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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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势力范围”建立在更扩散的基础上——在中国领土上所维护的范围更
大的“势力范围”的核心。
任何强国对势力范围的要求（包括贷款、建造和经营铁路、开矿、雇用
① 记载这些租约的协定，可见于约翰？V。A。麦克默里：《1894—1919 年与中国缔结或涉及中国的条约和协
定》，1，第 112—131、152—158 页。
其国民为“顾问”，或在中国特定地区行使某种其他形式的地区管辖权的优
先权或独占权）的事实上的基础，就是前面几段所说的持续侵犯中国主权的
因素——中国的虚弱和外国势力的威胁。在形式上，几个势力范围有不同的
基础：中国人与特定的列强缔结的不把某些地区让给第三国的协定；中国人
为一方，但无力废弃的协约或条约；某些列强因近水楼台而对权利的坚决要
求；中国未参加的列强互相承认权利的协定；由于占绝对优势的金融和商业
利益的既成事实而对更多权利的要求。
俄国在满洲的权利来自 １８９６ 年 ５ 月的秘密结盟条约、中东铁路及其南满
支线的建造和辽东半岛的租借。根据这些基础，俄国政府着手在铁路区内建
立事实上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并且凭借因 １９００ 年义和团起义而发生的俄军占
领满洲的事实，加强了它的地位。俄军在满洲这一事实和加强对朝鲜施加影
响的努力，引起了 １９０４ 至 １９０５ 年的对日战争和俄国的难堪的失败。辽东半
岛的租借地转给了日本，长春和旅顺之间的南满铁路连同铁路区中的“权利、
特权和财产”也是如此。１９０５ 年以后，俄国继续对中东铁路路区及沿线的北
满的城镇（例如哈尔滨），行使有效的政治管辖权。俄日对满洲的最后划分
在 １９０７ 和 １９１０ 年的俄日协定中正式规定下来。１９１４ 年，缔约列强除美国外，
都承认俄国在中东铁路区内对它们的国民的控制。①以中国在 １８９８ 年所作的
一视同仁的声明为借口，日本要求福建省为它的势力范围，但此举没有什么
实际的结果。当然，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不断地得到发展。中国除了把辽
东半岛以及俄国在南满的铁路和采矿权给日本外，别无其他选择（１９０５ 年 １２
月的中日条约），并且通过另外的协定，又让日本在营口、安东和沈阳设立
“居留地”，并给与它铁路特许权。关东的一个总督府在 １９０６ 年设立，以管
理租借的领土（２１８ 平方英里）和铁路区（１０８ 平方英里）。日本在满洲的势
力范围在 １９０７ 年被法国所默认（日本则相应地承认法国的势力范围），在
１９０８ 年被美国的罗脱－高平协定所默认，还被俄国所默认（如上述）。通过
日本强迫袁世凯的政府在 １９１５ 年接受的二十一条要求中的第二部分，日本在
满洲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了：辽东的租借期和南满铁路的特权延长到 ９９ 年；开
放全部南满供日本国民居住、经商和从事制造业；向日本国民增加采矿区；
许诺在将来优先向日本资本家借款，在雇用南满和内蒙东部的政治、军事和
警察顾问时，优先录用日本国民。
关东租借地成了孤立于中国大陆的日本社会和文化区。日文出版物、色
彩艳丽的和服、神道的节日和用作官方通货的日元钞票成了殖民地及其主要
城市大连的生活的一部分。南满铁路的干线从关东往北，通过南满的经济中
心区直达长春，行程 ４８３ 英里。它有几条支线，一条直达营口港，一条从沈
阳通往朝鲜边境的安东，一条在大连和旅顺之间。在南满铁路沿线的城市和
在铁路区沿线的两侧，日本不顾中国的抗议，行使事实上的政治管辖。关东
总督府与南满铁路公司关系密切：大部分公司股份掌握在日本政府手中，公
司也由关东总督监督。日本驻满洲的几名领事由公司指派，许多人同时在总
督府担任秘书。除了几条铁路外，南满铁路公司还经营抚顺（沈阳附近）和
烟台（辽阳①附近）的煤矿、轮船业及货栈，并在铁路区内维持学校、医院、
试验农场、公用事业和“铁路卫队”。
① 见 B。A。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 年）》。
① 原文如此——译者。
但是在 １９３１ 年前，满洲的日本政治权力被限制在租借地和铁路区内。由
于日本人占优势的经济地位可以把奉天省主要城市的货物汇集在南满铁路，
运往大连和旅顺港，再从那里用日本轮船运至天津、上海、横滨和大坂，所
以他们有过高地估计自己对满洲的军阀统治者张作霖的影响的倾向。北京政
府的权力在张作霖的辖地内是很小的，但张同样善于有效地限制日本人，视
情况需要或是不理他们，或是与他们妥协，但是成功地利用竞争的日本利益
集团的互相倾轧，可靠地维持一个中国半独立的政体。②
从 １９１４ 年 １１ 月，直到 １９２２ 年 ２ 月通过签订与华盛顿会议有关的中日山
东协定把山东归还中国为止，日本占领了原来德国的胶州租借地；不顾中国
的强烈抗议，日本进而控制山东的铁路和矿藏，其目的大概是要把那里的铁
路与满洲的铁路联系起来，从而统治华北。在 １８９７ 至 １９１４ 年期间，德国曾
经把它的租借地当作海军部管辖下的一块殖民地来治理，并且试图利用它的
铁路和采矿特许权把它的势力扩大到山东全省。１９１３ 年拥有 ５５０００ 名中国
人、５０００ 名欧洲人和日本人的青岛（胶州租借地的总人口约 ２０ 万），在外
国人中以“远东的布赖顿”著称。它的气候以及黄海海边长达一英里多的外
湾（维多利亚湾）优美的东海滩，使它成为一个避暑胜地。青岛海滨饭店能
容纳 ５００ 名宾客，与赛马场一起位于海滩附近。青岛这座“欧洲城镇”，在
伸向海湾的南面斜坡成长起来，它有对称的布局，有先用煤气灯然后用电灯
照明和两旁有人行道和大树的经过铺筑的道路，还有富有德国居民的别墅和
花园。中国的仆人住在主要建筑物后面的“苦力小屋”中。大部分中国人住
在“华人城镇”，由于折除和迁移了引起不便的邻近中国村，华人城镇实际
上已与欧洲居民区隔开。青岛被发展成第一流的港口，市政当局经管现代的
供水和污水处理体系、有效率的医院和一所德国初级中学，１９０９ 年作为德国
政府和中国官员共同努力的成果，还成立了一所德－华高等学校。城市本身的
工业投资比较少，最著名的企业是建于 １９０４ 年的英德酿酒公司，它生产至今
依然著名的青岛啤酒。
山东铁路公司和山东矿业公司都成立于 １８９９ 年，它们由组织上海德华银
行的几个金融机构联合起来的辛迪加与一些德国商行（例如礼和洋行）一起
组成，理论上是中德合资公司。实际上，从青岛至济南府这段铁路，全部是
德国资本，并由德国人经营，在威海卫和黉山开采的煤矿的情况也是如此。
德国的银行辛迪加以及英国的金融界利益集团，在各自政府的支持下，在
１８９８ 年达成协议（与建造一条从天津至长江的铁路有关），内容是德国的势
力范围将向北扩大至河北省，而作为回报，英国在长江流域和山西省的占优
势的利益得到承认。但是甚至在山东，德国也发现它越来越难以实现它要求
的优惠待遇。１９００ 年以后对德的外交孤立、对德国在山东的独占权利会危及
其他地方的在华商业利益的担心，以及中国协力限制德国在山东势力范围的
行动，这几方面结合起来，有效地把德国人限制在他们的租借地和关于铁路
及采矿特许权的狭窄的解释范围之内。不像满洲，中国的和非德籍的铁路卫
兵为青岛－济南铁路区提供保护；接管铁路沿线邮电业务的努力失败了；只有
部分的采矿特权得以利用；甚至青岛作为一个自由港的地位，也在 １９０６ 年结
束。①
② 见罗纳德？S。苏莱斯基：《张作霖统治下的满洲》（密西根大学博士论文，1974 年）。
① 见约翰？E。施雷克：《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德国在山东》。
鉴于中国南部的云南、贵州和广西几省靠近法属印度支那，法国要求在
那里建立势力。法国在 １８９８ 年得到了从东京经边境进入云南的建造铁路特权
（筑路始于 １９０３ 年，于 １９１０ 年竣工，完全是法国资本，由法国人管理）。
法国得到保证，毗邻印度支那的诸省不得割让给第三国，并得到上面所述的
一块广州湾的租借地。由于法国拥有铁路，法国的商业，特别在云南，得到
了优惠的待遇，但它取得的或可以利用的其他特许权则很少。不存在相当于
俄国和日本在满洲实施的那种政治控制。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英国左右着外国在华的商业，是中国最大的
外国债权国，拥有主要的筑路和采矿的特许权，提供了海关和盐务署的大部
分外国雇员，有一半新教的传教士。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势力范围扩大到
整个中国领土，而且它宁愿把一切保持在 １９ 世纪末国际对抗以前的状态。②
除了它的香港殖民地、１８９８ 年租借的新界和从未发展成海军战略基地的威海
卫，英国的势力范围缺乏特定的地域基础，从而缺乏那种发展可与满洲日本
人相比的地方政治作用的兴趣。尽管对英国作出了含糊的许诺，京汉干线的
筑路特权却被一个比利时辛迪加取得（大部分股份由法国的中国铁路公司掌
握）。英国政府在北京作出强有力的反应，支持中英（银）公司（由汇丰银
行和怡和洋行组成），结果取得了长江流域的铁路特许权（从山东边境往南
的天津－镇江线以及沪宁线和苏州－杭州－宁波线）、广九之间的铁路特许权以
及在满洲的特许权（山海关至牛庄一线），这些都在 １８９８ 年取得。与此同时
由卡尔？迈耶和罗思柴尔德勋爵支持的另一个英国集团，即北京辛迪加，取
得了开发山西和河南的矿藏，以及建造一条东西向的把河南的矿藏与京汉干
线连接起来的道口－清化线的特许权。英国这样追求特许权，既基于财政原
因，同样也基于政治原因，即阻止敌对势力范围的巩固这一广泛的政治目标。
但是对特权区的直接政治控制，既没有设想，也没有取得。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国际体系，同时中国国内局势起了
深刻的变化，这些情况大大地降低了进入本世纪之际外国划分的势力范围的
重要意义——只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即除了满洲的日本人。虽然某些外国的
铁路权和采矿权以不同形式继续存在的情况，并不使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高
兴，但是到 １９２０ 年，这些都是外国在华存在的比较次要的方面。
外国居民
对在华的外国国民的人数作出稍微确切的估计是不可能的。例如，有多
少万名朝鲜人渡过鸭绿江进入满洲？海关每年编的开放港口的外国“商号”
和居民的估计数，可能包括了除满洲的朝鲜人之外的外国人相当集中的大部
分地方。例如，在关东租借地区的大连，与哈尔滨一起从 １９１０ 年起包括在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