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职者的圣经·职场篇-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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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验的学长告诉她们说其实这是中介和用人单位在联合欺诈学生，中介把学生介绍到用人单位，用人单位提供很艰苦的工作，目的就是利用廉价劳动力。
在采访中，笔者了解到，小李的另一个同学遇到的事更让人气愤，那家公司是月结工资的形式，但是如果做到中途不能继续工作了不仅不给工资还要扣钱，不先交钱就别想拿一分钱工资。最后那同学只好坚持到了月末终于拿到工资五十八元，刚能补贴车费。
真是见过廉价的劳动力，但没见过如此廉价的。
白纸黑字的合同“保护”了谁？
有的同学可能会想到签订兼职合同，那是不是签了合同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呢？不一定！因为中介在签订合同以后会有其他的办法来对学生加以限制。
同学小王就和中介公司签订了劳动协议，但是后来这一纸合同不仅没保护好小王反而成了她的束缚。那是因为小王和中介公司签订的合同是手写的，中介公司让小王做校园代理，每介绍一名学生来中介公司办会员卡，小王将从中提取百分之十的介绍费，但是后来结算工资的时候，百分之十却变成了百分之一，小王拿着合同找中介评理，谁知中介就是不承认。一口咬定合同中字迹潦草的地方就是百分之一。而签订时又没有证明人在场，所以小王只能哑巴吃黄连了。这就是中介公司设置的陷阱条款。这样的情况即使起诉，法院也不一定能作出对小王有利的判决，而且，一个大学生，做点兼职不容易，哪有时间和精力花在诉讼上，万一官司打不赢，还得承担诉讼费用。怎么想都不划算。因此合同最好是打印出来的，一式两份，并且在签订时要有证明人在场。
大学生如何修好兼职这门课？
据学生反应最无奈的要属被中介或用人单位扣押了证件，以至于后来想走都走不了。其实，中介公司和用人单位是没有任何权利扣压学生证件的。另外，正规的公司是不会让应聘者交钱的，不要相信中介或者用人单位所说的介绍费体检费之类，遇见这样的情况，根本不用继续应聘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以上说的是非法中介是怎样欺诈学生的，当然，笔者个人认为，大学生做兼职还是应该鼓励的，不能因此就对兼职望而却步，建议大学生做兼职一定要找信誉好的中介，在求职的时候实地考察中介有没有劳动部门颁发的《职业介绍许可证》和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并且两者缺一不可。采访中，小李向笔者透漏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可以通过学长打听一下这家中介的情况，一般大学高年级的学生要比低年级的学生识别能力强一些，并且他们的同学做兼职的也多，可以通过学长的介绍来找兼职，这就比自己靠广告上的电话号码和中介校园代理的介绍找兼职要可靠得多。
虽然大学生在校期间还是要以学业为主，但是兼职也几乎成了现代大学生的“必修课”，怎样顺利跳过非法中介的各种兼职陷阱，不是笔者在这里三言两语说说就能避免的，更重要的，是大学生在具体实践中把握好尺度，只有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才能在兼职中“财能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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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校外用人单位用学生勤工助学，须向学校学生勤工助学服务组织提出申请，提供法人资格证书副本和相关的证明文件。经审核同意，学校学生勤工助学管理服务组织推荐适合用人单位工作要求的学生参加勤工助学的活动。
中国城市街头的“钓鱼族”（1）
（一）年轻的“钓鱼族”
你可见到在立交桥洞或站或蹲、在车站花园或坐或卧，身前立一小牌，上写“瓦工”、“木工”、“油漆工”或者“电钻工”等的这类人群？他们是城市里露天“钓鱼族”，在等待那些“有钱的鱼”雇佣他们做活，这是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
殷谦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钓鱼族”从年龄上来分，有两个群体，40岁以下为年轻的“钓鱼族”，40岁以上为中、老年的“钓鱼族”。由于两者的经历、面对的实际困难不同，状况也截然不同，殷谦就采访的先后顺序，先来叙述年轻“钓鱼族”的辛酸处境。
“钓鱼族”的愤怒
愤怒之一：城里有些人瞧不起农村人
王毅，男，30岁，在“钓鱼族”的行列中做的是木工。
“我原本是在山东高密老家种地生活的，因为想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而来到青岛。我一来青岛就加入了‘钓鱼族’，等待那些‘有钱的鱼’来雇佣我，但是我这样的想法实在是有点妄想。我们每天带着牌子来，但是雇主不多，活儿少，挣不到几个钱。干活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们农村人受城里人的歧视，有些城里人就是觉得我们带有浓厚的‘小农意识’，对我们指手划脚的，甚至一转身就骂一句‘土包子’，其实我们只是想把活做好，但是城里人对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不放心。”
这位朴实的“钓鱼族”讲到受歧视的问题，眼睛里充满了委屈，在我和他的交谈中，正好走过来了另外一位年龄在25岁左右的年轻人听到了谈话的内容，他气愤地说：“是呀，城里有些人有时太过分了，树要皮，人要脸，我有时真是恨不得把做活的工具砸到他们嘴上。”这些话虽然是有点粗鲁，但是人的尊严是最起码的内心需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倡多年了，城乡歧视现象还这么鲜活的存在，到底是农村人没有素质？还是城里人没有素质？
愤怒之二：装修公司和中介公司的压钱
施浩，男，27岁，初中毕业。
“我起初是在哈尔滨老家做粉刷工，给一间房粉刷两遍才赚2元钱，根本连温饱也满足不了，后来，我加入了哈尔滨失业群体自发组织的一个装修队，可是一天连两个活都接收不了，挣个二三十块钱就是很好的了，我想着哈尔滨的装修市场不景气，就有意到其他城市里闯一闯，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我到了青岛。现在来青岛有五六年的时间了。最初青岛有一家装修公司让我承包了一个活，让交两万元的押金，我找了一大批老乡把活做好了，公司就是挑毛病，不给大家工资，我没办法，自己掏钱还，后来公司解体了，两万元的押金中还有五千块拿不出来，公司说没钱了也不解决，一直拖欠到现在。我去找过派出所和劳动保障部门请求协调，两者互相推脱责任，最后不了了之。有些中介公司也给介绍活干，但是压钱压的厉害，活做好了，钱不能保证及时发，还经常要挑刺扣钱。我现在对什么公司都不信任了，公司不讲信用，政府也不替我们说话，我只有自己出来找点活干了。”说到这里，我观察到施浩掩饰了想发火的表情，虽然年纪轻轻，他已经磨得没有什么脾气了。
“钓鱼族”的无奈
我在采访过程中，年轻的“钓鱼族”有两大无奈。一个看起来还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告诉我，雇主对粉刷墙壁的质量要求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但是一些人其实就是故意找茬，有一次实在是对一个老板娘忍无可忍，受她很多次气之后，也估量到她根本不懂粉刷墙这活，就准备给她个教训，所以在一次粉刷中把涂料加入超过一定比例的水，这样子刚粉刷上是很好的，十天后就开始干裂了。“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对付她，讲脏话，无理取闹，骗她也是被她逼出来的。”另外一个小青年接着说：“城里人说我们心眼坏，心思不正，我们就是被别人欺负怕了，难道只有挨打不吭声的？”
中国城市街头的“钓鱼族”（2）
在立交桥下，我们还看到了一位女性打着“电钻工”的小木牌在等待“大鱼”的到来，这位24岁的女孩子叫乔然，虽然年龄不大，但是皮肤粗糙，没有少女的光泽，她说，钓到“大鱼”非常的不容易，一个月能遇到一次就是好的了，这样能挣到200块钱左右，一个月的生活就可以凑合过了。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突然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开进桥洞，乔然赶快迎了上去，以为来人是挑“鱼”，可是那辆车只是在桥洞停下罢了。这时一位中年妇女抱着一个小孩子来到乔然面前，乔然赶快接抱过孩子，讲到，这是她一岁的孩子，也没有钱送到托儿所，幸好立交桥对面楼上的好心阿姨看他们可怜，暂时照看一下。乔然边哄着孩子，边无奈地讲到：“孩子可怜呀，跟着我们受罪，我们这样子起早贪黑的，她也没有享受到母亲的温暖。”
“钓鱼族”的温暖
年轻的“钓鱼族”虽然尝受到了雇主对他们的无情，尝受到了冬冷夏暑没有固定站靠场所的风刮日晒，尝受到了生活的艰辛带来的不易，但是他们之间也有浓厚的“同事关系”，这层彼此协助的人情味恐怕是他们在内心里真正能感受的温暖。比如说王毅一周都没有揽到活了，来了活就让王毅先凑上去，这种以谦让为前提的竞争使得这些弱势群体得到了很多的慰藉。
“钓鱼族”的愿望
很多年轻的“钓鱼族”表示，他们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挣钱养活好自己就行了，不能让父母担心。“钓鱼族”大多数都是从农村里来的，他们说，父母在家种地，总归随便凑合着日子不会挨饿，倒是父母经常担心他们在外不能吃好饭，受罪，受欺负，所以，现在这些“钓鱼族”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能养活好自己的小家，最好还要有点节余，能够回家的时候孝敬一下父母，这样父母也能稍稍安心。
另外，年轻的“钓鱼族”还希望能够被社会认可，在采访中，他们不时流露出自卑的心理，觉得自己是没有保障的人，什么都没有着落，不敢和都市的年轻人进行交流，好像自己被这个社会遗弃了一样。当我问起青岛即将举办奥运帆船比赛时，他们流露出喜悦的表情，看得出他们也关心国家大事，但是他们说，也有担忧，因为怕他们的站靠会影响“市容”，怕被公安人员赶走，怕被罚款。
话后感悟：这些年轻的“钓鱼族”让笔者想起了年轻人的另外一个群体——大学生，前者被冷落在不遮风不挡寒的立交桥下，对未来忧心忡忡，后者在充满浪漫、温情的象牙塔里，对未来满怀憧憬。如果说前者从事的是体力劳动，后者从事的是脑力劳动，为什么两者的差别会这么大？
无疑，城市的建设还是需要这些“钓鱼族”来修修补补，他们是必不可少的城市劳动力，但是今天他们沦落到街头，充斥着生活的艰辛，他们自己是不能改变现在状况的。他们渴望政府的关心，渴望政府能够建立起有利于他们生存的保障体系，比如合理合法的中介机构、就业市场、招聘市场、技工考核和认定等，也许他们有的还不知道要去对政府渴望些什么，但是他们都盼望着，盼望着，明天更好！
（二）中、老年“钓鱼族”
相对于年轻的“钓鱼族”，中、老年“钓鱼族”在面对生活时更显得游刃有余点，他们对“钓鱼”行业的现状和前景是怎样看的呢？
中国城市街头的“钓鱼族”（3）
精湛的技艺是我们生存的根本
王国庆，50岁，某国企的下岗职工
“我从国有企业下岗有十年的时间了，以前在里面做的是木工，现在操起了老本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