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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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在意我的焦急。他终于看到了这个“邪恶的帝国”。在上一次首脑会晤期间，他曾希望戈尔巴乔夫乘飞机在华盛顿上空兜一圈，那样他就能让他看看车辆来往如梭的公路和消费品源源往外涌的工厂了。在罗纳德·里根看来，几乎空荡无人的俄国公路象征着共产主义的失败。这样的公路加强了他的信念，使他更加觉得他必须帮助戈尔巴乔夫把苏联社会朝我们的方向改变。
下了飞机，他走到摄影机和话筒前面，一如既往完全熟记自己的台词，毫无纰漏。
在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第一次单独会谈中，苏联领导人交给总统一份声明草案。他建议在发表最后公报的时候把这个声明包括进去。里根看了一遍，他喜欢这个声明。这篇文章看上去没有可反对的地方：“……两位领导人认为，任何有争执的问题都不能依靠也不应该依靠军事力量来解决。”“必须认识到，所有国家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及其社会政治选择的自由，乃国际关系不可缺少的和必须遵守的标准。”总统要工作人员研究一下戈尔巴乔夫建议的用语。
我相对说来是个新手，看不出这篇声明中有任何特别危险的东西。但是我们代表团里的那些老苏联通像块排除爆炸装置似的把它横挑鼻子竖挑眼地琢磨了一番，然后舒尔茨和里奇韦主张总统不予接受。这个声明有许多隐讳用语，发表了它就等于我们无意间赞成苏联继续占有波罗的海诸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而我们一直是公开不承认这些国家属于苏联的。在动人的措辞底下，这篇声明实质上是说，你们的是你们的，我们的是我们的，我们彼此别碰对方的地盘。
我们把这件事暂时放在一边，先去忙别的问题和首脑会晤期间一些值得纪念的大事，如：里根在美国大使官邸斯帕索楼聆听胆敢到这里来叙述他们所遭受的压迫的俄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倾诉；美国总统在巨大的列宁胸像下同莫斯科大学学生交谈；曾经把苏联指为“现代世界的罪恶渊源”的美国总统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并肩站在红场上。
在圣凯瑟琳大厅的最后一次工作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再次把这个可疑的声明推到桌子对面的里根面前，要他接受。离会议结束只有几分钟了，隔壁圣弗拉基米尔大厅里已经到了许多人，记者们已准备好采访两国领导人签署和交换中程核力量条约批准书的仪式。
戈尔巴乔夫向里根指出，这份声明与第一天会晤时他所建议的语句完全相同，总统当时很赞赏它，那么何不现在就签字呢？这个球扔得很高，很有力，越过工作人员的头顶直接朝总统头上飞去。与每当遇到须他临时应付的场面一样，总统显得有点不安。戈尔巴乔夫建议他就这件事同他的顾问们最后再谈一次。
好比重量级拳赛临时叫停时那样，俄国人走到一隅，我们走到另一隅。里根总统问道，这个平淡无奇的声明为什么这么要不得？他和戈尔巴乔夫相处得这么好。我们不是来促进和平关系的吗？我们再一次复述了反对的论点，总统一边失望地耸耸肩表示接受，一边带我们回到苏联人那里，戈尔巴乔夫正带着笑容站在那里等我们。里根对戈尔巴乔夫说，他没有得到顾问们的支持。戈尔巴乔夫转向我们，笑容消失了。是什么问题？舒尔茨解释了我们的立场。这些反对意见没有一条是有道理的，戈尔巴乔夫反驳说，他盯向里根的目光简直能把里根打穿一个洞。
直到此时，我一直把自己基本上看做是一个行政官员，一个使国家安全委员会像火车似的保持正常运行的人。我不是基辛格或者布热津斯基，没有他们的博士头衔和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经验。但是这最后一分钟的辩论的本质是无结局的、动摇不定的，我不喜欢。这件事应该结束了。我看着戈尔巴乔夫说，这不是一个可以仓促解决的问题，他在国内有他的政治问题，我们有我们的问题。要是总统带回可能使他在国内的支持者发生分化的东西，那对我们的共同利益不会有好处。我讲得沉着、冷静，有意使讨论不再继续下去。我说，我们给里根总统的建议是他不应当同意这个声明。
顿时，会议桌周围鸦雀无声。戈尔巴乔夫环顾四周说，如果这是总统的将军们的想法，那就这样吧。说完，他领里根走出房间，口里说道：“来吧，人们在等着我们哩。”他俩带头走到圣弗拉基米尔大厅的灯光和摄影机前，在那里签署了批准书。
头年12月，这两位领导人在华盛顿达成中程核力量协议，现在他们的国家也已同意，销毁中程核导弹的工作从此可以开始了。他们方面销毁1500枚，我们方面销毁350枚，从武器的总规模来看也许不算太多，但这是一个重大的开端。
我们飞离莫斯科时，“空军一号”上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但同时又个个精疲力竭。我们像狗一样没日没夜地工作，总统建树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业绩。有人发现当天是领导白宫军事办公室工作的、在这次访问中创造了后勤奇迹的吉姆·麦金尼的生日。为了庆祝，机上的服务员不知用什么办法弄来了一个生日蛋糕。我到总统专用座舱请总统和第一夫人来参加。我们大家聚在一起为吉姆唱《生日快乐》。有几个人抓住机会向总统祝贺他莫斯科之行的胜利。飞机上挤满了白宫工作人员，多亏他们在幕后流汗，总统才有可能取得这场胜利。就总统而言，应该借此时刻谢谢他们，说一句“没有你们我将一事无成”。但是他仅仅答谢了对他的颂扬，没有多说任何话。里根夫人也来向我们致谢。
此时我对南希·里根已经相当了解。我知道她全心全意爱里根，为他奉献一切。她保护他的利益，保护他的总统地位。她给他安慰，使他高兴。只要她离开几天，我们就可以看到总统心情不佳，好像总是在想她。罗纳德·里根没有南希就不完整，反过来她也一样。因为她守护着她的丈夫，她可能很难弄。她很固执，总统却不。人们批评她，又有些怕她，但是她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到里根政府任期结束的时候，她和我已成为朋友，而且这种友谊与年俱增。
但是，那天在飞机上无论是总统还是第一夫人都未对工作人员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这令我感到意外。我最后认定他俩的缄默并不表示不知感谢，只是没有自然地表现出来而已。回国几天后，有人提醒总统，总统给我们每个人写了一封致谢信，还附了纪念礼物。
7月的一个周末，我儿子迈克到我办公室告诉我一个意外的消息。他要同一位叫简·诺特的年轻女子结婚。这位姑娘是阿尔玛和我都认识而且十分喜欢的，但是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仍然有喜有忧。一方面，这件事说明迈克的健康正在继续恢复，为了改造骨盆和治疗内伤，他至今已经动过14次手术。他已经从轮椅到双拐又到单杖。前景很有希望。迈克已到五角大楼工作，是日本问题专家。但是，不同种族的婚姻令阿尔玛和我想起来就不安，尽管我的姐姐玛丽琳同伯恩斯结合近40年来生活很幸福。我强调“不安”这个词，并非我们真正反对。老一辈所知道的，年轻一代也许尚未学会。即使在理想的条件下，要使婚姻生活顺利美满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何必给他们再加一重困难。
简是一位海军上校的女儿，迈克是几年前在威廉—玛丽学院和她同学期间与她相识的。一段时间后他俩吹了，我想双方的家庭都为此松了口气。但是在迈克遭到意外后俩人又恢复了恋爱关系。下一步的明智做法是双方的家庭相互了解一下。阿尔玛和我请诺特夫妇到迈尔堡我们的住所吃晚饭。开头气氛不大自然，直到我们开始重新发现一个古老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人首先是作为个人存在的，并非种族的聚合。当你同人接触的时候，你对他们喜欢与否、尊敬与否，取决于他们的人品，而并不取决于他们的肤色。聚会结束道别时，鲍威尔和诺特两家已经相处得很融洽了。
那年夏天陆军和海军发生了一场王位争夺战。美国军事力量划分为10个主要司令部，各由其总司令（人们称之为“辛克”，即英文“总司令”的几个字的字头缩写“CINC”的发音）指挥。这些总司令全是四星将军，其中的一位——中央总部司令即将退休。中央总部辖区包括中东和西南亚部分地区，由于波斯湾国家不愿意在自己领土上有美军基地，因此中央总部设在佛罗里达州麦克迪尔空军基地，其直属人员有700人，但它可以调动世界各地的美军部队。
为中央总部挑选司令的适当人选十分重要。如果要你指出全球最热的热点，你的手指很可能就指在中央总部的辖区内。迄今为止，这个职务一直由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官轮流担任。现任司令乔治·克里斯特海军上将是海军陆战队将军，即将任满离职，陆军预计下一任该轮到他们的人出任司令了。但是，由于现在有海军部队在海湾为悬挂美国旗的科威特油轮护航，海军认为该由一位海军上将领导中央总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刚好对半分成两派。陆军和空军主张由陆军出人，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主张由一位海军上将出任。联席会议主席克劳海军上将投海军的票，于是以三比二打破了平局。最终决定权就掌握在国防部长弗兰克·卡卢奇手中了。
陆军的候选人是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中将。他当年55岁，6。3英尺的魁梧身材，卓有才干，性情暴躁。我是几年前在迈尔堡同他做邻居时认识他的。我俩没有共过事，来往并不密切，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位卓越的带兵人，也知道他的才能和火爆性子给他带来的那个很合适的绰号：“风暴诺曼”。我作为国家安全顾问是不正式参与人事委任事务的，但是我对应该由谁来领导中央总部自有我强烈的看法，尤其是在同我在五角大楼的密友里奇·阿米蒂奇几次长谈之后。我俩都认为，在一个海军兵力单薄、作用不大的地区由海军去掌管军事部队并不合适。更重要的是，设置中央总部的意图在于让它发挥一支在沙漠地区打地面战的快速部署部队的作用。这种任务显然是陆军或者海军陆战队的任务，不是海军的任务。而且我们相信施瓦茨科普夫这个人。我把我强烈的倾向性意见告诉了卡卢奇。弗兰克本人也不赞成由一位海军将军指挥中央总部，所以他推翻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推荐。这就是诺曼接过中央总部指挥权的经过，这个职务后来使他留名青史。
8月16日，我正坐在车上赶路，我的秘书弗洛伦斯·甘特给我看一封信，是我在安全委员会里的拉美问题专家之一杰奎琳·蒂尔曼从华盛顿发来的。信中写道：“请告诉我的将军，他的时刻保持警觉、眼光很尖的工作人员注意到，当总统乘‘空军一号’离开新奥尔良时，没有看到他的人影……很自然，老行政办公楼三楼走廊里众说纷纭。”
其实，当时我随总统到了新奥尔良。总统到那里去是要作为党的领袖向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最后一次讲话，然后，将把大权交给1988年总统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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