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天血路:太平天国往事-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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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如能偷越蓑衣渡，就会立刻进入湖南境内，江忠源自然要竭力阻止兵火在家乡蔓延。江忠源先向上级提供其精心设计的歼灭战计划，被清军统帅部认为不切合实际而遭到拒绝。清军与太平军血战年余，损兵折将，心里早把太平军当成不可战胜的敌人，对于太平军向湖南的挺进，不过尽人事听天命，消极应付差事，完全不信江忠源可以主动出击，一举全歼太平军。
“最妙敌人渡江去，诸君犹作枕中眠”，湘、桂边境的两万清军，均是久战疲弱，胆战心寒之辈，举措茫然而麻木，如数万行尸走肉。江忠源满腹韬略，奈何手无权柄，数万大军皆不为其所用，只得对着湘水用邵阳话骂一声，“烦操！”
江忠源再到蓑衣渡查探地形，发现时已值初夏，江水暴涨，水势更见湍急，伏击极易成功，一时间雄心万丈，决定甩开清军自己单干。江忠源自永安告病回家，已将其统率的楚勇扩充至八百人，加上听其调唤的刘长佑军，约有千余兵力。楚勇经江忠源调教，技艺精熟、奋勇敢战，虽仅千人，隐隐有数万人之功。江忠源将蓑衣渡沿岸大树伐倒堵塞江流，赶制大量木桩钉入河底，阻断蓑衣渡水路，又将楚勇尽伏于西岸。江忠源兵力甚少，无法顾及东岸，请兵于和春，不许。江忠源心知诸将皆不敢孤军悬于东岸，挡太平军兵锋，于是改请求调拨数百兵勇，由自己统率驻扎东岸，西岸楚勇交弟江忠■统率，和春等人也不许。江忠源又期待猛将张国梁赶到设防东岸，张国梁军却迟迟不至，万般无奈，江忠源只得专心在西岸伏击，心里暗自把和春等人祖宗十八代问候了个遍。
冯云山先其大军查探沿途地形，也发现蓑衣渡附近江流湍急，两岸树木参天，容易被清军伏击，提议步兵于湘水两岸先行开道，其余部队、家眷和辎重则装在舟船内跟进。洪秀全否决了冯云山的提议，认为步兵先行太耗费时间，会延误攻打长沙，决定全军都乘船顺湘水而下。将所有的部队装进没有自卫能力的民船运输，没有岸基步兵和战船的保护，遇到敌人袭击无异于自杀，洪秀全的这项作战方针和二战时苏联人把坦克装在火车上坐待德国人的炮火轰炸一样愚蠢。
咸丰二年四月十八，太平军全军万余人，乘数百条船到达蓑衣渡，被江忠源设下的大树、木桩阻住去路。未及登岸，江忠源督楚勇以火炮袭击船队，炮子、火箭如雨纷下，船队大乱，进又不能，退又不得，自相撞击、沉没、被焚不少，将士溺死、烧死、轰死无数。洪秀全急令步兵登西岸还击，被楚勇一路赶杀，重又压回江中。激战间，先已在全州受伤的南王冯云山又中楚勇一炮，魂归天堂。楚勇阻击太平军长达两昼夜，太平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数千人被歼，辎重粮草全部丧失。江忠源在西岸酣战二日，清军竟无一人赶到增援，东岸空无一人，太平军残部得以从东岸撤退，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
蓑衣渡大战，江忠源以楚勇千人敌太平天国全国之兵，夺船三百艘，太平军军中精锐，来自广西最早的老兄弟，大部被杀。如果江忠源手里有更多的兵，或者和春肯从江忠源计，在东岸也设一伏兵，太平军将全军覆没。太平军本意过蓑衣渡攻打长沙，其时长沙守备空虚，如太平军万人及时杀到，清军势必救援不及，长沙必为太平军所破。故湘军诸统帅均以江忠源“蓑衣渡一战为保全湖南首功”。笔者更以为，蓑衣渡一战，是清廷战胜太平天国，苟延残喘的关键之战，“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如无蓑衣渡之战，长沙陷落，湖南尽入太平军之手，丁忧的曾国藩必不能回乡募勇甚至会为太平军所俘，曾、胡、左、李诸中兴名臣永无出头之日，历史上将不再有湘军这一支武装。太平天国尽收湖南精兵，顺江而下，国无大将，清朝必亡。湘军统帅叙战功，有“润克鄂省，迪克九江，沅克安庆，少泉克苏州，季高克杭州”，曾国荃再克金陵之说，而江忠源保全湖南，于清廷存亡，其功犹在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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喋血蓑衣渡（2）
江忠源在给刘蓉的信里说：
“忠源先据桥头，堵其西窜新宁之陆路；并钉塞河边，断其北窜零陵之水路。请于河东扎营，以为合力进剿之计。时乌都护因伤不起，向军门卧病未来，诸将无所统记，互相推诿。贼来从河东小路窜楚，鏖战两昼夜，夺获贼船三百余只，贼之精悍若无几矣。”
江忠源因以当事人身份，自是对老上司向荣、和春等人推诿避战的情状百般回护，湘军其他将领就没这么客气了。左宗棠在《江忠烈公行状》中如此描述这场惊天大战：
“公令所部于全州下游蓑衣渡伐木作堰，连营西岸力扼之。贼觉来斗，以悍贼护船，更番蝶进，鏖战两昼夜，贼渠冯云山中炮死，悍贼毙者数千，辎重尽丧。公急请统领联营东岸，断贼旁窜，统领犹豫未决，贼果弃船由东岸走道州。”
因和春等拒绝设防东岸，江忠源未获全功，太平军得脱大难，左宗棠对和春等人的责难，于一“果”字尽出。但若当时江忠源一举擒获洪杨，左文襄公大概一辈子只是个不第举子，再也无用武之地矣。
历史学家简又文评蓑衣渡为太平军失败之起点，理由有三：南王殉国，精锐俱歼，长沙保全。首先，冯云山殉国，太平天国失去了唯一一位政治家，杨秀清是军事统帅，石达开等人只是寻常战将，冯云山一死，太平天国在政治上永远处于一个幼稚的水平而无所改进，其在宗教建设、地方政权建设和外交策略等方面均处于一个蛮干而不知策略的低级形态，处处落在曾国藩等人下风；冯云山之死，更使得杨秀清和洪秀全的矛盾难以调和，最终导致天京变乱。冯云山之死，实关大局。
其次，太平天国精锐，金田团营的骨干在蓑衣渡一战遭到毁灭性打击，不得不在湘南大量补充以天地会部队和其他流民，纪律渐弛，战斗力趋弱，导致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简又文先生这个说法遭到许多人的批驳，最有力的批驳来自崔之清先生。崔之清先生认为，湘南补充的部队，战斗力依然很强，纪律也未松弛，湘南的部队在其后的战争中依然战果辉煌。滥收部队应发生在李秀成、陈玉成时代，与蓑衣渡会战无干。崔之清先生论据确凿，但笔者仍以简又文先生的意见为是。湘南补充的部队，由于杨秀清严格约束，纪律确实没有太多的松懈，但湘南的部队均非拜上帝教忠实信徒，极容易产生动摇，骁勇善战却经不起考验。天京变乱后石达开率湘南招收的精锐出走，这些曾经的虎狼之师由于前途不明朗而丧失斗志，一夜之间变成连清军杂牌都打不过的弱旅。湘南之兵，能巧战而不能浪战，因为缺乏信仰，局势恶化则斗志全无。如永安围城，遭敌四倍围攻而士气不减的战例绝不可能发生在湘南兵身上。
最后，太平军因蓑衣渡之败，未能攻取长沙，对其后的战略产生极恶劣的影响，而对于清廷，则是一个巨大的转机。江忠源的楚勇千人，造就清廷首相赛尚阿所督四万大军不可企及的辉煌，为湘省子弟兵打出了名声，再加上湖南经世派书生们一定程度上刻意的吹嘘，成为湖南经世派发迹的起点。这给了朝野上下，尤其是湖南的经世派士人一个启示：既然旧有的绿营兵已糜烂而不堪用，不如打破陈规，另立新军，建立由经世派士人掌握的新式武装。正是蓑衣渡大战，鼓励了曾国藩等人编练湘军，也正是蓑衣渡大战，使得清廷放手湖南士人组建武装，经世派全面辉煌的时期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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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糊的长沙（1）
经蓑衣渡一战，太平军精锐、辎重尽丧，穷蹙已极，不复有攻长沙取湖南之力。太平天国领导层也发生动摇，洪秀全等人几乎起了散伙的念头，幸得杨秀清一力支持局面，鼓舞士气。“官兵追剿。屡屡穷蹙。秀全及群贼皆有散志，独秀清坚忍，多施诡计，笼络群丑，败而复炽。”太平天国首义诸王均非湖南土著，在湖南寸步难行，军行至道州，洪秀全等又议转回广西老巢。太平军如真眷恋乡土，转回广西，必沦为三合会叛军一般器宇狭小的土匪，再不成为割地建号的“天国”了。杨秀清志向极大，此时又力排众议，定下据金陵为本，纷扰南北，占黄河以南，进窥天下的战略决策。“群贼怀土重迁，欲由灌阳而归，仍扰广西。秀清独谓非计曰：‘已骑虎背，岂蓉复有顾恋？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贼情汇纂》）。三国鼎立，始于武侯隆中一对，太平天国割据江南十余年，则始于杨秀清道州决策。杨秀清深谋远虑，战略眼光更远超诸王，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杨秀清道州决策的英明。多年的会党起义，湖南早就是一个火药桶了，太平军把火种撒向湖南，于是燃起熊熊大火。太平军轻取道州，转战江、永，沿途清军抵抗甚微，江忠源曾收买内应，谋内外夹攻，失期未能得逞。湘南三合会起义部队纷纷来投，太平军百倍扩大其实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以至于江忠源嘲讽地说清军应停止尾追，“后路进剿愈急，前路攻陷愈多”（《清史稿·江忠源传》）。太平军仅在道州，就扩军至三万，经江、永、扩军，又得兵两万，入郴州，又招得两三万人。其中能战惯战的将士五万有余，尤其招得矿工数千人，另立土营，专事穴地攻城，攻坚能力大为提高。
湘南新加入的战士，都在三合会的旗帜下与清军交战多年，俱是百战老兵，又多是单身投军，无须扶老携幼，太平军机动力大为提高，并首次拥有对清军兵力优势。太平军分兵驻嘉禾、桂阳、郴州三地，各有兵万余人。和春挥军击溃嘉禾孤军，江忠源也督楚勇袭桂阳，桂阳守军击败江忠源前队，杀把总邢虎臣。江忠源整队再战，戮力向前，又树免死旗。桂阳守军都是新附的天地会部队，对太平天国本就缺乏忠诚，得江忠源免死的承诺，纷纷投降。江忠源攻破桂阳，会同诸军进迫郴州，三面围困。江忠源兵少，但布置得当，太平军一时无力击溃，双方相持月余。
太平军细作探得长沙守军仅两千人，且巡抚张亮基还未到任，城防空虚，遂留下大队继续与江忠源等相持。萧朝贵则选精兵三四千人，经掠安仁、攸县、醴陵，胁裹万人，直奔长沙。长沙城垣年久失修，草潮门朽坏后一直没有重装，洞城不能关，城垛全无，简直就是个不设防的城市。骆秉章率领民工日夜兼程，在太平军抵达前勉强修好城垛，其他就顾不上了。骆秉章估摸着太平天国的将领在起事前都是除了他们本村人外没人知道姓名的乡农，一辈子也不曾进过几回城，于是在其他路段泥捏纸糊，做个样子，虚张声势。萧朝贵前部大将曾水源见到骆秉章督建的工程，几乎笑破了肚子，连忙奏禀天王：“幸此城尚未修整得好，比全州无足为虑。”
长沙多年未遭兵火，居民根本不相信会有叛军打来，一个个悠然自得。有好心人冒死前来通告太平军已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