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的非常之路-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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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赫尔利分别代表中共和美方在协议上签了字。
毛泽东对赫尔利说：“我今天还不能和赫尔利将军同去重庆，我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
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周同志在那里可以和赫尔利将军一道帮助谈判。”
赫尔利请求毛泽东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表明中共的态度，毛泽东慨然应允。
当天下午2时，赫尔利带着毛泽东致罗斯福的信件和刚刚签字的协议文本，与周恩来同机飞往重庆，包瑞德上校同行。
赫尔利返回重庆后，果真一再碰壁，国民党方面对中共与美方在延安达成的协议迟迟不肯表态，直到11月21日才提出了三条反建议，即所谓的《抗战建国政策》。
赫尔利将国民党的建议书转交给在重庆的周恩来。
国民党的顽固态度和可能采取的对策，早在预料之中，所以在重庆主持谈判的周恩来、董必武以及在延安的毛泽东等中共最高决策人并不感到意外。
为了实现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目标，周恩来连夜起草了一个对国民党所谓建议书的复案报延安中共中央审议。
其主要内容是：改组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参加的联合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由其颁布各项新民主政策，改组行政院为各抗日党派的联合内阁，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各抗日军队组成的委员会；承认中共和所有抗日党派为合法政党；中###队编列为正规国军，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公平分配。
毛泽东收到周恩来从重庆寄来的“复案”后，立即批转中共中央诸领导成员和在延安的陈毅等军政领导人认真研究和提出建议。
12月1日，陈毅悉心研究了“复案”和有关材料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
信中说：第一个前途是蒋介石顺利在毛主席和赫尔利已签字的协定上签字。
即使如此，仍然挽救不了蒋介石统治西南的大局，反而增加了美国对蒋的幻想，帮助他骗骗人。
因为蒋介石的病症是一针强心剂所不能挽救的，它的整个封建腐朽的法西斯机构不会因签字而改善。
蒋签字后，允许共产党加入一两个阁员，已算是大大让步了。
但仅有共产党一两个阁员并不能挽救西南大局，要来一个带革命性的改良，就必须在几个部门起用国民党进步人士和大批共产党员。
这一点蒋是做不到的，美国的压力再大也达不到。
第二个前途是照蒋现在提出的“对策”办，目前只在和缓一下国共之间的紧张空气，使全部腐烂的机构原封不动，其结果只会促进其腐朽，加速日寇的进攻。
如蒋决心改变，学唐德宗下罪己诏，起用良将，西南危局本来是可以缓解的，但蒋鉴于大革命和西安事变后两次控制不住中共的发展，这一回更是恐慌、动摇、害怕，他决心不这样做而宁愿走上反动的绝路。
关于赫尔利斡旋问题，陈毅在信中分析：美国的企图不过是着眼其军事利益，认为我党的军事力量应该动用，但其政治见解仍是保持蒋介石原有体系，并无诚意改革政治。
赫尔利与毛主席谈话，只着重高兴我们要蒋，而不高兴毛主席提出的改革政策。
如谈判顺利，赫尔利可能把每月让美国航空队先动用的两万吨残汤剩水分一点给我们，叫做所谓公平分配。
接着就大批撤胡宗南军队南下（这一点于我有利），同时就要我在敌后反攻。
所以美方的意思仍是以极廉的代价而达到大量花费中国、特别是花费我们力量的目的。
这是美帝国主义玩弄得极其精巧的商业手法，这是他们的传统，口惠而实不至，惯会牺牲别人替自己打仗，而外表十分漂亮。
陈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蒋介石走第一条签字的路，反而于我不利；采取蒋介石不签字我们就拖下去的办法，反而于我有利。
如果不理赫、蒋，自己组织民族解放委员会，会给人以口实，不利于争取大多数。
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就汤下面”。
这是掌握时局的中心办法。
陈毅在信中写道：明朝末年多尔衮致史可法书提到：“本朝天下取之于闯献，非取之于明朝”。
同时入关清军又替吊死在北京煤山的崇祯发丧。
这一着十分厉害，瓦解了当时的反满阵线，清以200余万人口、40万军队征服了中国，其重要原因之一在此。
我党抗战以来，亦是本着取之于敌寇的办法，使国民党“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非常对。
过去蒋介石利用剿共去“就汤下面”，搞掉各省军阀，也非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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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把我党推上全国大舞台”（2）
因此，目前为照顾美国以及英国，照顾中间阶层，照顾国民党大多数党员及其军队，仍不宜吃急酒，抛开他们搞我们的民族解放委员会。
“这样拖下去，等待蒋帮的变化，等待德国坍台后苏联的出征远东，而我争取一二年的大发展，水到渠成，把我党推上全国大舞台，实有如水就下，沛然莫御之妙用。”
“我们照顾各方以逐渐去取得全国，吃急酒不好，拖好。
我们以大力急求解决的姿态，达到拖死蒋，招美依我，而我取得全局的中心地位。”
陈毅还在信中对自己作了深刻剖析：“在几年整风弄清路线原则之分歧后，作大度的自我批评，讲团结对外，这足以教育一切人……华中的团结亦只有走此道路。
回想几年华中工作，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只有自己批评去打通思想而团结对外才是于党于己的有益办法。
去冬在华中，我不了解这点，所以满腔愤愤不平之气。
赴延留别诗中说：‘知我二三子，情亲转无言。
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
’这仍包袱很重，自以为残菊傲霜。
春间到延……你要我于华中近事取得教训，略略纾解愤懑……近来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
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那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的自己条条做到的态度，实在要不得。”
读罢陈毅的十三页长信，毛泽东大受感动，立即给在重庆的周恩来起草电报，指示他坚持毛、赫已经签字的五条协议，过早提交复案不利，准备中共七大开过之后再复案。
电稿拟好后，立即以急电发出。
随后，毛泽东又给陈毅写了一封复信：陈毅同志：来示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今日已电渝不交复案，周、董均回，拖一时期，再议下着。
至于基本方针，如你所说那样，除此再无二道。
白区劳绩必须承认，你说得非常之对。
还有“南北”问题，南方党问题，久想讲，那天临时忘了，恐怕还有别的。
七大讲一次，似有必要。
一切不公平之事，必须使之归于公平，以利团结对敌。
有所见时，请随时告我。
自从你及聂（即聂荣臻，编按）公开后，伯承即无秘密之必要。
昨天党校的会，请他未到，是未正式告他可以公开之故。
请你先告他，我亦当告他。
下游干部配备请和彭真一商。
你的意见我以为是好的。
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
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
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
整个党现在是日见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明了。
敬礼！毛泽东十二月一日陈毅对毛泽东那种包容大海的精神感受尤深。
毛泽东能及时采纳各种意见，并为我所用，这正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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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1）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
大会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了121万党员。
陈毅作为华中代表、华中和新四军代表团主任出席了大会，是大会主席团15位成员之一。
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
陈毅代表华中、新四军在大会上发言，详尽地论述了党在新四军和华中工作的历史，深刻地总结了党领导新四军和华中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经验，特别强调中国革命需要有好的掌舵人。
他说：“船载千人，掌舵一人”。
掌舵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都扳舵，而是在上滩下滩，转弯抹角时才扳它两下。
不扳便会把船打烂，扳过劲也会碰到石头，所以要扳好。
从“我们党的历史看，毛泽东是最会掌舵的。”
有感于中国革命航船有了最好的掌舵人，陈毅以《七大开幕》为题，作七言绝句一首：
百年积弱叹华夏，
八载干戈仗延安。
试问九州谁做主？
万众瞩目清凉山。
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毅被选为中央委员。
党的七大开完了，陈毅面临一个去留问题。
陈毅来延安前，毛泽东曾明确说过，“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现在是不是维持原议不变呢？对于陈毅的去留问题，中央也在慎重考虑。
这时迅速从日伪手中收复东北是全党的一项突出的重要任务，主持东北军事工作有两个人选：一为陈毅，一为林彪。
考虑结果是华中更需要陈毅，便由毛泽东同陈毅谈话。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七大开过了，你在延安的任务完成了。
原先说过七大后仍回华中，华中离不开你，同时还需要你回去传达七大有关精神。
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
陈毅来延安以后，自从答应过与饶漱石的问题“一句话也不要提”以来，始终牢记自己的允诺，再未提起过。
现在既然毛泽东发话了，他便直话直说：“我同饶漱石的关系，主席是知道的，只怕回华中去没有事做，不起作用！”
毛泽东深知陈毅在华中的深厚基础和别人难以代替的作用，斩钉截铁地说：没事做就下围棋。
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事已至此，陈毅坚决表示：请中央放心，这就准备动身，回华中后一定搞好团结，做好工作。
任务一经确定，陈毅很快就把思想转到了华中工作方面。
7月30日，他电告华中的饶漱石、张云逸：“华中干部百余名及新调来工作者约六百均准备于8月初东来，估计10月初可到军部，我亦定8月初动身回来，请令路西淮北四师注意打通陇海路北的联系工作，以便通行。”
中共七大胜利闭幕不过两个多月，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八年抗战的最后胜利，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重要声明。
朱德总司令发布受降和对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等命令。
此时，蒋介石却发布反动命令，命令解放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不准收缴日伪枪械；命令他的嫡系部队“加紧作战”，“稍勿松懈”，积极准备向各解放区推进；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