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2-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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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俾斯麦在维也纳城下戛然而止的战争背后另有原因。这就是，当普奥战争打到第7周，兵临维也纳城下的俾斯麦已接近其金融动员能力的极限，他已经无力将战争继续下去了。要明白普鲁士军队当时的处境，我们必须将视野扩展到普鲁士崛起的历史进程中，去观察金融力量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不理解战争和革命背后的金融力量，也就无法真正看清历史的全貌。
老布雷施劳德：罗斯柴尔德的代理人
德国处于欧洲东西部之间的连接点，特别是柏林更是处于欧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枢纽的位置上。南来北往东行西去的客商都云集柏林，形成了欧洲的各种货币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从罗马帝国开始，柏林就是货币兑换中心，到拿破仑占据这一地区之后，对货币兑换的需求变得更加旺盛。
老布雷施劳德叫塞米欧（Samuel），他经营的主要业务是买卖当地政府的债券，在买卖的交易过程中赚取差价。当时这种债券发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抚恤在战争中失去丈夫或者儿子的家庭。1828年前后，布雷施劳德家族开始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起商业合作关系。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处于欧洲金融权力的顶峰，正是这样一种“搭上大腕”的商业合作关系，使得布雷施劳德家族一举从众多的柏林银行家中脱颖而出。1830年以后，布雷施劳德家族开始定期从罗斯柴尔德家族领取佣金，而当时柏林声名显赫的门德尔松这种老牌银行家族就逐渐被边缘化了。
布雷施劳德在罗氏家族的统一指挥协调下，在伦敦、巴黎、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和那不勒斯的金融市场之间寻找低买高卖的套利机会。由于欧洲市场上各种债券和货币的价格在各个城市之间会略有不同，利用地域差价实现套利的关键是获取准确的情报和抓住恰当的时机。金融业从一开始就对情报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实际上现代国际情报机构就是建立在早期国际银行家族商业情报传递系统基础之上的。当时最先进的情报系统毫无疑问当属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情报速递系统，其覆盖面、快捷性、保密性、准确率和复杂程度，都远远超过了各国政府官方的系统。
布雷施劳德家族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强烈渴望能够进入罗氏家族的情报速递网络。他们在柏林做生意，要收到从巴黎到柏林的信件，需要6天的时间，如果通过罗氏的情报网络，只需要5天，这1天的差距就意味着巨大的商业利益。罗斯柴尔德家族根据多年的考察，逐渐把布雷施劳德家族纳入到自己的情报体系之中。
1831年，布雷施劳德家族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柏林的忠实代理人，他们不断地给罗氏传递关于普鲁士内政以及金融市场上的各方面信息，例如荷兰国王等5个欧洲强权对新成立的比利时持有何种政治态度，沙皇俄国对于波兰的反叛又是怎样的态度和立场。布雷施劳德家族也汇报有关瘟疫在欧洲蔓延的情况，还有1848年革命在柏林的动态，并一再确保为罗斯柴尔德家族购买的黄金和债券的安全性。各种情报通过布雷施劳德的收集和传递，源源不断地汇集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欧洲情报系统，有助于罗家掌握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从而广泛和深入地影响欧洲各国的内政外交政策，更在遍布欧洲的金融市场交易中大获其益。
柏林的金融市场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规模还不大，最活跃的金融产品就是铁路债券。普鲁士政府为了对外“招商引资”，引起像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国际银行家“大腕”对铁路债券的关注，想方设法吸引罗家投资到普鲁士的铁路工业。在投资的过程中，罗家在普鲁士工业领域的影响力得到很大提升，逐步担任了多家铁路公司的董事。
1836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英国银行的当家人，同时也是整个家族的首脑人物内森去世，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接任家族掌门人的位置。在布雷施劳德投靠詹姆斯的初期，双方的地位完全不平等，布雷施劳德必须要让出很多利益，才能得到获准加入罗氏家族的特权金融网络。当时詹姆斯对布雷施劳德的态度并不好，经常敲打布雷施劳德不要忽略了罗家的利益。这种警告实际上意味着罗家对他们的合作并不十分满意，而且一直在试图寻找新的代理商和合作伙伴。
为了维持与罗家这一特殊渠道的畅通，布雷施劳德家族不得不经常牺牲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在1840年德国金融市场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布雷施劳德家族不惜损失自己的佣金来换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订单。几年过去了，双方合作还是不能让罗斯柴尔德家族满意，以至于布雷施劳德家族有时不仅拿不到佣金，甚至要倒贴一些钱，以维持与罗家的商业关系。
双方的从属关系可以从老布雷施劳德写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封信中窥见一斑。在此信中，塞米欧把他17岁的儿子格森推荐给维也纳的所罗门·罗斯柴尔德男爵：
“请允许我以全部的衷心和最深的热爱来表达对您的感谢。多年以来，您如此的大度和如此的善意，使我很荣幸地被您所垂青，就好像一粒尘埃从一片泥沙之中被拣选出来一般。您是一个最高贵的、最善意的贵人。您把我放到一个大家庭如此重要的位置上，我无以表达我的感谢。只要我活着，您的画像将永远留存在我的心中，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完全忠实于您，我的恩人。现在我请求您能够把对我的关爱和呵护传递给我的儿子。”
1855？塞米欧去世，他的儿子格森顺理成章地成为家族银行的掌门人。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正在德国迅猛扩张，柏林的金融市场也在实业发展的推动下，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此时，对于布雷施劳德家族而言，他们最重要的资产，仍然是与罗斯柴尔德的长期稳固的商业关系。这种合作模式，在格森执掌布雷施劳德家族时期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此同时，格森也开始构建自己的权力中心。他与柏林的其他众多犹太银行家结成了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广泛地渗透到冶金、铁路建设等行业。他们当时最主要的合作伙伴就是科隆的奥本海默家族。
奥本海默：科隆的金融霸主
1834年，亚伯拉罕·奥本海默娶了老罗斯柴尔德的孙女，23岁的夏洛特·贝菲丝（Charlotte Beyfus）。从此，亚伯拉罕有了财雄势大、富可敌国的岳父和叔叔——他们就是决定着法兰克福财政政策的阿姆斯洛，掌管着奥地利金库钥匙的所罗门，主宰着伦敦金融城的内森，控制着意大利税收的卡尔和征服了巴黎银行业的詹姆斯。
能够娶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女儿的奥本海默家族当然也不是平庸之辈。奥本海默家族属于犹太人中的最高阶层“宫廷犹太人”。1789年，亚伯拉罕的父亲，年仅17岁的所罗门·奥本海默在波恩创建了奥本海默家族银行，后来迁往科隆。年纪轻轻却已跟着父亲在金融市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所罗门敏锐地察觉到，在新兴资产阶级财力迅猛扩张的时代浪潮中，封建贵族势力已经逐渐失去控制力。
任何一个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势力集团，在它对其他各种社会集团的控制力逐渐衰弱时，必将形成权力争斗的分裂局面。在中国历史上，从周天子式微到春秋五霸的兴起，从东汉王朝的解体到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从晋室内斗到五胡乱华，从唐末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每一次控制力的衰落都必然形成权力真空，这时候外在的和内生的新兴势力涌入进来，势必形成颠覆性的社会重构。东方如此，西方也是如此。以追逐利润为核心价值理念的资本主义在18世纪末的欧洲大陆日益膨胀，撑裂了原来紧紧束缚住社会各阶层的封建贵族统治和宗教神权势力，衰落的社会传统权力架构已经摇摇欲坠。金钱的权力将会从各种社会结构的裂缝和权力坍塌的废墟中快速蔓生起来，它们搭钩结网，攀垣附缝而上，逐渐茂盛，终至遮天蔽日。
年轻气盛的所罗门·奥本海默审时度势，决定从传统的宫廷放贷、钱币兑换业务转向政府债券承销、跨市场套利等新兴业务。到1810年，奥本海默家族银行的资产已达到100万法郎，跻身于一流银行家族的行列。雄心勃发的奥本海默家族决心效仿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功模式，最终发展成一个庞大的金融帝国。为此，所罗门不介意采用任何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在生意手法上以贪婪和没有底线闻名，连罗斯柴尔德家族都对他忌惮三分。1814年3月18日，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写给阿姆斯特丹的合作伙伴的信中提醒他们要提防奥本海默的手段：
“我们很高兴看到我们詹姆斯那里（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分行）和科隆的奥本海默运给你们的货币正是你们所需要的。后者还将通过我们的堂兄再次运送一笔款项过去。不过要特别注意所有奥本海默家族送来的东西，需要仔细检查；他们非常贪婪，不是每次都守规矩，所以必须小心，不要给他们下没有上限的订单，否则利润就都是他们的了。”
所罗门的战略眼光还在于他特别重视战略联盟，通过一系列联姻精心构建自己的人脉关系网。1813年，他把年仅15岁的女儿嫁给了法国巴黎的著名犹太银行家族福尔德（Fould）家的公子贝南德·福尔德（Benedict Fould），而后来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就是在福尔德家族的鼎立支持下才登上了皇位。通过联姻的纽带，奥本海默家族将自己的影响力深入到了法国资本市场。新郎新娘两个家族共同出资6万法郎建立了著名的福尔德—奥本海默银行（House of BL Fould & Fould…Oppenheim）。
色当会战后俾斯麦与拿破仑三世
1815年，法国在滑铁卢战役惨败之后，面临着比1814年巴黎和会更为严苛的赔偿条款，特别是过去被法国反复征服的普鲁士，要求高达17亿泰勒（普鲁士银币，1泰勒=354法郎）的战争赔款。代理支付这笔巨款将是一笔天大的生意，此时的科隆莱茵地区已被普鲁士收为莱茵省。作为新普鲁士人的奥本海默赶紧联系刚结亲的法国亲家福尔德共同努力搞定这笔大买卖。在法国亲家的协助下，奥本海默拉上了柏林老牌的银行家族门德尔松，在1818年终于拿到了5250万法郎战争赔款代理支付的大单。
柏林的门德尔松家族乃是柏林最古老的犹太银行家族之一。享誉世界的19世纪著名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就是这个家族的嫡传后代。他的祖父就是德国著名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他的银行家父亲亚伯拉罕曾调侃道：“我曾经是一个著名父亲的儿子，后来又成为一个著名儿子的父亲。”门德尔松家族银行在1850年前后成为沙皇俄国的指定皇家代理银行，负责数额庞大的俄国国债在欧洲市场的承销业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818年11月4日，奥本海默与战胜国的清偿委员会达成协议，14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