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第1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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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内心很不平静，我以前对此想得并不很多。今年2月，阿尔玛和我去了趟牙买加。当时，在我看来，我的根始终意味着我双亲的故乡——西印度群岛。但是我现在感到，我还有更早的感情牵连，我同非洲有着联系。我向阿尔玛提到了我的反应。她说：“我也有同感。”向下凝视着这些关押人类的畜栏，我能够想象得到拥挤在一起的人体的异味。我能够描绘监工的一副凶相，手中拿着皮鞭，驱赶着惊恐不已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上船。我的曾曾祖父或曾曾祖母当年一定站在像这样恐怖的地方。
那天下午，我在弗里敦机场的简短欢送仪式上发表了讲话。我说：“正如你们所知，我是个美国人。我是从牙买加岛移居美国的牙买加人的儿子。但是今天，我还不限于此，我还是个非洲人。我感到我的根在这里，在这个大陆上。”
访问尼日利亚后，阿尔玛和我带着对我们祖先来历的新的认识飞返国内。我们目睹的非洲史是悲剧史。但是历史的经验也在不断地丰富提高。它证明，不管人们被打到地底下多少层，一旦他们有机会挣脱锁链并懂得自由，不论在非洲或任何国家，包括我的祖国，他们的地位能够向上攀登得多高。
到了1992年初，我们已进到了裁减军队的实质阶段，要将我国武装部队削减到政府早先宣布的百分之二十五。我们向部队人员发放离开军队的复员退伍费，可是多年来我们一直给部队人员发放留在军队中的补助金。我们削减了招兵数，只招收必要数量的新兵，以便补充今后10年内所需的士官和军士长。我们正在每周从德国撤回数千名官兵和他们的家属、车辆、宠物和其他财物。我们得在本土为他们准备好工作和住房。在我第一个任职的驻地——盖尔恩豪森被关闭的当天，我感到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也随之消失。钥匙交给了德国人，一支美军后卫分队按着《约翰尼荣归曲》的曲调走出营区。在德国重新统一的过程中，富尔达峡谷成了吸引旅游者的景点。
甚至在冷战结束前，我们的军营就太多了。在上世纪向西扩展的过程中，建设了某些军营以打击土著美国人——当时的印第安人。有些军营是第一、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有些是冷战的产物，例如缅因州阿鲁斯托克县的洛林空军基地，它曾经是航程有限的B—36轰炸机的基地，从这里这种轰炸机才能飞到苏联。B—36轰炸机早已退役，但是该基地却难以关闭，因为它有助于支撑缅因州北部这个经济萧条的县。与关闭本土的基地相比，关闭海外的设施可算是不费吹灰之力。盖尔恩豪森的人们不参加美国的选举投票，也用不着让众议员们像为了争取国内的乡亲那样奋斗。正如众议员莱斯·阿斯平在谈到有争议的国防设施时曾对我说的，给别人谋好处是为了替自己捞选票。
弗兰克·卡卢奇在担任国防部长的时候曾与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迪克·阿尔梅达成一笔交易。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每两年审查一次五角大楼的关闭基地建议。其想法是使这些关闭基地建议不受政治压力。经总统批准后，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要同意就同意，要不同意就拉倒”的清单让国会投票表决。这一方法很灵验，因为大多数议员不受基地关闭的影响，因此用不着担心批准关闭基地建议。不过，我们不得不如此花工夫来关闭既费钱又不需要的设施，这就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国会不知羞耻地不愿意放弃政治拨款和做出选民要它做出的艰难决定。
事实证明，削减国民警卫队和后备队比关闭基地还要难办。里根总统和卡普·温伯格将预备役的兵力从25万扩编到110万，以对付苏联的威胁。这些兼职的战士对于我们的战备工作是不可缺少的，而且他们在“沙漠风暴”中大显身手。他们是最优秀的平民军人。但是，既然冷战已告结束，我们就不再需要以往那样多的国民警卫队员和后备役军人了。当我们试图将规模削减至明智的水平时，我们遭到了国民警卫队和后备队组织及其国会支持者的激烈反对。指责我们对兼职工作和兵工厂以及流入各社区的钱构成威胁。我们设法削减了部分人员，但仍有很大的余地，在国民警卫队和后备队身上可为国家节约更多的钱，而又不致损害国家的安全。
取消一项不需要的计划会使鸽派一夜之间变成鹰派。康涅狄格州民主党自由派参议员克里斯·多德一贯猛烈抨击我们把钱花在不必要的防务上，只要把钱花在他所在州的州界以外他认为都是不必要的。可是当我们试图取消在康涅狄格州格罗顿的电力船舶公司生产的攻击潜艇计划时，克里斯却喊破嗓子地大叫，抗议说这会给国家安全造成损害。多德临终前改变态度，主张加强战备，而且像他这样的人不是绝无仅有。他在国会议员中找到了广泛的支持，他们高兴地发现，在他们珍惜的计划可能被取消时，出现了一个知心的同盟者。
有一次，我向大西洋总部司令建议，我们从冰岛调出我们的预警飞机，将之派往加勒比海地区，以便搜索走私毒品飞机。他拼命反对我。我指出，现在从冰岛方向飞往美国的苏联轰炸机只有前来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苏联空军的新的“姐妹”部队）访问作客的飞机。我未能把他说服，我们也未再进一步争论，我只是下令把冰岛的飞机调出执行新的缉毒任务。
我们曾计划储存1。1亿桶石油，以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外国供应来源被切断时，我们仍能够照常运作。但是现在只存在爆发地区性战争的可能性，到时我们总能找到替代的外国石油供应来源。因此，我们将储备量减少了一半，给纳税人节约了4亿美元。另一个削减费用的项目是：陆军想装备一种新的无线干扰机，以挫败苏联突击队在北约集团后方的攻击。什么攻击？什么后方？什么苏联人？我们削掉了这项要求，又节约了2亿美元。
尽管遭到官僚机构的抵制，我们的削减工作仍在不断向前推进，并且开始产生良好的效果。基地关闭了，军人和文职人员离开了部队。计划的削减影响了经济，并将在1992年成为一个选举问题。不过，我们精心调整削减的幅度，以便我们不像以前曾经出现过的那样大刀阔斧地使部队伤筋动骨。五角大楼仍有无必要的项目，仍存在着浪费和经济诈骗现象，这在过去曾使我们名誉扫地。我希望这些丑闻只是往事。在切尼领导下，各军种参谋长和我力图成为美国纳税人委托给我们的资金的称职管家。我们决心建设一支胜任任何使命的更精悍、更有效的高质量军队。我知道，这乃是国家军事领导人的目标。
1992年5月1日，我打开办公室内的电视机，看到的情景令人伤心。前一天，4名被指控殴打罗德尼·金的警察被宣布无罪释放，从而触发了动乱。我收看的是关于洛杉矶动乱的最新消息。金有前科，他不是圣人，不是用来大造舆论的理想人选。尽管如此，凡是无偏见的人，只要看过现已家喻户晓的录像带之后，都不会否认他确实是警察使用过度暴力的受害者。无罪的判决在黑人社区中激起了暴怒。
这本是不该发生的事。当我观看着焚烧、暴乱和抢劫的画面的时候，心里不断地在想，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部队开进小石城平息因学校融合问题发生的暴力事件已经过去了差不多35年，布尔·康纳在阿尔玛的出生地伯明翰用狼狗和水龙对付抗议种族歧视的黑人事件已过去29年；因马丁·路德·金遭暗杀使美国各大城市陷入一片火海的悲剧也已过去24年。在我们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后，这一幕幕丑剧又被搬上了舞台。
我在看电视时，接到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电话：“科林，”布伦特说，“我知道这不是你分内的事。但是请你帮个忙给总统即将就动乱发表的讲话稿提些意见。”总统将于当晚发表电视讲话，斯考克罗夫特解释说，阐明联邦政府结束动乱的行动。布伦特说：“我给你发去一份初稿，你看一下，然后来这里向萨姆·斯金纳说说你的意见。”斯金纳已于去年12月取代约翰·苏努努任白宫办公厅主任。
南希·休斯给我取来总统讲话的传真稿。我读着它时颇感失望。我认为讲话的调子全不对。不错，暴乱是犯罪行为，法治应当恢复。但是暴乱不是孤立地酿成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讲话稿只讲暴乱不对，却没有讲造成它的社会根源。在大选之年，我能从这份手稿的字里行间感受到极右派的影响。
我来到白宫西翼斯金纳的办公室，对他说：“萨姆，法律与秩序这部分还可以。但这里有些用语只会火上浇油。”我指出，甚至连罗德尼·金都在祈求种族和解。“你听到他说了些什么——‘我们能不能和睦相处？……让我们设法把问题解决了。’”我建议降降讲话稿的温度：“在总统的讲话里加些和解的内容。”
萨姆心情不安。离讲话的时间只有数小时了。他说，他不能把文稿推倒重写，他必须在广播前搞好。不过，他会尽力改好的。
我离开白宫赶回家换衣服，准备出席当晚在格兰德·海厄特饭店举行的一年一度的霍雷肖·阿尔杰①奖学金颁发宴会。当晚晚些时候，我找借口退席后，立即要我的特工人员给我在海厄特饭店找一空房间，收看定于晚上9时开始的总统讲话。我及时赶到房间，听到他在说对暴力感到遗憾。他接着又说：“我还正在使国民警卫队联邦化。我正在命令科林·鲍威尔将军将所有这些部队置于一个中央司令部的指挥之下。”我通过电视台接受军令这还是第一次，而且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时刻。在60年代的动乱后，我曾希望我们将决不再需要调动军队到一个美国城市恢复秩序。使我感到宽慰的是，总统接着说，对金的殴打“令人厌恶”。人们对无罪开释感到“震惊”，他说：“我与巴巴拉都深感震惊，我的孩子们也有同感。”他承认，我们必须给处于少数地位的美国人以更美好的未来，而且他要求每个人“用他们的心，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祈祷来消除仇恨。”我感到那天下午呆在萨姆·斯金纳办公室的时间没有白白浪费。
①霍雷肖·阿尔杰（1832—1899），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其作品的基调是：凭着诚实、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和艰苦奋斗，出人头地和发财致富。——译者注。
那个周末，在洛杉矶的动乱尚未平息之际，阿尔玛和我前往田纳西州菲斯克大学出席她第35届学友联欢会。她为能让我在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而感到特别高兴。我乘此机会强调总统讲话的精神。“问题不局限于罗德尼·金一人，”我对菲斯克大学的毕业生们说：“我们必须记住，美国是一个家庭。家庭中免不了会发生分歧和争吵。但是我们决不允许家庭分裂成动武的两派……我希望你们从你们的多样性中找到力量。不论你们是黑种人、黄种人还是白种人，让它成为你们自豪和鼓舞的源泉。从中汲取力量。让它成为他人的问题，而决不是你们的问题。决不要躲在它的背后或把它当作不尽力而为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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