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上)-第1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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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可以参阅伊懋可的《上海的士绅民主制，１９０５—１９１４　年》。关于城市
士绅以牺牲官僚政治为代价以求发展，可以参阅周锡瑞的《中国的维新和革
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
中国资产阶级卷入辛亥革命，标志着它在政治舞台上出现。关于这一点，
可以参阅　Ｍ．克莱尔？贝热尔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小岛淑男的
杰出论文《辛亥革命时的上海独立与绅商阶层》和爱德华？Ｊ．Ｍ．罗兹更全面
的著作《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的情况，１８９５—１９１３　年》。不过，就英国或
法国的观念来说，辛亥革命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关于这一点，中国的历史
编纂学者首先要把中国和马克思所详尽阐述的普遍发展进程联系起来——如
Ｍ．克莱尔？贝热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一书
中努力指出的。辛亥革命还是巩固了资产阶级在地方管理中的作用。尽管这
种发展并不是成体系的研究论题，但有几个作者着手研究，见　Ｅ．扬所写的本
书第　４　章，罗伯特？基思？肖帕的《浙江的政治和社会，１９０７—１９２７　年：精
英势力、社会控制和省的发展》，以及上文已经提到的伊懋可和周锡瑞的著
作。
周秀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强调资产阶级
在现代经济部门迅速兴起中所起的作用。很多资料可见于从纱厂到水泥公司
这样一些中国主要厂商的重要档案汇编，这些汇编正在迅速地继续出版，尤
其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其中有上海
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荣家企业史料》。以这些汇编为基础的新近专
著，有谢尔曼？科克伦论述烟草业，赵冈论述棉纺工业的中、英文著作，后
者分别补充了方显廷和严中平的英文、中文早期著作。这些资料和专著，使
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社会和文化因素（家族风气、地理上的团结，等等）在组
织生产中的重要性。应特别提出的是，例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和
研究恒丰纱厂的著作。
虽然传统的行会和其他组织是许多著作的论题，但对商会和商业联合会
仍然了解不够，尽管它们在　１９１１　至　１９２７　年间起了重要作用。詹姆斯？桑福
德的《１９　世纪　２０　世纪初上海中国商业的组织和状况》（哈佛大学　１９７６　年博



士论文），主要不是研究民国时期。这些组织的大多数出版它们自己的刊物：
《上海总商会月报》、《银行周报》、《银行月刊》、《华商纱厂联合会季
刊》。这些评论性杂志可以补充和修正条约口岸出版的外国报刊如《字林西
报》、《密勒氏评论报》、《远东商业公报》登载的资料。中国和外国团体
当中的竞争和团结，是一个容易探讨但至今还几乎没有加以研究的问题。
分散得很开但为数很多的　２０　年代期刊，使我们有可能研究条约口岸资产
阶级的政治和经济作用。了解这个时期的名人要困难得多。现存的传记相当
少，但要特别提到朱昌峻的《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１８５３—１９２６　年》。
对于一个操纵上海华人商业团体几近半个世纪的名人虞洽卿，我们所有全部
资料只是方腾的一篇文章——《虞洽卿论》！只有几个商人或实业家仿效穆
藕初的例子，出版自己的回忆录。见张謇之子张孝若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
记》和张謇的主要文集《张季子九录》；也以穆藕初知名的穆湘玥的《藕初
五十自述》；和荣德生的《乐农自订行年纪事》。曹汝霖出版的回忆录，包
括政府和私营银行的资料。传记集有徐盈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和李
新等编的《民国人物传》第　１　卷出版于　１９７８　年，包括记述　１４　个实业人物的
１２　个条目。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编史工作，新近重要贡献中值得注意的，是帕克
斯？科布尔的《国民党政权和上海资本家，１９２７—１９２９　年》。科布尔的解释
——强调　１９２７　年以后中国资产阶级的衰落——应当取代那种国民党统治下
中国资产阶级胜利的传统的但却是错误的论点。但是这种修正的解释，只是
提出了，而没有真正解决　３０　年代资产阶级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
最近的评述见　Ｍ．克莱尔？贝热尔的《“另一个中国”：１９１９—１９４９　年的上海》。
和原始资料相对丰富相对照，对资产阶级的研究很少，这表明当代历史
学家相对来说缺乏兴趣。在革命为其主要领袖叫做农村革命的条件下，２０　和
３０　年代的商业资产阶级似乎是具有暂时重要性的一个起码的阶级——或者
说只是一个集团。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政策中出现的方向性变化至少可能导致
——即使不完全改变判断——重新发生兴趣和出版更多的著作。30