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课堂:军阀总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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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盟袁世凯
徐世昌父亲早亡，家境贫寒，童年拮据的生活，使他必须寒窗苦读，从而造就了他中庸内敛的性格；袁世凯出身名门望族，从小呼朋唤友，性格慷慨任侠。两人性格迥异、出身不同，他们的不期而遇，不仅改变了各自的人生，也对清末民初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光绪八年（1882年）年底，河南开封在几场北风席卷之后进入了深冬，天地间一片肃杀。腊月初八这天，本该清净的小纸坊街上却忽然热闹起来。这条街上居住的多是普通人家，而今天却突然来了很多衣着体面的人物，他们都是来向徐家兄弟道贺的。这一天是徐老夫人的寿辰，同时也是徐家庆祝两兄弟同榜中举设宴款待的日子。徐老夫人在院里乐得满面春风，对她而言，两个儿子的中举远比自己的寿辰更让她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她多年的劳累没有白费，徐家终于实现了光耀门庭的夙愿。
这年6月，徐世昌和徐世光一起到顺天府应试，随后两人双双中举，“公中一百五十四名，弟世光中七十五名太夫人甚喜”。
徐家兄弟同榜中举的消息很快在乡里传开，名人贤士纷纷前来祝贺。在人群中，有一个二十五岁上下的年轻人格外出众，他就是袁世凯。此时袁世凯已经参军多年，昔日的纨绔子弟早已变成训练有素的官兵，他的到来，让徐世光感到十分光彩。这个时候，袁、徐二人已经是多年的好友，他们的相识，要追溯到三年前。
光绪四年（1878年），袁世凯在河南陈州闲居，创立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专门以文会友，一时间文人雅士云集。第二年（1879年），徐世昌应邀到淮宁县（今河南淮阳，属陈州管辖）担任文职。陈州袁端敏公祠有一个园子，闲暇时候，徐世昌到这里游园，恰逢袁世凯在园中读书。看到徐世昌相貌堂堂，袁世凯觉得此人一定不俗，便殷切地前去攀谈。袁世凯见对方谈吐不凡，而徐世昌也觉得袁世凯见识广博，两人相见恨晚，遂成莫逆之交。正如历史记载：
第5节：
“郡城袁端敏公祠有园，暇往游，适袁世凯慰廷读书园中，见公状貌伟岸，殷勤按晤，纵谈当时之务，惊以为奇，因委心纳交。”
徐世昌早年穷困，险些因凑不足盘缠而无法参加科举。袁世凯见状，多次资助徐世昌。光绪八年（1882年）科考之前，袁世凯送徐世昌百两银子，这才解了徐家的燃眉之急。有人说徐、袁二人的结盟是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实际上，他们的互帮互助早已开始。
徐世昌中举后又参加了两次科考，一次未中，第二次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而弟弟徐世光未中。巧的是，在1882年参加科考之前，徐世昌因为担心落榜，曾到京城前门外的一家庙中求签，签上写有“光前裕后，昌大其门庭”，似乎恰与弟弟科举名次比哥哥靠前，但最终是哥哥把徐家发扬光大相吻合。在这期间，徐世昌与袁世凯的来往日渐频繁，而此时的袁世凯仕途并不得意。￣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徐世昌自被授翰林院编修之后，在京闲居九年。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7月，李鸿章率军抵达平壤，然而，由于军队实力悬殊，清军大败。朝廷上下产生了以李鸿藻、荣禄为主的反对李鸿章的声音。徐世昌一直密切关注时局，甲午战争爆发后，救国心切的徐世昌开始联合各方力量，进行了弹劾李鸿章，支持张之洞、奕䜣的一些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徐世昌曾多次与袁世凯商讨时局，他隐约感到袁世凯或许能担当起拯救清政府的重任，于是时不时向朝廷推荐袁世凯。这一年，袁世凯从朝鲜归国，不久就被派到天津督练新军，而他之所以能以“拔贡生”的身份被朝廷派到天津督练新军，除了他在朝鲜立下的战功卓越之外，徐世昌也功不可没。
而徐世昌人生真正的转折点，是在放弃五品翰林之位投靠袁世凯之后。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刚刚在朝鲜立下战功的袁世凯接替胡燏棻的位置，奉旨到天津小站扩练“定武军”，更名“新建陆军”。这是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首次尝试以西方模式训练军队，小站也因此成了清末第一支近代化编练军队的诞生地，袁世凯早起的盟友也多是在天津小站汇集。
小站位于天津东南七十里，远离城区，周边都是荒蛮之地，人迹罕至，鲜有人知。袁世凯来到小站之后，广募新兵，聘用德国教官，全部采用西方新式武器，参考西方军队编制和操练方法，很快就建立起一支有别于清廷军队的武装力量。这时候，徐世昌在朝中如鱼得水，而袁世凯却抱着绝对的信心，以一纸奏疏把徐世昌调到天津来。
1897年夏天，头戴五品顶戴、身穿藏青朝服的徐世昌在北洋新军官兵的簇拥下来到袁世凯面前，这两个兄弟已经好久不见，袁世凯顾不上寒暄，直接把徐世昌拉进厅内讲起了他对新建陆军的规划。袁世凯神采奕奕地向徐世昌展示自己这两年来的成绩，并和他交流关于兵种设置、训练方法、征兵标准、机构设置、军制改革等方面的想法，此时距离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了两年，看着操场上训练有素的士兵们，两个正当年的男人仿佛看到了清朝的希望。
袁世凯邀请徐世昌加入，起初徐世昌还有些犹豫，但看了小站训练出的精英部队之后，徐世昌果断放弃了在朝中的五品翰林身份，一心一意地投靠到袁世凯麾下，徐、袁二人正式结盟。
第6节：
1897年秋，徐世昌应张之洞之邀请到武昌，先后参观了很多近现代工厂、武备学堂及名胜古迹，大概受到袁世凯的影响，每每与人交谈，总要提及军队改革的问题。年底，张之洞想挽留徐世昌，但徐世昌义无反顾地返回北方，选择在小站和袁世凯一起实现他们的梦想。
徐、袁二人不仅性格互补，在治理军队的才能上也非常合拍。袁世凯偏武，负责统管军队操练，徐世昌则偏文，充当类似军师的角色，“每日治牍外，阅各种操法，演试各种新炮，考校各学堂，仍乘间看书，研求戎略”。
徐世昌到小站后不久，袁世凯因为滥杀无辜及克扣军饷被告发，荣禄和陈奎龙奉旨前来查办。如果袁世凯这时被朝廷撤职，那么他今后的宏图伟略就再也无法施展了。幸亏徐世昌及时出现，在陈奎龙和荣禄之间巧妙周旋，才使袁世凯化解了这场危机。
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徐、袁二人结盟并不是徐世昌投靠袁世凯，而是两人互相依靠、互相扶持，徐世昌通过袁世凯得到了提拔，政治地位不断提高，而袁世凯也因为有了徐世昌，才避免了很多麻烦，袁对徐一直心存感激，以至于袁在企图称帝复辟时，还一度想得到徐世昌的支持。
助袁叛光绪，巧治东三省
1895年春夏交替之际，康有为的一封《上皇帝万言书》在京城上层官僚之间传得沸沸扬扬。当时，甲午中日战争刚刚结束不久，中国的战败以及割地赔款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全国上下沉醉在大国美梦中的人们惊醒。伴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一些有志之士得以接触到更多的西方思想和技术，这使他们产生了求变图强的愿望。在这些有识之士当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希望通过对内的改革，如实行君主立宪、发展实业、改革军事教育、改变社会风气等，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在维新派看来，中华大国已经到了岌岌可危、非变不可的时候，必须采取行动效法西方，才能救亡图存。
这段时间，袁世凯从朝鲜战场归国不久，在北京闲居，之后被任命为督办军务处行走，而徐世昌已经在朝中担任翰林编修这个闲职多年，对康有为的上书行为自然十分关切。
康有为的万言书很快在同僚之间传开了，他对时局分析透彻，言辞恳切，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然而，这封备受关注的奏折却三次被督察等部门拒绝上呈，怎么也递不到皇帝面前。徐、袁二人对康有为的魄力和胆识十分钦佩，帮助康有为通过督办政务处第四次上呈奏书，结果仍旧失败了，不过，通过这次交流，徐、袁二人对康有为的认同感更深了一步。
尽管史料没有记载，但我们仍然可以猜测，徐、袁二人在看了康有为的《上光绪皇帝万言书》之后倍受鼓舞，他们仿佛看到了挽救清朝的希望，以至当康有为成立强学会时，徐、袁二人不仅加入以示支持，还为其四处筹款募捐。
第7节：
然而，募捐归募捐，徐世昌始终认为变法这件事不靠谱。他在朝中九年，深知帝、后矛盾之深，朝廷利益纷争之复杂。光绪势单力薄，以一个光杆皇帝和几个意气书生之力，怎能对抗羽翼丰满、党朋众多的慈禧太后？他认为康有为等人的努力不过是“画人以回天，无可望矣”，他努力克制着内心的激情，也劝说袁世凯不要轻易表明立场。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决定采纳维新派的建议变法图强，而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仅仅持续了一百零三天，最终在慈禧势力的镇压下以失败告终。有人认为，在这其中，袁世凯的叛变是光绪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其实，在袁世凯背后，徐世昌这个军师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光绪颁布《定国是诏》前后，慈禧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准备在是年10月与光绪同去天津阅兵时将其废除。当时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主持练兵，光绪希望得到袁世凯的帮助，曾多次派亲信前去游说。袁世凯正值盛年，意气风发，也曾希望通过一种新的尝试，改变中国被列强瓜分欺凌的命运。他表面答应光绪，在变法当天出兵支持，也曾书信给徐世昌，称“必亡必分之道，必须大变法”——清朝已经到了即将灭亡的时候，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了。
9月14日，光绪召见袁世凯，徐世昌陪同一起回京。18日夜里，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再次劝说袁世凯勤王护驾，袁世凯满口答应。第二天，徐世昌为了探听虚实，亲自到康有为寓所，“相与痛哭以感动之”。9月20日，光绪再次召见袁世凯，这一次，袁世凯似乎已经站在了光绪一边，他言辞恳切地分析了维新派存在的诸多问题，向皇帝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建议。
袁世凯本身性格豪爽，不拘小节，自己本身有意报国，如果没有徐世昌的点拨，袁恐怕也会和康有为、谭嗣同一样丢掉官位甚至性命。徐世昌只比袁世凯大四岁，但比起袁世凯来，他的城府似乎深很多。
尽管徐世昌也深受维新派鼓舞，但他仍能冷静、理性地为袁世凯分析当前的局势：慈禧太后党羽众多，深谙政治斗争之术，未等光绪下诏，京城外肯定早有重兵临城；光绪和康有为即使再有救国热情，也不过是几个不懂政治斗争的书生，和慈禧对抗，简直就是鸡蛋碰石头。你我在朝中多年，最终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救清朝于将亡，救百姓于水火。一旦投靠了光绪阵营，很可能理想没有实现，就先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在徐世昌的劝说下，袁世凯动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