虑的因素，颇值得怀疑。私心与公义，情欲与理性，对于他似乎始终是个问题。他长于战阵，短于庙堂，显然不是个经天纬地的大才。总体上看，此人缺少政治上的器量格局，心胸眼光、谋略素养等都显得不那么大气，似乎就是一个威风八面的大将军或者乱世之中割据一方的军阀的材料。
——他的运气不坏，可也不算特别好。生逢乱世，偏偏那些有大才干的人被一一淘汰出局，令他们用心血才华加上国家大把真金白银锤炼出来的大军，稳稳当当地落到他的手里。被逼得不但保不住心爱的女人，连自家的脑袋都快保不住时，偏偏又碰到多尔衮正带着大军往山海关走，本想效仿申包胥哭秦廷，在成就一番复国大业的同时，顺便吐出堵在胸口的那一口恶气，偏偏形格势禁之中，那多尔衮又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弄得他只能乖乖就范，顺着人家划出的道儿往前走。好不容易刀头舔血、坐稳了云南王的宝座，偏偏那不依不饶十九岁的康熙小皇帝又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数得着的有为之君……
应该说，和多尔衮、康熙比起来，甚至和李自成比起来，这吴三桂也只能算得上是个二流人物。九泉之下有灵，吴三桂大约很难不发出“既生瑜，何生亮”之感慨。
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吴三桂于三月二十九日派人前去向多尔衮借兵。
当此时，仿佛上天特别眷顾吴三桂和大清朝一般，正当李自成的大军逼近山海关之际，多尔衮率领倾国之军也正行进在通往山海关的大路上。我们将会看到，在未来的岁月里，多尔衮的政治军事才华被他淋漓尽致地发挥到了极点。
在中国历史上，多尔衮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七年左右，但是，就是在这短短七年时间里，在他手上，完成了中国历史一次天翻地覆的大变动。
如果以能在极短时间内，对瞬息万变的局势作出准确无误的判断，有如神助般抓住转瞬即逝的时机，以霹雳手段准确而完整地建立起对一块广大而陌生土地的有效控制和管理为标准来衡量，再以区区七年这一时段计算的话，在广大的中国土地和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除了汉高祖刘邦，还很少有什么其他人能够像多尔衮做的那样出色。
西楚霸王项羽曾经在近八年时间里纵横天下，所向无敌，但也仅仅限于他那匹战马驰骋所及的范围之内而已。在八年之内，没有什么人能够像项羽那样武功卓绝，辉煌耀眼。但他却从来没有能够在更广大的全国范围内建立起长久的秩序。
一片石（6）
多尔衮却做到了，做得干净利索。
应该说，这是明、清、农民军三方多年博弈所形成的大势使然，但多尔衮本人的素质决然是不可以忽略的因素。他的学习能力，他的判断能力，他的随机应变能力，他的意志力，他的执行力，他的洞察力，全部称得上超一流。使他所做的所有工作中，有相当一部分可圈可点，令人叹为观止。却也还有一部分，则罪恶累累，令人发指。使后世的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就不愿意正眼打量他。
本来，大清朝将大明帝国视为最重要的敌人而长期对峙。皇太极在世时，曾经试图与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建立联系，以便联手对付大明帝国。福临继位，多尔衮摄政之后，在公元1644年即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多尔衮曾经派专人携带一封以大清皇帝名义写的信，前去寻找农民军首领，希望同心协力，并取中原，共享富贵云云。当时，多尔衮们甚至不知道这封信应该写给谁。（《明清史料》丙编，《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
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自杀，李自成开进北京时，多尔衮正在全力对付豪格。
四月初一日，将豪格废为庶人后。他们已经知道吴三桂撤离宁远，多尔衮立即开始着手准备对大明的新一轮进攻。
四月初四日，在盖县温泉疗养院养病的大学士范文程星夜赶回沈阳，并上书多尔衮，指出大局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成就大业在此时，贻误良机、痛悔莫及也在此时，简捷明快地为在黑暗中摸索的满清王公贝勒们指明了方向——
当时，李自成攻取北京的消息尚未传来。范文程便告诉他们，大清虽然是与大明争天下，但以当前形势判断，应该立即实行工作重心的转移，未来的主要敌人是农民军。
在政治方略上，范文程建议他们，过去烧杀抢掠、唯金帛子女是图的做法，让人觉得胸无大志，大明的臣民不可能真心归附。必须改变已往的这种做法，严明纪律，秋毫无犯，官仍其职，民安其业，录用贤能，抚恤孤苦，由此，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矣。
在指导思想上，范文程郑重警告他们，自古以来，没有嗜杀而得天下者。要是只想在东北地区称王称霸就算了，要想拿下中华大地，就非安百姓不可！（《清史稿》列传十九，范文程。）
当时，几乎所有满清王公大臣们还都一片懵诧诧，没有人能够意识到范文程这些忠告的重要与及时。然而，史家评论说：“多尔衮深纳之。”就是说，他听进去，照着办，征江南之前也基本上做到了。于是，大明朝就变成了大清朝。明清史学者孟森先生认为，范文程的这个建言，“于清之开国，关系甚巨”。而多尔衮的“明达足以听纳正论”，则是他侥天之幸，成其大功的重要原因（孟森《明清史讲义》）。
多尔衮紧急发布军令，命国中“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全部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二年四月庚辰。）
四月七日，举行誓师大会，多尔衮以大将军名义率军出征。意图取吴三桂撤离后的宁远，然后攻打山海关。
四月九日，大军开出沈阳。满、蒙、汉八旗共计十八万人。
多尔衮倾全国之众，真的是只有区区十八万兵马啊！
有学者统计，大清朝入主中原四年后，即顺治五年，满、蒙、汉八旗男丁总数为346931人。其中，汉军八旗男丁为262816人，蒙古八旗男丁为28785人，满洲八旗男丁为55330人。（安双城《顺康雍三朝八旗丁额浅析》，《历史档案》1983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