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1949-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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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十日二十一时半
城内守军25万人，围城部队6个纵队（还有5纵）加特种兵为35万人，林彪已称夺取北平“有绝对把握”。还有从新保安和张家口赶来的华北6个纵队，再加上打下天津后赶来的那些一身硝烟的“东北虎”呢。
杨罗耿杨李吴莫胡欧李：①
为了打击北平守敌的战斗信心，盼你们各释放一部老弱俘虏，经宣传后放到北平城内去，使敌知道你们的部队也由张家口新保安赶到了北平附近。
林
卅日十三时
兵战未开，心战打响，让这些散俘、难兵进到北平城里，再进到敌人心里，把那军心士气愈发打得没了脾气。
兵战，心战，枪杆子，嘴巴子，林彪信手拈来般把一切摆弄得井井有条，丝丝入扣。
但关键还是枪杆子，是拿下敌人的枪杆子。有强大的枪杆子，准备得又充分，仗打得好，就能达成孙子兵法中所说的战争的最高意境——不战而屈人之兵。
从江西到陕北，红军一路跑出两万五千里，跑了一年又两个月，30万人跑剩3万人，跑得筋疲力尽，跑得上气不接下气。那时节，你转过头，对追兵说，来，坐下，咱们谈谈，别打了。世界上有这等事儿吗？想都不用想。
翟文清老人说：
打北平，我们3纵担任主攻，从东南方向攻击。3纵在马驹桥、通县、南苑一带，我们7师在南苑、旧宫、营海庄、鹿圈布防，就是练兵，针对北平练兵。爬城墙，爬梯子，送炸药，打巷战，那兵练得劲头足呀。北平是文化古都，华北最大城市，打北平光荣呀。打四平，打义县，打锦州，我们3纵攻城多，有经验。3纵是主力，7师是主力的主力，打北平得抢头功、露大脸才行。
正练着，上级说傅作义起义了，北平和平解放了。不打了，当然是好事，可人家1纵、2纵在天津打上了，就觉得来北平吃亏了。上级说，把劲都攒着，南下打白崇禧去。
上边谈判，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谈妥了才传达下来——提前知道了容易松劲。
郑需凡老人说：
我们侦察科和侦察队的任务，就是为首长提供各种情报。
北平城南有许多小砖窑，天未亮前到那儿，天亮后用望远镜观察，把城墙上那砖头从上往下一块块数下来，计算出高度。还得实地去看，看高度，看厚度。那城砖有好几种，尺寸都不一样，都搞清楚，报告解方副军长，如何炸开城墙，打开突破口，他就有数了。那人那脑袋，可不是一般的脑袋，精灵呀，不然能当志愿军参谋长吗？
天津粮多，北平弹药多，城里又不像农村，一年存粮都放在家里。听信国民党反动宣传，许多有钱人都往北平跑，这一点和长春一样，但还没到饿死人的地步。菜比粮还缺。敌人先是一律不准出城，后来跟长春一样，许出不许进，我们进城却挺方便。扛两捆大葱，装成卖菜的，见哨兵给两根，见当官的多给几根，比通行证还管用。我哥哥在北平当医生，进城去找他，城里他熟悉，帮我不少忙。
从突破口到攻击顶点，沿途街道、胡同、敌人工事、设防情况，有多少可用来阻击我们的高大坚固建筑物，都得吃在心里，标定出来。这个容易，一看就懂。但光看地图不行，得去现地，腿到眼到。城市变化，与地图不大一样，有的甚至大不一样。
最难标定的是文物。我一个土八路，只念几年书，过去连“文物”两个字都没听说过，一下子让我进城去鉴定文物，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那也得努力完成任务呀。上级三令五申，凡是文物，必须标定清楚，不能有一发炮弹打错地方。反正看到那种古色古香的，特别是有绿色、黄色琉璃瓦的建筑，就算一个，宁肯多点，不能漏掉。
最可恨的是许多重要文物建筑成了兵营，甚至弹药库。像景山公园，国民党在那里部署一个野炮团，成了炮阵地，还有个挺大的弹药库。那要是爆炸了，故宫还有个好吗？敌人就是冲着那文物来的，你怕什么，他偏来什么，让你投鼠忌器。
颐和园不在我们纵队攻击区域，万寿山上挖了战壕，昆明湖边架起大炮，成了敌人的重要据点。
我们一边侦察，一边在心里骂：傅作义这小子坏透了，抓住他绝不能轻饶了！
别看北平没打上，那劲头和心思可费大了。
第七章 （二）最痛苦的人是谁？
中南海居仁堂，傅作义双手插在背后棉裤腰里，两眼无光，神情呆滞，脑子里一会儿像灌满了铅，一会儿又一片空白。
被战争打掉了乌纱帽的杜建时，无官一身“轻”地终于可以倒头酣睡了。还在履行华北“剿总”总司令职责的傅作义，还在熬着没有睡意、没有食欲的焦头烂额的度日如年的日子。
自35军被围新保安后，平津地区最痛苦、也最矛盾的人，就非他莫属了。
11月7日，傅作义秘密致电毛泽东，说了许多言不由衷的话，并请中共派员来北平会商，绝非兴之所至，心血来潮——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辽沈战役，烽烟已息，国共两党已经失衡。问题不在于双方兵力多少这种简单的数量对比，而在于一个急剧地没落下去，一个正如日东升，而上升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既然这天下迟早都是共产党的，那他何不及早主动示好，为日后留一手呢？反正也不用掏什么本钱，嘴巴子功夫，轻车熟路的。
这可不是他独来独往，在平津另搞一套，而是有着南京的大气候、大背景。
到了12月，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以及河南、湖南等省参议会，先后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战求和，并暗示非蒋下野不能谈和。蒋总统下野，那不就是李宗仁副总统主持了吗？就算老蒋不下野，与共产党和谈也是大势所趋了。
12月19日第一次谈判，傅作义要求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两军后撤，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平津张塘问题，他在适当时机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他参加联合政府，其军队交由联合政府指挥；谈判期间，将被围在新保安的35军放回北平，解放军放弃对南苑机场的控制。
对这些以及后来那些同样煞费苦心的要求、条件，共产党干脆利落得只有一个字：不！
其实，傅作义早就该明白了：能战方能和，谈判桌从来就是强者的舞台。
而当天津城破后，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只需应个“是”就行了。
讨价还价，得有本钱才行。
傅作义是想和共产党一搏的。
辽沈战役期间，他把妻子、孩子送去重庆，应是证明。
无论与国民党有多少矛盾，他都是国民党的三星上将，与蒋介石大方向一致。
一切都建立在林彪进关的时间上，那就是明年春暖花开的那个季节。半年时间，或战或和，或守或走，或西或南，都可从容应付。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着急，慢慢来。调兵遣将，整军备战，他必须全力以赴，打好明春这场大战。和也是为了战，能战方能和。不能战而言和，那就是降了。
在天津城破之前，即便战是为了和，为讨价还价，和得体面，他又何曾这样想过呀？
而1947年夺占张家口后，他通电全国，说了什么？——如共产党能胜利，他甘愿为其执鞭。
35军被歼，让他五雷轰顶，五内俱焚。女儿傅冬菊问他：你还想像当年守涿州那样守北平？他不耐烦地道：提涿州干什么？
提什么他都烦，这世界就没有不让他不烦的事，可那心里服吗？
从一个穷孩子，到三星上将、“剿总”总司令、“华北王”，在那种风云诡谲、纷乱动荡的年代，他什么阵势没见过，什么风浪没闯过？当年守涿州，有谁不认定他是完蛋了，没指望了？大悲大喜，大难大福，他若是个轻易认输的人，还会有今天吗？
而今，天津完蛋了，他还有什么指望？
之前，他曾问过安春山：你说说，我们为什么而战？
五原会战前，他召集35军团以上军官会议，问大家这一仗能不能打。
大都说不能打。有的说35军是最早参加抗战的部队，7年间伤亡过半，一些连已经打光了，有的营就剩下6个人，再打咱35军就打绝根了。有的说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打日本应该大家来打，后方许多部队至今没打过仗，轮班也该轮到他们了。
93团团长安春山、副长官部参谋靳书科和新31师参谋主任宋海朝，是最坚决的主战派。他们说我们要打，因为我们是军人，守土有责；我们能打，因为土地、政权、人民是我们的，老百姓拥护我们，有天时地利人和。
自长城抗战始，群众给带路、送饭、抬伤员，所到之处受到支援、拥戴。伤员换上便衣留在老乡家养伤，敌人来了，大娘说这是我儿子，大嫂说这是我男人。百灵庙大捷后，举国振奋，万众欢腾，各地祝贺、慰问电如雪片飞来。上海、天津、北平、西安、武汉、南京、成都等地人民代表和青年学生，携带慰问品和捐款的，来做战地服务的，相继于途。
而今，人民都哪里去了？
军事失败，可以重整旗鼓再来。政治腐败，那就是从根上烂了。
居仁堂“剿总”办公室，傅作义在地上来回踱步，插在背后裤腰里的双手，一会儿拔出来，一会儿又插进去。
他停住脚步，望着“剿总”参谋长李世杰：和谈是不是投降？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咱们过去的历史就完了吗？
李世杰自然是有问必答的：和谈是革命，不等于投降。我们应当讲革命道德，不应当讲封建道德，汤伐桀，武王伐纣，自古称道，不伤道德。历史有应当保留的，也有不应当保留的，不应保留的，用不着可惜。
这回答无疑应得100分，傅作义却好像总是不满意，一个问题三番五次地提出来，有时问完李世杰，还要问别人。
和谈不是投降，是革命，那不就是临阵倒戈，为共产党“执鞭”了吗？那忠义、气节呢？这“华北王”毕竟是蒋介石给的，他对得起蒋介石吗？当年守涿州，96天后弹尽粮绝，军民饿毙无数，剩下的也没几天活头了，他毅然举起白旗出城了。他战败了，投降了，可他才是涿州之战的强者，令对手胆寒的英雄。而今呢？
还有这“华北王”的荣华富贵呢？他在黄河边上出生，靠父亲背人过河维持生计，把他养大。以这等贫寒子弟，能有今天，他容易吗？一旦失去，能甘心吗？
还有，察绥军会唯命是从，中央军能听他的吗？会不会在城里反起来？蒋介石会不会轰炸北平？会不会派特务暗杀他？远在重庆的妻子、孩子，又会怎样？
心头没底，脑子里一团乱麻。
12月25日，当他从延安广播电台公布的“国人皆曰可杀者”的战犯中，听到“傅作义”3个字时，无论那脑袋是不是轰的一声炸了，这都是使他长时间举棋不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在“杀不杀”、“关不关”渐趋明朗后，脑子里翻腾得最多的，也最让他抓心挠肝的，就是“信不信”、“用不用”了。共产党会信守谈判协定吗？现在是战争时期，他还是“华北王”，起义也好，投降也罢，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