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黑皮书-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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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是错的。所以我们就联合了几个企业，每年动用一百万去做了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专门来研究房地产的数据。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做了四五年了，积累下来的历史数据就很多。我们大概先后在三十多个省、各个学校、国外的一些图书馆，甚至统计局，把历史的数据和前沿的数据都做了大量记录。从房地产行业来说，我敢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最系统的数据研究机构是我们的。这是一部分数据来源。
第二个来源是我们和很多数据单位进行了合作，比如说一些研究所、宏观论坛等。这些单位跟我们有长期合同，有些是用资料和数据进行交换获得。我们也从网上查很多报告，比如央行的报告。只要是关注这些数据，就总会有办法去找到。
苏小和：你是从“*”过来的，你也知道“*”是造反喊口号，中国人当时大多都是这样子的，很轻易地去行动、去表达、去造反、去破坏。很少有人谨慎地思考，谨慎地说出。我关心的是，你后面的这种思考方法是从哪儿来的？
任志强：我们的想法恰恰是从“*”来的。“*”让我们有很多教训，那时候很盲从。我们经过这些盲从以后，才发现不能盲从，我们开始倒过来说，我们必须有数据做支撑来进行研究。特别是学完法律以后，就会要求所有东西必须有根，法律最讲究证据。我的证据是什么？我的数据就变成法律上的证据，要研究问题、分析问题的时候必须从根儿上抓。我们经历“*”以后，就不会再按照*的思路了，我们后来会倒过来想问题。
苏小和：这其实是一种对自己的否定和重构，是一个很清晰的反思过程，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蒙昧之中。你这个学习的过程大概是什么样子？
任志强：我学习的过程最主要是在我蹲监狱的那一年多时间里。那时叫看守所，1985年的时候。我后来被无罪释放了。那个时候在看守所里只能看法律的书，不提供其他的书，因为大家要辩护，要请律师，所以他给你提供法学书。我那个时候基本上可以把《法学概论》从头到尾背下来，因为一年多的时间就看两本书，没有其他的书。当然现在我可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根子上的东西存在脑子里了。后来我就又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了个研究生。
苏小和：人民大学学习花了多长时间？
任志强：实际上我学习的时间很多，但听课的时间很少。我大概自己亲自上课只上了两堂课，论文是我写的，学习和考试很多是别人替我去的。严格说起来我是一个冒牌的学生，有很多人替我听课，听课后我把录音带拿回来。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上课。然后我来听录音带、看书、做作业，大部分是这样一种情况。这有点像美国的教育，只要你的学分，不看你在不在课堂，你要能拿录音学会了也可以，像电视教室一样。
我认为在获得这个学历的过程里，我虽然没有去上几堂课，甚至于连外语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替我去考的，但是对于法学里该学的这些东西来说，我还是合格的。
任志强的逻辑（8）
苏小和：我能理解。
任志强：我不是一个好学生。
苏小和：加上你的实践经验，你可以融会贯通了。
任志强：有人说是假文凭，但实际上我真正学到了东西以后，我不在乎这个。现在叫做在职研究生吧？是没有硕士学位的，我也不需要学位，我最主要是学东西就行了，我也不需要这个牌子。我本身已经有工程师职称、中级职称了，不需要说非要标榜自己是个博士生、研究生之类的，但是我学到东西就够了。我不是一个好学生，开同学会的时候，大概只有四五个学生认识我，因为我去课堂的次数太少了。
我们的脑袋是国有的，肢体是私人的
苏小和：我想问一个敏感的问题。华远现在是一家标准的国有企业，但是市场经济有几个基石，其中一个基石就是企业一定要有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清晰的自然人产权制度。所以有人就说，任总在一个国有企业里面谈市场、谈竞争，这听起来或者看上去有一点点虚伪。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任志强：你说的很对。他们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这个国有企业，我们这个国有企业可能比较特殊。我们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成立的，当时的区委书记专门要成立一个企业，叫做计划外全民所有制企业。计划外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概念是想用民营的方式，但是当时没有民营企业的制度允许，所以他就搞了个计划外全民所有制。实际上就是既不给你吃，又不给你喝，完全用自己经营的方式。我们当时有20万借款，这个借款不是财政借款，是区里的联社给的借款。所以说我们是20万元借款起家，然后把这20万连本带息全还上了，于是我们就没有国有拨款。到1992年的时候，我们要列编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没有列编。为什么1992年我们才发现？因为那时候买车要有处级编制，才能批准，然后就突然发现我们没有列编。从1983年公司成立到1992年，快10年了，那时候才发现我们这个计划外全民所有制企业是没有列编的。到1995年、1996年申报国有资产的时候，我们自认为我们是国有资产，因为一直挂的全民所有制的牌子，但是申报不进去，北京市不承认我们是国有企业，为什么？因为在资本来源上，没有国有拨款，所以北京市不承认我们是国有资产。
但我们自认为我们是国有制资产，一直挂着全民所有制牌子，怎么能说不是国有资产呢？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像仰融那时候提出来的，如果不是国有资产，就分了算了，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1997、1998年，区里为了确立我们是国有资产的身份，用减税的方式，免去了一部分税作为资本金给我们补充进来。有了国有资产拨款，我们才变成了真正的国有企业。
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在成立了十几年之后，才被承认是国有资产，才开始有了国有资产拨款，成为国有企业。而这之前实际上是挂着全民所有制的牌子，但实际上不是一个全民所有制的概念，没有任何国有资产。你问我为什么我们会形成这种情况，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被叫做“野狗”。国有资产大部分叫做“家狗”，有渠道，供应渠道、分配渠道、资源渠道、执行渠道。而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野狗”要自己找食吃，到处乱窜。没有上源没有下源，所以你要去找市场、找资金，找各种办法解决生存的问题。但是我们发展起来了。到2003年以后，国有资产管理局开始成立，然后开始回收，我们企业被纳入进了一个完全国有资产的管理体系。在这之前我们基本上是民营式的管理，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完全市场化。
任志强的逻辑（9）
现在我们的结构是，集团公司是100％的全民所有制，但是下面变成了股份制，或者是合营、私有化，已经把它全部改变了。脑袋以下的分公司，这些胳膊、腿的公司基本上全变了，所以它们仍然处于民有经营为主的一种经营方式。从制度上来说，它们不是完全国有的，有的是国有控股，有的是非国有控股，所以它们完全采取一种自由市场的经营方式来经营。
苏小和：很奇怪的一家公司， 脑袋是国有的，但是肢体渐渐私人化了。
任志强：对，那么我这个脑袋，现在实际上还有两个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全民所有制，一个是我的集团公司，另外一个就是我的土地中心，这个土地中心只挂牌子。它是干什么？是为了替政府承担公共职能的责任。比如说我们是地铁4号线股东，要到那投资，实际上是不赚钱的，是要赔钱的，不但要投入股本金，而且还要给它担保贷款等等，做很多股东的工作，可是它没有收益，两块钱的车票，连运营费都不够。政府在决定两块钱的时候，根本就不考虑股东权益问题，因为你是全民所有制，代表政府去做。因此这个发展过程中，这个机构是要承担政府的公共职能，代表政府去应付一些其他事情。比如说，贫困地区到区中心交流的干部，哪个人回家也不能空手，要带钱回去，我就负责给钱，名义上是捐赠。拿了一百万、二百万去当地解决什么问题，基本上所有的贫困地区交流干部都会有这种事。当然不只是在我这一个企业。在区里，几个国有公司都分别分担，我们都要承担这样的责任。
苏小和：你说你的脑袋是国有的，但是你的肢体是市场的。这种有意为之的姿态，是不是基于当前整个中国经济制度的一种妥协，比如你脑袋是国有的，你就可以很好地去利用资源，很好地享受政策优惠，可以听上去很美，然后用市场的办法去赚钱。
任志强：我们应该说现在没有什么优惠，过去可能还有一些优惠。比如说*“南巡”讲话之前，我们国家规定房地产企业必须是全民所有，非全民的基本上不许进入。因为1991年之后才实行土地有偿出让，在这之前土地是无偿的。所以当时国家规定土地全民所有，利润是在国家与国有之间进行转换，或者国家利益之间进行转换。虽然是被企业利用，国家也要求你去承担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任务，是无偿的，这是土地地价的一种交换。1991年实行了土地有偿出让制度以后，才允许其他企业进来。因为土地不是白拿的，是要花钱的，这时候开始发生的转换。在这之前，实际上土地划拨给国有企业的时候是无偿的，那时候可以占到很多便宜，但实际上后来就没有了。我们在2001年跟华润分手，分手之前可能那个企业里头保留了一些国有企业划拨土地的优惠，但是分手以后那些完全给了华润，我们的这个地产企业实际上已经没有那些土地了。
除了土地上以外，基本上其他资源的优惠就不存在了。土地资源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国有企业是占了大便宜，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就华远来说，那一部分基本上都已经在市场上消耗掉了，或者归了华润，和我现在已经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实际上更多地是要承担社会责任。 组织比较正确的选择，
就是没有开除我党籍苏小和：这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都是亚当·斯密论述的所谓的理性经济人，你为什么这么多年却是反向而动？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去争股权私有化、产权自然人化，你刚才所描述的却是想办法使自己的华远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有企业，这很有意思。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任志强的逻辑（10）
任志强：你说的很对。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父母就不让我干个体户。我们的老一辈可能都是从战火里头爬出来的人，他们就觉得一心一意干革命是一辈子的事情，作为下一代，我就必须遵照他们的意愿去做这个事情。我母亲还在，我父亲去年已经过世了。他们的想法就是，你在一个国有企业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贡献是理所当然的一种选择。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是在华远被抓到监狱里去的。出来以后有两种选择，要么离开华远，要么继续留在华远，那时候也可以选择去做个体户，我假如在那个时候去选择做个体户，我一定比潘石屹、冯仑他们都要早得多。但是那时候我自己心里想，如果要是开除我的党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