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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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这样开始练习写作，不但于他们大有益处，就是做教师的看卷子，也可以减少许多麻烦或甚至于苦痛！教师改卷子的时候，只须把不妥当的地方（无论是字的不妥，或是文法的不妥），用红笔画出，下次上课时发还学生，叫他们自己在课外改好后再交进来。有的学生需要发还三次，修改三次。为鼓励起见，教师在第一次发还给学生的卷子上都要依成绩的优劣，注明ABC等的等次，并另在簿子上记下来；第二次的修改也要把成绩记下来。每次全体文卷这样结束之后，教师还应把这次各文卷里所犯的较大的错误，在课堂上提出来解释或讨论。
这样写作每做若干次后，可用一次来出一个学生所熟悉和有经验可以表现的题目，让学生自由（即不必根据书本）做一次文章，成绩一定是有相当可观的。
23一种有趣味的工作（1）
我因为做过七八年的英文教员，便噜噜苏苏地讲了一大堆关于英文的教授法或研究法，但这不是什么英文教授法的书，我就把这件事告一结束吧。倘若这里有些意思可供给诸君研究外国文的参考，那就算是没有白说的了。
我这七八年的英文教员都是兼职，还有一半的时间仍在职教社里做我的编辑的工作。所以自我出了学校以来，除最初的半年时间做着“有名无实”的英文秘书之外，可以说一直到现在没有和编辑的生涯间断过关系。编辑的职务是最合于我的个性，关于这方面，以后再谈，现在请再谈谈关于教员的职务。做教员，在我也可说是一种有趣味的工作。我尤其感觉愉快的，是可由这样和天真的青年接触。我觉得青年都是可爱的，虽则有时也有一两个使你感到不舒服，但是仔细想来，他自身也有特殊的原因而不能任咎的，像我将要谈到的一个低能学生，便可做个例证。讲到大多数的青年学生，只须教员教得认真，教得好，赏罚公平，青年学生没有不敬爱教员的。
做教员在我既是一种有趣味的工作，我为什么后来不干呢？这里面至少也有两个理由。一个是我的性太急，看见学生有时答不出，或是错误多了一些，我很容易生气，对于这种学生，我易于疾言厉色，似乎予人以难堪，事后往往懊悔，第二次遇着同样情形时仍不免再犯这个毛病；这样容易生气不但觉得对不住我的学生，对于我自己的健康也有损害。我觉得忍耐性也是做教师的应有的特性，我的忍耐性——至少在教学方面——太缺乏，因此我觉得自己还不十分适宜于做教员。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经济的关系，教员的钟点太多，夜里缺乏自己看书的时间。我每日上半天要教三四时的功课，这还不打紧，但课外应该为着学生做的工作还是很多，修改考卷和文卷就要费了很多的时间，都不得不在夜里做。这样一来，除了全天的紧张工作外，夜里的时间也是不自由的，自己看书固然没有了时间，一遇着有应酬，或其他的临时事情，往往不得不“开夜车”。因为有着这两个缺憾，所以我不得不抛弃教员的生活。
当然，我不是想抛弃就立刻抛弃，因为这不是我的经济能力所许。我一面要留心更适宜的机会，一面对于我的职责仍然是要很认真地做去的。因为我对于我的职责要认真，所以我对于我的职权也不得不认真。关于这一点，我还记得有一件事可以谈谈。我有一年在所教的商科三年级里遇着一个低能学生。他在别科的成绩怎样，我不知道，但至少关于英文这一科，他所表现的是低能儿。我平日对于学生的成绩都有很详细的记录。平日记录好的学生，在大考的时候尽可放心，因为就是在大考的时候不幸考得不好，无论如何也不会不及格的。而且我对于分数的计算也不愿斤斤较量，差几分分数我都认为应该通融，因为分数这东西本来只能表现个大概。这个学生的平日成绩总结算起来不过十分（六十分及格），大考的成绩不过五分，这相差实在是太远了。这样的学生怎样能升到三年级，在我已莫名其妙。后来仔细打听一下，才知道他的父亲是有着相当大势力的。他做着某教育会的干事，和这个学校的董事们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我做的是英文教员，所知道的是英文的成绩怎样，不知道学生背后的“势力”的大小。他补考后仍得到不上十分的成绩。我对此事的办法是决定他不能升级。这个决定居然引起了一个轩然大波！这位自信有势力的“父亲”跑到校长那里去大办交涉，他的理由是我对他的儿子有成见。我把平日的记录给校长看，校长没有话说。我并向校长声明，如果这样的学生可以升级，我要立刻提出辞职不干，请他另请高明。校长被他缠绕得没有办法，老实说这是某某（指我）的职权，你可以和他去交涉。他不敢来和我交涉，却直接跑到两个校董那里去糟蹋我，幸而那两位校董平日知道我在校里教学的情形，竟给他一顿教训！我倒不怪这个学生，因为他并非不肯用功，无奈他的那个“父亲”给他一种先天低能的“礼物”，这并不是他自己所能负责的。后来听说他的那个很有钱的“父亲”，已出巨资送他的这个儿子出洋留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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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一种有趣味的工作（2）
这件事所以使我不能忘的，是我经过了一番坚决的斗争。校长终于没有屈服于有“势力”的学生家长，而牺牲我的职务，这一点是值得称赞的。
。 想看书来
24现实的教训
我半天教书，半天编辑。最初除主持月刊外，是编辑丛书，这在前面已经谈过了。前后大概替职教社编译了半打以上的丛书，都由商务出版。我自问对于职业教育并没有什么心得，这几本书只是我在职务上不得不交的卷子罢了！可是在这段时期里有一件事颇有一谈的价值的，那就是参加职业指导运动。当时刘湛恩先生带着博士衔头从美国回来，他在哥伦比亚大学里研究过职业教育，职教社请他来帮忙，组织了一个职业指导股，由他来担任主任，由我用着副主任的名义襄助进行。我们共同发起了职业指导运动，接洽各校（中学）举行职业指导运动周。在这一周里叫学生填注我们特备的职业指导表，按日请专家演讲。最后由我们和青年作个别谈话。在职业指导的原理方面，由职教社同人如黄任之、杨卫玉、刘湛恩以及客串庄泽宣诸先生等担任，我自己也夹在里面凑热闹。关于专门的各部门，如各专业的指导，便就各地请各该业的专家参加。因这件事，我和杨卫玉先生还跑了好几省的地方，在各处都接洽若干中学举行职业指导运动周。我所感到兴趣的是乘着这个机会和各地的青年谈话，并到各处观察观察社会的情形。最后我还和庄泽宣先生各人根据在各处提倡职业指导的实况，编著了两本书，加入职业教育丛书里面去。可是说来也许有些奇怪，我愈研究职业指导，愈在实际方面帮着职业指导呐喊，愈使我深刻地感觉到在现状下职业指导的效用很有限，愈使我想跳出职业指导的工作！这里面的理由说来也很简单。职业指导和教育指导是分不开的，在中国的现状下，进小学校还要经过竞争考试；中学以上的学校，你要学什么，不见得就有你所要进的学校，就是有，好的不易考，坏的不愿进；此外还有经济问题也不是空言指导所能解决的。职业指导和现实社会的职业状况当然更是分不开。在中国的现状下，谁都看出职业界是一团糟，有许多地方用人并不根据真正的才能，只靠背后的势力怎样，或是位置私人；有许多地方受着不景气的影响，虽想用人而不敢用；结果除少数例外，往往不免所用非所学，甚至于出了学校便须立即加入失业的队伍里去！在这样的状况下，我虽不敢说职业指导一点没有用处，但是不得不承认所受的限制实在太多太大了！
说句好笑的话，我在这时期里参加了职业指导运动，对于青年究竟有着什么实际的效果，我实在不敢说，可是对于我自己确有着很重要的“指导”作用！什么“指导”作用呢？使我从这里面感到惭愧，感到苦闷，感到我的思想应该由原来的“牛角尖”里面转出来！换句话说，这现实的教训使我的思想不得不转变！
我一方面在意识上虽有这样的觉悟，一方面对于我的职业指导的职务——我当时的一部分职务——仍然是很认真地干着。但是这个“干”只是 “职务”上的事情，只是“毋忝职守”的“道德”在后面推动着，并不能唤起我的兴会淋漓的精神，并不能使我的全部身心陶醉在这事业里面。
但是能使我干得兴会淋漓，能使我的全部身心陶醉在里面的事业，竟渐渐地到来，虽则只是渐渐地到来。这是什么呢？这是民国十四年十月间创办的《生活》周刊！
我不能掠人之美，《生活》周刊并不是由我创办的。当时职教社原有一种月刊叫做《教育与职业》，专发表或讨论关于职业教育的种种问题，但是该社同人觉得月刊要每月一次，在时间上相隔得比较的久一些，只宜于发表理论或有系统的长篇事实；为传布职业教育的消息起见，有创办一种周刊的必要：这是最初创办《生活》周刊的意旨。这和以后的《生活》周刊的内容虽差得远，但最初创办时的意旨确是不过这样。这时它的意旨既是这样，所以大部分的篇幅都是登载各报上搜集下来关于职业教育的消息。除这种消息外，头上有一短篇数百字的评论，随着有一两篇一两千字的论文。“生活”这两个字的名称是杨卫玉先生想出的，第一位的主笔公推新由美国学银行学回国的王志莘先生担任。主笔的每月薪水只是四十元，在王先生当时也不过是一种兼职，他原是职教社的一位老同事，初回国后时间略闲，所以来帮帮忙。其余同人轮流帮着做做文章，我在最初也不过轮流帮助做些文章的一人而已。
25一幕悲喜剧
在我再续谈《生活》周刊的事情以前，其中有两件事可以先谈一谈。第一件是关于我的婚姻，第二件是我加入时事新报馆。
第一件虽是关于个人的私事，但是也脱不了当时的社会思潮的背景。大家都知道，接着五四运动以后的动向，打倒“吃人的礼教”，也是其中的一个支流，男女青年对于婚姻的自由权都提出大胆的要求，各人都把理想的社会和理想的家庭混作一谈，甚至相信理想的社会必须开始于理想的家庭！我在当时也是这许多青年里面的一分子，也受到了相类的影响，于是我的婚姻问题也随着发生过一次的波澜。
我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