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朝日光鲜王国-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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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选择成为未来的医生，也是莫大的荣誉了。
还在十六岁的时候，她就进入清津医学院，她的同学们都比她大两岁，而且三分之二是女生。在完成七年的学习后，她开始在学校的附属医院，也是咸镜北道最富盛名的道第二人民医院的实习。那时候，她看上去仍然像个只有十几岁的青少年。当地人把这个医院叫做“捷克医院”，因为早在一九六零年代，朝鲜还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时，有一队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医生带着x光机和育婴箱在这里施诊。现在虽然捷克的医生早已离开，大部分的医疗设备都被塑料带封存了起来，但是医院仍然保留着欧洲医院的名声。实习期过后，金医生作为正式医生被分配到一个小医院，这个医院服务于浦港区，她就住在这一区。
金医生早上七点半就要到单位报到。按规定，她每天需要工作十二小时，看至少三十二名病人。通常上午她会在医院，而下午则会随医疗小组出诊。她穿白大褂，头戴可以罩住头发的白帽子，使得她看上去像个做快餐的厨师。她总是随身带个很重的医疗包，里面装着听诊器，注射器，绷带，消化药片，抗生素等等。作为三人医疗小组的成员，她要走访学校小区。朝鲜每个小区都有卫生室，同人民班设在一起。
“医生出诊！医生出诊，”这样的喊声回荡在小区里。之后，人们就会在小区卫生室前排起队，大人带着哭闹的孩子排成一队，准备让医生处理手上的伤口，或者身上出了几个星期的疹子。
北朝鲜的医生被期望无私地为人民服务。由于缺乏X光机，他们通常只能使用简单的X光透视机，让病人曝露于高度辐射下；不少老医生也因此落下白内障。需要的时候，医生不仅要捐血，还要捐出小块的皮肤移植给烧伤病人。金医生因为身高体重远低于平均值，得以免除这最后一项义务，但她仍然要到山上采摘药草。
亲自调制药品也是北朝鲜医生的要务，住在温暖气候地区的医生还要自己种植棉花来纺制绷带。医生全都得外出采集药草。金医生的工作单位尽可能在春秋两季各腾出一个月的时间让医生去采集药草。这段期间，他们睡在荒郊野外，几天才洗一次澡。每人都得采集到规定的数量，然后将采到的药草运回医院的药剂室，接受秤重。如果重量不足，还得继续去采。他们通常要深入山区人迹罕至之处，因为比较容易到达的地方早已被想卖药草或留作自用的人们给采光了。其中最抢手的是芍药根，能用来放松肌肉，治疗神经疾病。野山药可调节女性月经周期，蒲公英有助消化，姜可以防止恶心。苍朮属植物也是一种颇受欢迎的中药，能增强免疫力，没有抗生素的时候就得靠它了。
多年来，北朝鲜医院一直采用草药疗法结合以西药。医师不用止痛药，而用拔罐──一种让有吸力的小杯刺激人体特定部位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的方法。另一种方法也是源自于中医，就是用艾草针灸患病部位。由于缺乏麻药，对一些简单的手术如切除阑尾，医生就用针灸代替。
“有效的时候会很有效”，多年后，金医生这么跟我说。没效的时候呢？病人会被绑在手术台上，以免他们乱动。多数时候，北朝鲜人在接受治疗时都很能忍痛。“他们才不像南韩人，稍微有点小病就喊得震天价响”，金医生说。
尽管有很多缺点，北朝鲜的公共卫生系统还是给予人民远优于**时期之前的医疗服务。这种享受“全面性的免费医疗服务……改善劳动人民健康”的权利，实际上明文规定在北朝鲜宪法上。金医生对自己身为这个医疗体系的一员也颇为自豪，也对自己能提供病人医疗服务感到高兴。但到了一九九零年代初期，北朝鲜医疗体系的弊端日益凸显。许多医疗设备不是过时就是不堪使用，原本制造这些机器的社会主义集团国家的工厂现如今都已私营化了，因此也得不到设备的配件。清津的制药厂因为缺乏原料与电力而减产。北朝鲜也没有资金从国外进口药品。金医生巡诊时提的袋子越来越轻，以至于到最后里面除了听诊器什么都没有了。她只能帮病人开处方，希望他们有亲戚朋友在中国或日本，或是用私藏的钱从黑市买到药品。
一九九三年，金医生首次与医院领导层发生严重冲突，令她心灰意冷。当时她负责诊疗一名二十七岁的男子，这名男子被判以经济罪－也就是说他曾经从事私人买卖。他被判七年有期徒刑，在服刑满三年后，从监狱转到了医院。这人被打的全身是淤青而且严重营养不良，瘦得连肋骨都清晰可见。他还患有急性支气管炎。金医生想给他打抗生素，却遭到领导拒绝。
“他是罪犯，我们应该把抗生素留给其它人”，上级告诉金医生。
金医生愤怒了。“他已经被送到医院来了，病人就是病人，我们可以救他。他没有抗生素的话，可能连命都保不住”，她严正地反驳。
她执拗的一面在这件事上表露无遗。金医生并不善罢干休，为此事她同领导一连争论了数日。最终，垂死的年轻人还是没有治疗就出院了。金医生每天到他家两次，但这名病人的病情却日益严重，意志也越来越消沉。他嚷着：“我不应该继续活下去。”不久就自杀了。金医生深信自己和医院要为他的死负责。她和上级之间的紧张的关系也一直持续着，于是她主动申请调到儿科，她认为那里的情况不会这么政治化。
于此同时，金医生的个人生活也出了问题。不像事业上的成功，她的爱情生活一点也不美满；她工作狂加完美主义的风格，使得男人们对她都敬而远之。在正式参加工作后一年，从大学时代就开始约会的男友和她分手了。此事对她打击巨大。她求朋友帮她介绍了一个人，在第二次约会后就同他订了婚。她丈夫同她一样年纪–二十六岁–但是由于在军队服役，此时还只是个大学一年级新生。由于她已经工作了，她想他们可以依靠她的工资直到丈夫毕业。
“你会伤了他的自尊心，”金医生的母亲担心的说。一个女医生嫁个一个大学生？“男人不喜欢他们的妻子赚的比他们多。”
在结婚的当晚，金医生意识到她犯下了个多么可怕的错误，但是她很快就怀孕了，因此也没有机会逃离。几个月后她生下了孩子，在给年幼的儿子哺乳完之后，她搬出了丈夫家，回到了自己父母家。按照朝鲜传统，孩子由她的公婆照顾；如果离婚的话，孩子的监护权也在父亲一边。
如果赚的多是她婚姻不幸的罪魁祸首的话，那么令人颇为尴尬的是，她的薪水最终却消失了。她曾经能赚一百八十六朝元一个月，按照官方汇率大概值八十美元，是一般普通工人的三倍。用这些钱，她可以养活丈夫，自己的父母，甚至还能帮衬一个已经出嫁的妹妹。随着薪水消失的还有食物配给。在此期间，她发现自己不得不去集体农庄的果园去偷梨子，在乡下去搜集吃的。她也时不时的接受病人的礼物–一袋面条或几个玉米棒，这使得她觉得非常尴尬及不舒服。金医生知道其它医生收取贿赂以换取原本免费的医疗服务；她决定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但是回过头来，她也饥肠辘辘。
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她早年的美好憧憬慢慢都变成失望。她离婚了，同父母住。她失去了孩子的监护权。她现在比以前更加努力的工作，然而得到的回报却比以前还要少。她又饥又累，贫穷而且找不到真爱。
这就是金医生在金日成死的前一年的不幸处境。
与大多数北朝鲜人一样，金医生是从中午的特别广播中得知金日成的死讯。当时她才护送完一名伤寒病人到一间特殊诊所，刚刚回到医院。进到医院大厅，就看到医生、职员与病人全在全院唯一一台电视机前面哭泣。
金医生花了四十分钟才走回自己位于市体育场后面的公寓，她的眼睛噙满泪水，几乎看不清自己蹒跚在人行道上的双足。父亲在家睡觉。听到她的脚步声，于是坐了起来。
“怎么了？妳的病人过世了吗？”他惊慌地问。他知道自己的女儿对病人投入的感情有多么深。
金医生倒在父亲怀里。她从来没有哭得如此伤心过，即使是在男友抛弃了她，婚姻破裂孩子被带走，还是父亲中风的时候。这些全是人生可预期的挫折。即使金医生是一名医生，受过高等教育，了解人的自然规律，也深知人不免一死，但她从来没想过这样的事会发生在金日成身上。
她同事的感受也差不多。当他们在医院昏暗的走廊上彻夜工作时，会交换自己听到的小道消息。其中一种说法是，金日成是被美国的军火贩子暗杀的，因为他们想破坏即将来临的南北高峰会，届时金日成会跟南韩总统金泳三会面──北朝鲜宣传政策中反复出现的一点就是美国蓄意让朝鲜半岛分裂。
金日成刚去世的那几天，金医生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由于处于震惊与睡眠不足之下，她隔了好一阵子才发现，自己家里也早已危机重重。她的父亲自从因病退休之后就陷入忧郁，伟大领袖的死对他更是个打击。他躺在床上，拒绝进食。
“如果像金日成这么伟大的人都会死，那像我这种一无是处的人又何必活着浪费粮食？”他哭道。
金医生试着跟她的父亲讲道理。先是好言相劝，然后提高音量，最后连威胁也用上了。
“如果你不吃，我也不吃。我们一起死好了。”她这么说。她的母亲也威胁要绝食。金医生还把医院的党委书记找来一起劝他。她也试着用静脉注射的方式让父亲维持体力。
金医师的父亲开始呓语。他一会儿赞美金日成，一会儿又辱骂他。一天他说自己是如此敬爱领袖，没有领袖他活不下去，另一天他又低声说金日成的死清楚的证明了北朝鲜的体制完全失败。他要女儿从医院带些纸回来，勉强撑起身子，潦草地写了张便条：
身为劳动党党员，我最后的任务就是让我的长女继续我的工作。请指导她，让她成为优秀而忠诚的党员。
他把信交给金医生，要她转交给医院的党委书记。然后他又拿了一张纸，在上面胡乱画了一个看似相当复杂的金字塔，每个塔阶标示着姓名与数字，那个图怎么看都像是疯子的涂鸦。金医生以为父亲神智不清了。
他示意金医生坐到他的身旁。他身体已经虚弱得只能轻声说话。
“这是我们家在中国的亲戚。他们会帮妳。”
那是一张族谱。金医师感到震惊。难不成父亲是在暗示她离开祖国，到中国去？这是逃离中国后，亲自跪着教导她读书写字，对金日成忠诚无比的父亲会说的话吗？他会是叛徒吗？金医生第一个反应是撕碎它，但她无法毁掉父亲的遗言。于是她拿出一个收藏纪念品的小铁盒，上面有锁与钥匙，这是她少女时期留下来的东西。
她把父亲的草图折好，锁进箱子里。
金日成安厝于一处地下陵寝，他的遗体在经过防腐处理后公开陈列，这是一九二四年列宁死后**的传统。北朝鲜政府举办了为期两天（七月十九日与二十日）的隆重葬礼。平壤广播电台报导有两百万人参加了这场仪式，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