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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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系有力人物，皖系控制的大部分省份转到了胜利者手中。１９２２ 年，奉系联
合皖系势力的残余和华南的势力，试图推翻直系。奉系失败，但没有被消灭，
因为它有一个远离华北战场的强大而富饶的基地；直系没有做好侵入满洲的
准备，因而奉军能够返回根据地，进行整编并准备再试一次。１９２４ 年，奉系
再次与华北的皖系拥护者以及南方的势力联合，第二次与直系交战，并成功
地策动一个直系的主要将领冯玉祥倒戈。直系军阀仍然控制华中的几省，他
们于 １９２６ 年与张作霖联合攻打冯玉祥，把他的军队赶到了遥远的西部。①这
就使张作霖成了北京的主要有力人物，这时一支新式的军队国民革命军，开
始了它一举消灭军阀的北伐。所附的几张地图表示作为上述历次战争结局的
派系势力分布的大致变化。②
学者们从力量均势分析了这些战争，有时是用一种国际关系的模式。③
的确，军阀们为反对潜在统一者而一再联合的实例证明，力量均势思想是重
② 拉里：《地区和国家》。
① 内森：《北京 1918 至 1923 年的政治斗争》论述了各派，附录提供了七个主要派别的简况。关于军队各
系为首的军官以及他们的部队，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处处可见，尤其是第 1 卷第 2 部
分。
② 谢文荪：《军阀主义的经济》，《中华民国研究通讯》，1。1（1975 年 10 月），第 15—21 页。
① 关于这几次战争军事方面的明确叙述，见文直公：《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 2 卷。
② 见地图 9、10、11、12。
③ 齐锡生：《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第 201—239 页。
要的研究方法。但是在中国，均势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规律。各系军阀并不
谋求作为目的本身的均势；每个派系都谋求霸权，直到其可能到来的成功把
其他派系都推向对立面。此外，均势是结局的一种方式，这一点人人都知道；
军阀主义有朝一日总会结束而国家终将统一，这一点每个军阀都认为理所当
然。每个军阀似乎都承认重新统一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令人满意的，但却
希望发生这样的事而不限制他个人的权力。这是一个矛盾，每个大军阀都希
望由自己实现重新统一而予以解决。不可能希望领导国家统一的那些军阀则
很想延缓统一，同时制造混乱。军阀们倾向于极短期的打算；他们很少考虑
５ 或 １０ 年之内形势会像什么样子，相反，却努力在今年征收明年的税。
地图 ９、１０、１１、１２ 的注
这几张地图依据传记、政府文件和布告、年表、外国目击者的报导和研究军阀的著
作。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第 ２１０ 和 ２１２ 页，有类似的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
战争前的形势图。
这几张地图试图表示 ２０ 年代初期中国的分裂状况，以及分裂的格局是如何变化的，
但它们却给人一种完全精确和确定的错觉。它们在几个方面是不准确的：（１）派系的隶
属关系主要依照省的督军的归属，没有顾及存在一些往往控制了重要地区的次要军阀。
（２）这几张地图没有表示出争夺的地区或权力机构不存在、不清楚的地区。例如地图 ９
和地图 １０ 表示福建在皖系控制之下。在这些年份里，李厚基是福建督军，他和段祺瑞的
联系很稳固，但这个省的南部有时是在广东军阀们的控制之下，有时是在敌对的北方指挥
官的控制之下，李厚基的权力在最盛时也是有限的。陕西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夕按地图
所示是在直系阵营，但事实上这个省争夺权力的小军阀非常多，以致也同样可以标明是“分
裂的”。（３）这几张地图没有区别强的派系隶属关系和弱的、可疑或变化着的派系隶属
关系。例如地图 ９ 表示河南在直系阵营内。可是从军阀时期一开始就任河南督军的赵倜，
只是在他认为段祺瑞正打算替换他时，才在某种程度上靠拢直系军阀。地图 １１ 表示山东
在皖系势力之下，尽管直系势力这时在华北正处于鼎盛时期。理由是 １９１９ 年起已是督军
的直系拥护者田中玉，在 １９２３ 年被解除职务而被郑士琦接替，所有资料都同意郑倾向皖
系；在 １９２３ 年这还不等于对吴佩孚和曹锟怀有敌意。（４）地图所示的派系的地区的大小
和其实际力量之间没有相互关系。例如对绥远、察哈尔和热河的控制给人以地区广阔的深
刻印象，但在军事上并不特别重要，因为这些地方贫瘠，人口稀少，远离主要交通线。（５）
这几幅连续的地图上的变化并不都由于这系或那系在地图涉及的主要战争中战败或战
胜。例如李厚基于 １９２２ 年夏季晚期被赶出福建，而地图排列的顺序不可避免地含有这是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结果的意思。但事实上他是被广东的国民党部队赶走的；这一事实几幅
地图甚至没有表示出来，因为国民党部队在几个月之内便已离开，而孙传芳成了这个省的
首领。
尽管每次战争都造就了一个明显的胜利者，但在更深远的意义上他们都
不是确定的，因为没有一个派系有发展政府政治力量的长期计划。每个军阀
的主要目标都是个人的和自身的，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他的权势。每个人
都是一个派系的一员，但其目的并不是为该集团的目标作出贡献，倒不如说
是为他个人的利益而打开局面。一个派系的领袖可能希望统一国家，但他是
孤立的，站在流沙之上。不仅每个派系的领袖只有过于简单的统一的想法，
而且他的目标的实现威胁他们的敌人，也同样威胁他的支持者，因为实现他
的权力梦想将导致他们丧失独立，而独立是他们作为军阀的地位的要素。派
系目标的暂时性和短期性是这一时期高度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作为军事冲突有些重要的战争是很短暂的，但整个军阀时期的趋势是，
更多的军队卷入规模更大、时间更长，也更血腥的战争。１９２０ 年的直皖战争
１０ 天之内就结束了；这次战争为吴佩孚的师所左右，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军队
调动和巨大的伤亡。１９２２ 年的直奉战争甚至为期更短——只持续了 ７ 天——
但军队的数量更多，伤亡更大。在这次战争以后，卷入的军阀扩编了他们的
军队。在 １９２４ 年的直奉战争期间，华北、江苏和浙江之间以及沿满洲边界的
几个地方都在交战。战斗持续了两个多月。１９２６ 年，冯玉祥和张作霖打了一
场大约八个月的非常激烈的战争，有巨大的伤亡。
军阀和列强
军阀主义的混乱和由此而导致的北京政府的软弱，使中国尤其容易遭受
外国政治压力和侵略的损害。但与此同时，普遍的骚乱也限制了外国的活动，
妨碍了外国企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开发。军阀们有时任意对外国商号增加税
收。士兵和土匪使外国财产和生命遭受损失。举一个例子，在 １９１７ 至 １９２４
年间，单单在一个领事区就有 １５３ 个美国人或商号被抢劫，遭受大约 ４０００００
中国元的总损失。①盗匪活动和战争阻碍了正常贸易和商业活动，军阀对外国
人在华贸易伙伴的压制、通货贬值和使用无担保纸币，以及铁路设施的破坏、
军队占用和损坏，也起了同样的作用。
外国人以严厉谴责和中止贸易对这种种情况作出反应。外国代表不断地
向北京中国政府递交一连串抗议，尽管中央当局的软弱使它不可能采取有效
的措施。列强常常不得不就具体的地方事件与地方或地区的军事首脑交涉。
例如在 １９２４ 年，在俄国人与北京就中东铁路的地位和经营达成协议以后，他
们还不得不与张作霖进行四个月的单独谈判，因为铁路是在他的地界内。②
至少有一个例子，外国人为了保护和合作向地方当局付了钱，很可能在更广
的范围内存在这种做法。
外国人对他们所抱怨的混乱自己也起了促成的作用。外国兵痞在中国的
战争中也起了小小的作用：一个英国人管理张作霖的兵工厂，三个美国飞行
员有几个月为陈炯明驾驶轰炸机，类似的冒险者也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在其
他的军队里发现。更重要的事实是，外国人不顾 １９１９ 年多数强国签署的武器
禁运协定，输入武器以满足中国人对枪械的无尽需求。武器交易完全公正；
军火商向任何能照价付款的人销售，不考虑政治。但是有些外国政府实际上
却资助挑选出来的军阀。例如日本在整个军阀时期明显地与中国的一些军阀
有牵连。
１９１６ 年，日本政府开始实行全力支持皖系首领段祺瑞政府的政策，建立
① J。S。休斯顿领事就汉口领事区的政治情况致国务院的报告，1925 年 4 月 4 日。国务院有关中国内部事务的
文件，893。00/6206。
② 唐盛镐：《俄国和苏联在满洲和外蒙的政策，1911—1931 年》，第 152—153 页。
中日之间政治和经济合作以及财政债务的紧密联系。日本在随后的两年中供
给段 １．５ 亿多元，表面上是为了国家的发展，但实际上却被段主要用于他自
己的政治和军事目的。这两个政府还缔结一项军事协定，规定日本提供援助、
顾问和教官以编练中国参战军，支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的事业。但
是这支军队从没去欧洲，只对扩展段的军事力量有用。在给段这一财政和军
事援助的同时，日本商人也着手许多冒险事业，形式上与中国企业家联合，
开发中国的资源。
长期以来日本对满洲的事情表现出特别关心，并从日俄战争起在那里保
持了有力的地位。日本人密切注意张作霖的兴起，并在必要时积极干预，务
使满洲的人事任命和政策不是不顾日本的利益而决定的。由于皖系在 １９２０
年的战争中失败，而张作霖作为直系的同盟者对皖系的失败做出了贡献，张
成了全国性的人物；他控制着满洲和作为战利品一部分的内蒙。日本政府做
出了一项政策决定，这项政策决定在整个张作霖余下的生涯中成为日本与张
的关系的指导方针：日本将在使满洲发展和组织起来以及牢固地控制满洲方
面，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张作霖。但是，日本对张谋求实现在中央政府的野心
将不予帮助；他们要张留在本地，致力于满洲的治安和社会秩序，而不要卷
入那些可能导致战争和混乱，因而威胁日本利益的事情。
日本并不想直接向张提供武器而悍然违反武器禁运条例，因而他们帮助
他建立一个兵工厂以制造他自己的武器。日本人以下面这种启示性说法说明
他们给予张财政援助的态度：
虽然帝国政府并非不愿意根据情况对财政援助给予友好的考虑，但重要的是这样做
要用经济贷款的方式，尤其是要采取在联合企业中投资的形式，以便避免列强的怀疑和中
央政府的猜忌。如果张作霖也愿意日益争取促进中日合作的实体，例如在关于土地的租
借、矿山和森林的经营以及其他这类有前途的事业上尽力，如果他愿意尽一切努力贯彻所
谓共存共荣原则，并制定已经存在和最近将建立的中日合资经营公司的共同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