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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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正义事业”行动期间，新闻界的所作所为使我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在入侵的第二天，我注意看参加电视记者招待会的布什总统。在取得“正义事业”行动的迅速胜利之后，他生气勃勃，容光焕发。总统不会知道，就在他不时露出微笑回答记者提问时，电视台同时在电视屏幕的分画面上显示出在特拉华州多弗空军基地的一架运输机正卸下第一批美军阵亡者的尸体。其效果是使人觉得总统麻木不仁。这虽然是起轰动效应的图像，但却是一个低劣的新闻报道。
当新闻界不仅报道战争，而且开始试图指导战争时，我被激怒了。在巴拿马城中心附近有一座无线电天线塔。每一个纸上谈兵的战略家都晓得，在战争中必须摧毁敌人的通信能力。而你们看一看，美国军方竟愚蠢地让发射台运作和播放预先录制的诺列加的宣传言论。由于这座仍然矗立的天线塔，白宫开始受到新闻界的责难。我也受到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指责。我告诉他，这座天线塔对我们并不碍事，而且我们还没有派部队到城市的这部分去攻占它。我们无论如何不想摧毁这座天线塔，因为一两天后恩达拉总统需要用它。不行，报界的指责太厉害了，天线塔必须被摧毁。我告诉瑟曼和斯蒂纳摧毁它。他们对局外人插手军队的事并要他们攻击一个毫不相干的目标，气得都快发疯了。但很快，“眼镜蛇”攻击直升机就用导弹射向天线塔的主梁，这同我当年的越战伙伴用步枪射倒大树颇有相似之处。
在指挥中心度过第一个夜晚之后，我们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我在五角大楼又接到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有几个记者被困在巴拿马城马里奥特旅馆里。“我们必须派兵去救他们。”斯考克罗夫特说。
“他们没有危险，”我指出，“我已核查了情况。他们在旅馆的地下室是安全的。他们那边的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我以为我已说服了斯考克罗夫特，谁知他又第二次来电话，他受到纽约通讯分社头头和电视网主管们的巨大压力。“我们必须有所行动！”他说。
“我们不应采取任何行动，”我重复说，“在地面作战中我们有着一位非常称职的司令官。他有一套计划，而且正在实施中。”难道能设想从曼哈顿总裁套间里七嘴八舌地来指挥在巴拿马的作战吗？我提醒斯考克罗夫特，在巴拿马除了这几名记者外，还有3。5万名其他美国公民，我们要努力确保他们全体人员的安全。没过几分钟，切尼来电话。不容许讨论。干吧，不要再争辩了。
我再一次违心地打电话给瑟曼和斯蒂纳。“我真不愿跟你们说这些，”我在说明情况时这么讲，“但是，你们要把这些记者救出来，我以后一定尽力不让华盛顿方面找你们的麻烦。”斯蒂纳派出八十二空降师的部队，进攻马里奥特旅馆。中途发生激烈交火。我们救出了记者，但八十二空降师有3名士兵受伤，其中1名伤势严重。在火力掩护救援行动时，1名西班牙摄影师被美国火力击毙。
我告诉切尼我不想再传达这类命令了。我说：“如果记者一定要报道战争现场实况那我们也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切尼打电话给斯考克罗夫特，并要求他不要再从旁边插手发布任何命令。按新闻报道的要求去打仗，这对军队来说是一件难以办到的事，然而，在一个宣称言论自由的国度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新闻记者拒之门外。所以，得想办法适应这一新的情况。
圣诞前夕的傍晚，我想松弛一下自己，正在车库里，摆弄我的一辆“富豪”车上的发动机，这时我的移动电话铃声大作。主任参谋汤姆·怀特报来了我们一直盼望的消息。我高兴得发出黑人特有的欢呼声，跑回厨房对阿尔玛说：“他们找到了诺列加！”我们的部队多日来一直在他可能隐藏的地方和偏远的乡村搜寻他。第一天晚上他躲在一家妓院里，我们没有找到他。凯利告诉我，诺列加不久前向罗马教皇驻巴拿马的梵蒂冈使节寻求避难。他打电话给罗马教皇的大使塞巴斯蒂安·拉沃亚，要求派人到圣米格里多附近的皇后牧场停车场接他。就在那里出现了这个正在等车的强人，他身穿一件肮脏的T恤衫和一条满是皱褶的百慕大短裤，头戴一顶过大的垒球帽，帽檐拉得很低遮盖着他那张人人都熟悉的面孔。
10天后，即1月3日，我感到更大的宽慰。那一天，拉沃亚大使劝诺列加说，一切都结束了，你要向美国人自首。这位梵蒂冈使节认为诺列加是一个受指控的罪犯，不具有请求政治避难的合法权利。巴拿马人民听到诺列加已被美国拘押的消息后，纷纷上街载歌载舞。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担心他可能还会重新掌权。
1月初，我飞往巴拿马以便亲眼看看那里的情况和视察部队。在同吉姆·约翰逊指挥的第八十二空降师官兵见面时，我喜不自胜，脱口而出：“他娘的，你们这帮家伙干得真漂亮！”全国广播公司的弗雷德·弗朗西斯抓拍了我狂笑的镜头，于是我成了晚间新闻人物。不久联合参谋部收发室收到了大量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用语不满的来信，这使任何担心我国世风日下的人知道后都会受到鼓舞。
我们对“正义事业”行动胜利的欢快感并未引起全世界的共鸣。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都谴责我们在巴拿马的行动。流传的消息说巴拿马老百姓遭到重大伤亡。有的人权组织声称入侵造成数千名巴拿马人死亡。而马克斯·瑟曼的南方总部参谋人员估计巴拿马人伤亡只有数百人。随后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进行了彻底调查，结果估计有300名巴拿马人死亡，其中100人是老百姓，其余是巴拿马国防军和“显贵营”成员。无辜人员的丧生是个悲剧，但是我们已尽了一切努力以减少各方的伤亡人数。
在恩达拉就职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巴拿马人10有9人都赞成美国出兵。乔治·布什总统的这一勇敢的政治决策证明是正确的。瑟曼和斯蒂纳将军以及他们指挥的全体官兵，以最小的流血代价取得了胜利。美国人民支持这次行动，并再一次为他们的武装部队感到自豪。我们在人民的支持下取得了成功。
自从美国人民对越战产生怀疑的20年来，我所坚持的信念，全部在这次巴拿马行动中得到验证：要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并锲而不舍；使用一切必要的兵力，无须因投入兵力巨大而感到歉疚，如果这是达到目的的必要条件的话；决定性的兵力能迅速结束战争，并最终减少死亡人数。以后我们不论面临什么样的威胁，我总要把这些守则作为我的军事主张的基本原则。
大约在“正义事业”行动的6年后，当我写以上的字句时，诺列加先生因从事毒品非法活动而被起诉并被定罪，现关在美国监狱的一间牢房里。巴拿马已经有了一支新的安全部队，国家的民主体制在运行，并已经举行过一次自由选举。
第17章 当失去头号敌人时
我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的工作做得最好的一部分应归功于一位人们不大熟悉的人物——阿诺德·施瓦策尼吉尔。以前在陆军部队司令部时，我千方百计地锻炼身体，因而健康状况良好。但现在回到了“环内”，丰盛的佳肴使我的身体开始变形。一天晚上，在一个为慈善目的举行的宴会上，我碰巧坐在施瓦策尼吉尔身旁，自叹我又发胖了。
“您需要一台健身脚踏车，”施瓦策尼吉尔说，“我送您一台。”
我指出：“我不能接受承包商或制造商的任何馈赠。”
他回答说：“您不必顾虑太多，因为这是我的私人礼物。”于是，一台带电脑控制的固定式健身脚踏车很快就送来了。从此，我早晨5点半一起床就开始用它锻炼身体。我的某些最清醒的思考是在健身脚踏车上活动半小时的过程中完成的。
11月4日，在巴拿马行动的前几周，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在健身器上锻炼时陷入了沉思，想到自己作为主席应该有些建树。我认为我的主要使命是引导武装部队走上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一条与当今世界变化相适应的而不是受前40年情况束缚的道路。冲过澡后走进书房，在紫色镶边的记事本上写下了我刚才的思路。之所以有意选用紫色，是为了表示主席不属于任何一个军种。
我头脑中的构思可以说是凭直觉所做出的分析。我没有依靠情报估计、作战模拟或电子计算机预测。而且我有意避开联合参谋部仍然非常盛行冗长的公文程序。我的构思完全是凭着我在世界最高级首脑会议上的观察和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期间的经验，以及一些我认为有根据的直觉判断。我分析预测了今后5年内将发生的情况，并提出了与这些情况相适应的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发展设想。我在记事本的扉页上写了“战略概览——1994”。
我写下了对苏联的预测：“反对党纷纷崛起，西方投资涌入，市场规律主导价格，戈尔巴乔夫继续掌有最高权力。”尽管无法说得很准确，但我预测苏联军费预算将削减40％，兵员裁减50％，海军造船规模也将大幅度收缩。总之，苏联军队将采取纯“防御态势”。接着，我写下了相当大胆的预言：到1994年，“东欧将无苏联军队”：“华沙条约将被取代”：“东德将不复存在”；所有东方集团国家将成为“多党制的中立国”。我还写下：德国——“重新统一”，柏林——“不再分治”。我预计，到1994年南非将出现一个“黑人多数派政府”。而在拉丁美洲：“古巴被孤立，落后于时代潮流”。当然，麻烦地点继续存在，我认定它们是“朝鲜、黎巴嫩、波斯湾、菲律宾”。我还写了另一个标题：《美国可能介入的地点》，并在其下列出两个地点，“朝鲜和波斯湾”。
我开始研究根据这些预测情况所需的相应的美国军队的兵力和结构。我接着完全根据出自内心深处的感觉写下：“海军将从550艘舰艇减为450艘舰艇；我们驻欧洲的兵力将从30万人削减到7。5万至10万人；现役陆军将从76万人减至52。5万人。”海军陆战队、空军和后备役部队也都将削减。
要让切尼接受这样的大裁减，那是十分艰难的。他是一个强硬派，根本不愿意想苏联会变得“较亲善和较温和”。然而，他毕竟是个内行，而且脱离国会不久，深知国会中要求削减防务开支和提取和平红利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他已批准了下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实际削减了防务开支。但是这个预算并没有反映出任何全面的战略远见。布什政府初期，为了提出一项新的战略曾委托人撰写了一份主要研究报告——第12号国家安全评论。这份材料是由职业官员和几个指定的行政人员起草的。该研究小组并不具备总统及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远见，也未接受他们实际的政治指导。第12号国家安全评论的主要作用就是可以作为政府的挡箭牌，挡住指责政府缺乏生气的指责。遇到指责时，白宫可以反驳说，我们已经在进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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